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散去，“中国梦”留了下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靠人民实现，为人民造福。官方媒体对此给予热切而宏大的解读，“人民们”却有些不置可否。愤青一些的低声讥诮说，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在或深情或戏谑的议论中，一个声音让人颇感意外。被很多人视作“永远的批评者”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说：“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
在习惯了茅于轼“反政府”言论的人们看来，这个表态简直有些谄媚。在这条微博的近500条评论中，就有不少举出种种不如意现状的质问之声。
不过惊讶者很快就能找回他们更熟悉的那个茅于轼。在这条“奇迹”微博的同一页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评。他批评法治倒退、批评对朝立场、批评政府“蛊惑”好战分子。在一条被转发上万次的微博中，他说：“一个母亲绝不会让她的儿子为了没有价值的目标送命。但国家可不一样。它会鼓动自己的百姓为了随便一个目标送死……被洗了脑的同胞们可要小心啊。”这条微博的近8000条评论中，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
在意见市场愈发多元的今天，惊人之语和争论分歧都已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像茅于轼这样时常不按常规出牌，且让民意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见。
2012年岁末，在FT中文网推出年度中国报告之际，我约访了84岁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去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访那天，是北京这个霾冬里难得的敞亮天，风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车停在办公楼前，司机跳下车，还没赶到后座，茅老已推开车门，稳稳下车，伸出手来，与面露惊讶的司机握手道谢。事后我意识到，茅老道谢，是以为司机就此告辞。这成了后来一个小插曲的伏笔。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茅于轼。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1年5月，谈的是他之前不久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一年半过去，茅老依然挺拔，手脚轻健，思维敏锐，但听力明显下降，与人交谈时需前倾侧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绒外套，显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绒有些塌，在大风天里显得单薄。
“现代唐吉诃德”
我们从弗里德曼自由奖谈起。这个奖，是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2年所设，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推动个人自由的杰出人士。过去十年中，得奖的既有经济学家、国家总理，也有法学院学生和异见作家。卡托研究所在颁奖词中称，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是推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驱人物。
消息传回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片欢呼，左派阵营冷嘲热讽。这样的“待遇”，对茅于轼来说，太过熟悉。中国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富争议的一个。他的很多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网上流传着多段茅于轼“雷人语录”，包括“廉租房应该只有公共厕所，这样富人才不会喜欢”，“替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太少”，等等。
我问茅于轼：您这次得奖，和以往一样，反应也是有弹有赞，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现象依然突出，您怎么看？
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中国人缺的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我们的教育是不断灌输一种东西，从广播电台到报纸到老师到教科书，让你思想就范，你一开口就是新闻联播的口气。你的思想很难摆脱这种控制，就是你方才所说的，不管有没有道理，老跟着他，或者老反对他。这个我觉得都不对。”
我说：“您的很多话，说的也许是经济学常识，但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拿到台面上说。这让您困惑吗？”
“我不管这个事儿，”他毫不迟疑。“我觉得我要说真话。你反对我也好，赞同我也好，我要说真话。”
在真话成为奢侈品，犬儒和忽悠盛行的当下，还要郑重宣称自己“说真话”，难怪茅于轼要被人比作“现代唐吉诃德”。他的许多表达率直拙朴，源自他对中国近百年变迁的亲历与思索。他很少拿捏揣度，把话说到滴水不漏，或包裹于庄严玄妙的经济学理论中，还不时会坦承自己之前的某个表述不够严谨。追随他的人把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缺乏理论功底，很难算得上经济学家，曾经出版的几本著作也只算得上“普及类，与真正的经济学无关”。刺耳话说多了，连一些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也忍不住出来批评他。
