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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地产投资，信仰家园，时尚生活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别林斯基（V.G. Belinskiy），还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尔斯基（Mussorgsky）对应，画家是列宾（Repin）和苏里柯夫（Surikov）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凯，中文写作），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回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甚么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作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羣认同，族羣和谐——是这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羣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羣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众笑）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众笑，鼓掌）
（你看，动到诸位这根筋了。）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众笑）。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众笑）——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甚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说，“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厉害，一句给你挡回去。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大家听说过，名叫哈金，我见过他，很尊重他，是个憨厚的人。他的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文学大奖，中国政府也不提，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好几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紧停住，少谈新加坡。（众笑）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熟人社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羣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羣居抱团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羣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对于不信上帝的人而言，是最有意义或说最真实的中国人人生的表达；对于信上帝者而言，也有意义，不过需要变为：向天家出发，在世界旅行，一直旅行到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最后直到天家。
上帝高于一切的被造物，在被造物的一切里，真正的艺术通常是最高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