比方说，他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词：“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番话来自何处，他自己后来有过解释：“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话一出口，已是哗然。在“劳动光荣”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表现出本能的抗拒，还有经济学者引经据典，要证明茅于轼这番话与他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相悖。比如，自称“新右”的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就给FT中文网撰稿，说，这样的雷人话，会让茅于轼和他代表的自由派失去公信力，反让人投入左派怀抱。
更多人攻击他，原因更简单，就是网上盛传他创办和任荣誉理事长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于是“汉奸”、“西奴”、“美国狗”的谩骂不绝于耳。
对于特别难听的人身攻击，茅于轼从不怒起反击，最多在微博和文章里说几句“批评不可讽刺挖苦”、“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然后继续自顾宣讲他的观点。
“跟我意见不同的人，我从来不要消灭他。我希望他们对于我，也不要采取消灭的态度，”他说。
“消灭”并非耸人听闻。我上次采访他时，他就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他在2011年4月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激起“左派”阵营剧烈反弹。“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成立“公诉团”，收集签名，上书人大，要求公审茅于轼，严惩他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风暴最盛时，网上大字报式的申讨铺天盖地，他收到过威胁电话，外出时有学生围绕在侧，以防他被袭。
就在那样的节点上，他平静地固守阵地，不应战，也不收回对毛的评价。那年接受我采访时，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告诉社会我的看法。他们也有言论自由，说什么我也愿意听。当然我不赞成他们用开批斗会的办法，那是文革做法。”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的今天，评价他有什么意义？我问。
“意义太大了，中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是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那次采访当夜，有国安人员敲开茅于轼的家门，客气地对他说，近期就不要对媒体谈毛泽东了。茅老与我商量，我们决定把稿子压下。
“权贵代言人”
在那次采访后的一年半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中国社会追问反思之声不断。我问茅于轼，他如何看待在他所说的“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回答？
没想到他却相当不乐观：“过去的一年，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哪条路对，还是有争论的。”
我问：重庆模式的终结难道不能说明，中国起码不会再朝极左的方向走了吗？
“哈，难说。现在如果投票的话，我都不保证拥护毛泽东的人就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的道理是很有欺骗性的，”他说。
茅于轼：重庆并未终结中国道路之争（视频）
显然，他头脑里关于毛泽东的这根弦，还绷着。
茅于轼出身世家，父亲茅以新和二伯父茅以升，分别是中国著名的铁道和桥梁专家。茅于轼自己也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建国后最早从事的是铁路机车研究。他的家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沉重的负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挨饿，文革时噩梦重来，夫妻俩曾被双双剃光头。
78年平反后，他正式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并结合十多年劳动改造中的实践，在85年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完成了从工程师到经济学者的转型。
90年代开始，“因为被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所吸引”，茅于轼走出书斋，从理论研究转向经济学的普及，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等著作。他对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倡导，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他对毛时代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又缘于他自身经历中曾有信念的幻灭。“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非常崇拜过毛泽东的，”他说。
“毛泽东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平等，要人人享受幸福。为什么我们不平等，没有享受到幸福啊？因为有剥削者害了被剥削者。所以这个社会要好，就要打倒剥削者，这是他的理论。听起来是很对的，实施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他说。
他认为，这套“剥削理论”不仅让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贫为荣，更是今天中国人畸形的仇富心态的缘起。因此他不断呼吁保护富人。他有一句名言：“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他以身践行前半句——发起慈善，办学扶贫，成立小额信贷——但更多人似乎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他被贴上“权贵代言人”的标签，这个标签成了他的“原罪”。
“我这个话说了以后很多人就骂我，本来赞同我的也反对我——你是混蛋，你为富人说话，”他笑呵呵地说。
“穷人一样有坏人，富人也有好人。中国大部分的富人还是靠本事致富的。认为富人就是坏人，要打倒富人，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但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很多财富的产生与特权息息相关？很多人仇视的，其实是财富背后的特权吧？我问。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起来反特权,”他说。“但是中国社会反特权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而反富人的声音是特别强大的。”
对特权的讨伐，是贯穿茅于轼近年论述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特权已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从经济角度看，特权不除，则市场必入歧途，因为市场前提是平等交换，而特权意味着胁迫；从社会角度看，特权几乎已成一切官民冲突的源头。“我们怎么得到人权？我们把特权取消了就有人权了。”
折衷的批评者
茅于轼的反特权，常常被理解为反政府，于是他被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的反行政干预，又常常被理解为鼓吹市场神话，放任资本和权力侵蚀穷人利益。但事实上，采访中我发现，他既不认同市场万能，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的执政，褒扬多过批评。他相信渐进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说统治精英——在其间的作用。如果说他是一个批评者，他也是一个折衷的，务实主义的批评者。
比方说，尽管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认有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主持正义、保护财产。
他甚至认为，“政府来做市场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途径”、“政府进入就有罪”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他选取的“参照物”之谬暗，导致评价之宽容，也令我吃惊。比如他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成功之处，首先就是政治稳定。“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里，只有这三十年。”
“其次，跟毛泽东时候相比，我们不随便杀老百姓了，政治犯没杀过。还有就是领导人的斗争是和平的，没有说不整死不歇手了。”
归根结底，他不无宽慰地说，中国虽然仍是集权政治，“但这个集权是相信市场的，不是反市场的，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他不愿见到政府之手伸得过长，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十八亿亩红线”政策没有必要、经适房作用弊大于利，对垄断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当我问到，如何才能管束这个过大的政府时，他的回答，再次让我意外。
“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一个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他说。“坏人独裁，老百姓倒霉。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呢！”
“我们历史上有好人独裁的例子吗？”我没转过弯来。
他想也不想地说：“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好人独裁啊。好人独裁不等于样样都好。大方向对，确实是为了老百姓，这就算好人独裁。”
这话让我对茅于轼的一个判断越发清晰起来：在他而言，效率优先，主义第二。他的观点从掉书袋子的人看来，与经典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皆有出入。但他更为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高低，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背后的道与义，而是如何技术性地消除财富产生过程中的壁垒。他对中国社会心态和顽疾的清醒了解，又让他对中国进步的方式抱有极大的宽容和灵活性。
在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茅于轼还在公共领域奔突，随时冒着枪林弹雨。我问：被骂的时候，您怎么想？没有一气走开的念头吗？
他说：“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不放心，说的好听点，叫社会责任感吧。”
“也不是现在才挨骂，从‘反右’就开始挨骂，多难听的话都听过了。骂的声音我也习惯，”他笑呵呵地说。
甚至连挨骂，他也从效益出发，总结过一句：“从经济学上讲，宽容可以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益。”
采访结束时，即发生了开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当儿，我打电话给在楼下候着的司机，请他做好准备。茅老有些吃惊：“司机一直都在等着？”回答是。他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能否请他送我去国贸地铁站？我坐地铁回家。”在场的人全都愣住。我们力劝：正是下班高峰，地铁挤得不行，您老这么大岁数。他从容回答：“正因为高峰，坐地铁比坐车快呀！”几番推让，他终于同意由我们一个正好顺路的同事护送，一同搭地铁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谦谦雅风，这在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转念再一想，高峰时刻搭地铁，讲的依然还是效率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
茅公公顶着经济学砖家的抬头开始大量写书，但是全部不是经济方面的，有许多经典雷人观点，极力论证中华民族劣根性，极力为私有化铺路。甚至为汪精卫的汉奸行径洗地。后被网友考证茅于轼实为汪精卫私生子，茅以升为其养父。人称汪三公子是也。
1.我国贫富差距不大
2.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3. 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由精英来治理，他们考虑的是大众的利益。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4.高利贷并非大家所想象那样的不合理。取缔高利贷倒反而是不合理的。
5.如果高利贷合法化，利息率会降低。
——《重新认识高利贷》
6.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7.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是精英治理的。
——《建国六十的变化与反思》
8.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于再次陷入贫困
——《**和建设：公平和效率——历史的归纳》
9.我看不出粮食有什么危机，粮食现在是越来越便宜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老百姓与经济学家看问题不一样。
——《房价高低与百姓购买欲有关系》
10.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
——回答新金融杂志记者采访
11.国际粮食涨价，如果我们出口粮食，把粮价给压下来，国内粮价上升，那是好事。
——茅于轼谈粮食涨价
12.我看到市场上猪肉这么短缺，排队都买不到。我就发议论，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
——茅于轼谈猪肉涨价
13.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贪污腐化
——接受搜狐财经记者采访
14.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茅于轼谈学费问题
15.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茅于轼谈致富
16.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茅于轼谈贪污
17.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于轼谈保护耕地
18.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
——茅于轼谈经济适用房
19.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
——茅于轼谈房地产
20.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
21.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22.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23.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茅于轼谈主权
2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25.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
——茅于轼谈汪精卫
26.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
——茅于轼谈我们应该纪念日本侵略者
27.国家的尊严，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
28.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
——茅于轼谈国防
孙锡良 2013年
前按：有关茅于轼先生的争论，俺本不想谈更多看法。但是，茅先生把反对他的人都视为“糊涂、可怜、可悲”的一族，这就过头了!您可以反对毛泽东，可以反对社会主义，怎么就不允许有人反对您呢?莫非您真把自己当成是碰不得的思想家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够对立了，象您这样的老人本该做理性的思考者，何必反之呢?您老应该懂得“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的含义吧?
我看了一下茅老先生近些年来的言论，也看了不少网友们的争论文章，稍微给茅先生总结了一下，不外乎下面六大理论：
第一大理论：“洗脑迷魂汤理论”。
现时的中国，很多人见不得一点统一性，见不得有人公开说共产党好，见不得有人赞扬社会主义。如果有人敢逆这种潮流，就被茅于轼先生之类的“先进分子”视为被共产党洗脑了，就被说成是喝了迷魂汤，好象中国人已经容不得稍微统一一些的观点。
说实话，本人也是个爱批评政府的人，也是主张个性自由的人。但是，我认为凡事得有个度，不可把一切事情皆绝对化，有些事，在大的群体上保持一点统一性并非是坏事。“统一”本身不是个坏名词，古今中外都不排斥统一的观念。欧美排斥吗?不排斥，别看欧美宣扬个性，但大家看看他们在对待中国时，绝对是统一的，他们在对待国家整体利益时，从来都是观点较为统一的。
共产党是不是就要求绝对统一了呢?我看也没有，无非只是想寻求最大程度的和谐统一，无非是想减少一些改革的阻力而已。说几句共产党好就是被洗脑了吗?就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茅于轼先生天天说资本主义好，天天说美国好，不也是被洗脑了吗?不也是喝了美国迷魂汤了吗?那些支持您的人，是不是喝了您灌的迷魂汤呢?
在对待共产党和政府的问题上，作为国民，不应当走极端，看到有正确的决策，就理当鼓励他们，就是要支持他们，大家都唱反调，能办得好事吗?做得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大胆地批评。有人会说我孙某人讲风凉话，会说我讨好政府。其实不然，我从来都没有公开赞美过政府，但我对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就事论事。
茅于轼先生很奇怪，一边骂毛泽东搞“打倒孔家店”破坏了中华文化，另一边又骂老百姓不该迷恋共产党，不该忠于政府忠于党，人家一忠于党就可悲了、可怜了、糊涂了!什么理嘛?孔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难道不是忠君和仁和吗?您要骂毛泽东不该打倒孔家店，就应当是主张孔儒理念的。可人家一按儒家的来，您又恨他们不听您的，听共产党的。您不能总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中华文化”当抹布使用，用的时候抹一下，不用就扔掉。网友们为什么会迷信“洗脑迷魂汤理论”呢?一是对社会矛盾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深为不满;二是正确理论信仰的严重失位;三是党和政府忽视了给社会广泛存在的不同思想给予公平交融的平台。
“洗脑迷魂汤理论”的主要目标还是撕裂群体，扰乱思想，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如果真是主张言论自由，就不应当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是“可怜、可悲、糊涂”。
第二大理论：“强奸不抵抗理论”。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茅先生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事例是：日本因为没有反抗美国占领，所以变成了强国，中国因为抗日、抗欧、抗美，所以变得落后，他把日本的这种作法称为“以民为本”，他认为中国抗战搞的是“以国为本”。
茅先生的这种理论也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他借用了“以民为本”这个词。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词，茅于轼先生深谙吸心大法，政府不是很多事情不以民为本吗?我这一把“以民为本”抬出来，吸引力当然强，尤其是有些人在看到中日的差距以后更以为然。
然而，稍有点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认同这种逻辑混乱的歪理论，我帮茅先生总结一下就叫“强奸不抵抗理论”，即只要舒服，管他男人是谁。然而，日本是心甘情愿被美国占领吗?不是。它是苦于被打得无处可逃的情况下才接受投降决议的，后来被美国控制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日本人也时刻想挣脱当“二奶”或被强奸的处境。日本的经济发达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是靠当“二奶”换来的。美国在全世界强奸的国家很多，真正走向富强的国家并没有几个。另外，“二战”期间，日本政府让国民死了那么多，怎么还“对民为本”了?
退一步讲，即算中国当年不抵抗世界各国的侵略，愿意被各国强奸，中国是不是就比现在更为强大呢?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可以打N个大大大的问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去当人家的“二奶”或乐于被人家强奸，祖宗会怎么想?子孙会怎么想?女人们会怎么想?男人们会怎么想?你中国愿意当“二奶”，日本侵华时，日本人也许不会搞“三光政策”，但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率领的动物们的兽性将如何解决?他们会善待“二奶”吗?会善待咱的同胞吗?他们会以中国的人民为本吗?
如果是茅先生家中的女性沦为日本玩物并被刺刀剖腹，您将作何感想?俺可以肯定地讲：被强奸并非都是舒服的，也并非每个被强奸者都能感觉到幸福。请茅于轼先生不要迷信每个“二奶”都是在享受，请茅于轼先生不要故意把“国本”与“民本”进行对立、割裂，在国家还没有消亡之前，任何把“国”与“民”利益对立化的言论都是有害的谬论。
第三大理论：“领土不重要理论”
为了证明自己的大慈大悲，茅于轼先生最常谈的观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战争，战争是政客捞取利益的工具，老百姓是白送性命，毛泽东好战就是不尊重中国人的生命。
这些理说得非常好，你甚至都不敢挑毛病，硬要去挑，肯定又会遭网友骂成是“政客的枪手”或“漠视性命”的残暴分子，茅于轼先生的聪明之处在于首先把占了道德高地——珍惜生命。谁反对他，谁就不珍惜生命了。然而，我还是要来挑挑看。你茅先生想不打仗，就不会打仗了吗?你中国人不想打仗，世界就全不打仗了吗?慈禧当年真的是不想打仗的，她已经忍让到不能再让了，结果呢?“八国联军”吃这一套吗?
现在呢?是不是世界更文明了?是不是只要中国放下武器不打仗，人家就不打咱了呢?不用问美国，就问问日本看看?茅先生说钓鱼岛既住不得人，又不能种庄稼，要它作甚?假若今天中国没有战略威胁力，您看看日本人跟您哆嗦不?您不是说日本政府总是“以民为本”吗?日本政府为啥跟咱玩命地抢钓鱼岛呢?
茅先生表面看总是尊重中国人的生命。问题是：你把钓鱼岛让给日本了，性命是否保住了呢?你中国的商船路过那里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还要掐你的脖子呢?钓鱼岛让了，福建和浙江的岛屿若是又被日美看中了，是不是还得继续让?不让很可能还得要打仗，为了尊重生命，是不是还得继续送给它们?若他们再不满足，看中了中国大陆，是不是又干脆让大中国被日美强奸得了?
用“尊重生命”来推广“领土不重要理论”是一种典型瓦解国民意志的行为，最终只会让更多人的生命得不到尊重。茅于轼先生您崇拜的欧美为什么还要为领土打仗?英国干吗要跑那么远跟阿根廷打仗?英国政府不尊重国民生命了吗?英国政府不“以民为本”了吗?
第四大理论：“劳动不致富理论”
茅于轼先生说：劳动不创造财富，只有资本才创造财富，不赞成“劳动致富”的观点。
这个观点很能打动人心，底层人还有一种普遍心态，那就是羡慕不劳而获的人，因为他们不劳动也过得悠闲轻松，似乎也很符合现实：劳动的人不富，富的人不劳动。撇开现象看本质，是否果真如此?绝对不是。任何靠正常途径富起来的人一定是劳动致富的，所谓资本创造的财富也是通过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决非天上掉下来的，只不过资本掌握者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茅于轼先生不揭露资本创造财富的本质是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反而说劳动不创造财富。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财富怎么来?天上飞下来的，印刷厂印出来的?
一般人可以试图积累资本创造更轻松的财富，可依赖剥削别人的人也绝对是极少数，多数人未必可以做这样的美梦，如果多数人都能途经此路，那财富到底会从哪里出来?印钱的权力不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挖矿的权力也不是在多数人手里，银行的钥匙也不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不劳动获得财富的人可能是多数吗?如果不劳动，不要说财富是否能获得，在你将要饿死的时候，未必有一个财神爷施给你一碗米粥，很可能骂你：该死的懒汉!
底层人要想致富，要想突破上层人的防线，最好的出路便是通过劳动积累财富，直至超越比你更上层的富人。劳动有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想做好主人，终归还是要劳动。古往今来，城里人通常看不起乡里人，农村人刚进城，总是得不到尊重，也不是城市的主人。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另一种现象：主导城市的往往总是后来人。老城市人寄望不劳而获的日子终归不长久，穷人的地位最后留给了老城市人。哪怕你曾经摆过地摊，哪怕你曾经当过佣人，只要你努力打拼，你就有可能站在城市主人的位置之上，不是有很多农村人最后都成了城市领导者?只有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未来。
茅于轼先生极力主张“劳动不创造财富理论”，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搞权贵资本主义，并且是纯粹的玩虚拟经济的资本主义，一个否定劳动价值的理论，无论拿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多数人认同，人类若都轻视劳动，那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
第五大理论：“穷人不要厕所理论”
前两年，有关经济适用房的问题炒作得很厉害，原因是腐败很严重。茅于轼先生提出一个主张，要求政府不要给经济适用房建厕所，说这是帮穷人说话。
我就在想：一个如此有名的经济学家，怎么就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呢?!你怎么不给政府提出如何治理腐败并防止经适房被占的建议呢?你的智慧为什么偏用在房子结构上呢?再腐败，毕竟经济适用房还是穷人住户占多数，真正的富人占着住房也是出租或空置的，如果哪位贪官还住在经适房，那他再贪也贪不到哪里去?
我走访了长沙两个经适房小区，几乎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低收入者，腐败现象并不是传说中那么严重。退一万步说，即使存在，也不能以“惩罚穷人”的方式来遏制腐败啊?你不建厕所了，腐败就可以遏制住吗?当官的想腐败，你怎么建，他都可以腐败，反正自己不会住的。如果经适房建得连穷人都不想住了，那就全变成官员寻利的临时租用住房了。
透过您的建议，我可以推测一下您的心理：既然是穷人，有房子住就不错了，没有厕所总比露宿街头要强，您的内心其实还是鄙视穷人的。
第六大理论：“剥削利于穷人理论”。
茅于轼先生现在很爱讲一句话：“帮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大家初一听，好象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办了很多好事，好象一切言行的出发点都是拯救穷人。事实呢?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您为穷人做了什么事?小额贷款吗?技工学校吗?我这里就不详谈，您自己心里应当也有数，大家不妨去看看相关文章。
网上的朋友为什么有很多相信茅于轼先生是帮穷人说话呢?因为茅于轼先生很巧妙地利用了“历史”，他说：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剥削，但人民穷得要死，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剥削，所以，全国人民都吃饱饭了，都可以旅游了。
乍一听，是蛮有道理的，过去是没有现在吃得饱、玩得好，好象剥削还真有理了。
毛泽东时代吃得不够饱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政策约束了生产力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刚成立的新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又遭遇诸多封锁和责难，要取得独立有尊严的国家地位，战略上偏于强硬也是无奈之举，适当地偏重于国防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必然会遭受国际大国的封锁与制裁，尤其是对生活生产物资的封锁与制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毛泽东不想与西方大国靠拢，是时机不成熟，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机慢慢成熟了，毛泽东不是就打开了与西方接触的大门吗?生活不也是在一步步改善之中吗?后来的成就不也是建立他的努力基础之上吗?
再看看今天的国家现状，一些战略产业如果没有在当时起步，后面都没有取得独立自主权，只要在当时起步了的产业，后面都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并且积累了战略威胁力。改革开放的安全保障来源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和建设，后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前人的吃苦基础之上的，有意切割新中国不同的阶段是不理智的。
在阶级社会里，我承认剥削现象的存在仍将是长期的，但绝不同意“剥削利于穷人理论”，这完全是一种“强盗理论”。后几十年的物质进步不是“剥削有理”的结果，是中国市场向世界开放和中国资源向世界输出后的相应回报，缺少了这两个条件，你怎么剥削都不会有对穷人有利的结果。
茅于轼先生，您可以宣传剥削长期存在的客观规律，但请不要用“剥削利于穷人理论”来误导国民!
争论是没有问题的，对抗是不理智的，如果茅先生有意制造对抗那就无药可救，若您还保持一份老人的理性，我认为让争论走上理性轨道还是有希望的。茅先生，请您记住!所谓理性决非只是针对暴力而言的问题，语言暴力同样也是暴力，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出暴力观点实质上也是非理性行为，结果必然将争论引向非理性轨道。
茅于轼先生，您不是一直讨厌“文革”期间戴大帽子的作风吗?那为什么人家一反对您，您就说人家“糊涂、可怜、可悲”呢?为什么人家一反对您，您就说人家想走老路、想搞文革、想回到过去、想赞美贫穷呢?按您的逻辑，那就是所有人都要听您的?就是要彻底否定中国前三十年吗?您这又是什么民主做派?
从政府角度讲，我认为应当对一些言论作出规范，再有名的人也要尊重实事，尤其是涉及到数据问题时不能信口开河，拿不出真实有效的材料，就不能虚构历史，虚构历史必然引起混乱，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历史，以史乱华也就变得十分容易。只要是个负责任的政府，错误的路就不会重走，正确的路就要坚定地走，与走的时间长短无关，只与方向有关。
茅于轼先生扮演得那么认真和富有“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两个目的：反毛、反共。
茅于轼先生和他的拥护者现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人文经济学会。(当然还包括下面的分支机构)
大家要看清楚，这两个阵地打的都是“经济”牌子。然而，他们在那里是不搞经济学研究的，他们搞的全是政治，因为这两个机构的精英全是主流社会的人，全是隐藏在官方机构中的人，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研究平台，基本都是拿国家的钱做自己的事，他们走到这两个阵地的目的是插上自己的“旗子”，实质上也可以叫“党组织”，只不过，他们不敢宣称罢了。
作为民间人士，对茅先生构建“党组织”的对错暂且不评。但是，把茅先生的目的挑明不是什么坏事。他当先锋的安全之处在于年纪大，政府拿他没什么办法。另外，他也是西方国家重点保护的对象，正如茅先生自己所言：“谁要是把我弄死了，那国际影响就大了，绝不是国内影响的问题。”他背后的国内外支柱是谁?
结束语：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自残是可耻之举，自贱是羞耻之举，投降是无耻之举。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团结吧!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