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八二九年一月的俄罗斯，恰达耶夫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恰达耶夫断断续续写了八封类似的信。信件没什么私人性，与其说它是对一位朋友的致意，不如说是对俄国生活的一次检讨。
迟至一八三六年，这八封信中的第一封才在《望远镜》上发表。这份杂志的主编之一是锐利而狂热的别林斯基，对于很多俄国青年来说，他是俄罗斯社会的道德良心与美学标准，也是他把政治与社会标准引入对文学的评判。作家从来不该躲进单纯的艺术世界，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个公民。
这封信引发的反应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恰达耶夫自己。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几乎每个家庭都在谈论这篇文章，该期的《望远镜》被一抢而空，手抄本也随之出现。“自俄国有了书籍和开始阅读以来，无论此前还是此后，还没有一件文学或学术的事件，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如此广泛的作用，曾传播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热闹。”一位恰达耶夫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
它引发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在黑夜中发出的一声枪响，也许是什么东西沉没了，在宣告自己的灭亡，也许这是发出的一个信号，在呼救，在报告黎明即将来临，或者再不会有黎明了——反正，必须清醒了”。亚历山大•赫尔岑，一位典型的读者发现自己不得不数次中断阅读，以控制自己的难耐的兴奋。
人们的反应不仅仅是同情，也有很多读者被激怒了，称恰达耶夫是俄罗斯的叛徒与敌人，他竟然如此中伤自己的祖国。就连他少年时期的挚友普希金也感到不安，难以接受他对于俄国的尖锐态度，在信中写道:“至于观点您是知道的,我远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能赞同的。”
书刊检查委员会召开了专门会议，沙皇本人也出面了，他宣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的大胆的胡言乱语”，官方随即派出医生去给恰达耶夫治病，医生与警察局长每周六为他检查身体。《望远镜》被停刊，这无疑激发了更大的范围的热忱。“导致杂志遭禁的文章不仅在那些有文化、能读书的人中间驰名，连那些识字不多的人也爱读它，甚至异想天开、信口开河地对它加以解释”，一位年轻作家回忆说。
热烈异常的争论，缘于恰达耶夫对于俄国的判断，在他眼里，俄国的精神状况就像它的地理位置，尴尬地悬挂于两个世界之间，既缺乏东方的想象，又没有西方的理性。它的历史乏善可陈，“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法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就是我们可悲的历史了”。
文章中充满了对于俄国历史与现状的悲叹，你随手就可以捕捉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最优秀的智慧在为某种极为简单的命题而苦恼。那些优秀的思想，除了原因和结果外，都在我们的大脑中死去，转化成徒劳无益的幽灵。”甚至俄国人的表情都是悲惨的：“在我们的目光中有着某种奇怪的不确定性，某种冷漠、无信心的东西，与处在社会阶梯低级阶段的民族的面孔有些相似”……
一个孤独、愤怒的思想者的悲叹为何触动了整个时代的神经？不是他的思想的深度与洞察力，而是勇气。“在一个噤若寒蝉、还不习惯发表独立见解的国度里，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它的力量就这么大”，赫尔岑写道。
二
“噤若寒蝉”的年代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十九世纪开始时，俄罗斯曾充满希望与活力。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公正的国家。他允许俄罗斯人自由出入境，从欧洲引入图书杂志，取缔了文化艺术的审查体制，废除了秘密检察组织，允许地主自愿解放农奴。启蒙精神从法国传来，对于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呼声不断出现，公共生活中洋溢一股乐观的进步主义之风。
这一切在一八一二年达到高峰。俄国军队不仅击败了入侵的拿破仑，还进军巴黎。胜利的进军也是一次光辉的启蒙历程，俄国的军官与士兵经过沿途的城市与乡村时，发现这些等待他们拯救的人群，要比俄国人享有更多的富足、自由与平等，巴黎的景象尤其令他们震惊，胜利的喜悦中夹杂着苦涩与愤懑。归国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见闻向家人与朋友倾诉，出身贵族的军官要把这欧洲的新精神带入俄国。他们期望沙皇能再次如彼得大帝一样推动改变。倘若国家富强是上一次改革的主要动力，这一次则围绕政治体制、民生与民权。
亚历山大一世未能推动这些变化，他的行为由开放转为保守，空气中的变革冲动与热情逐渐流逝。他在一八二五年突然去世后，改革者准备推翻即将执政的尼古拉一世，他们发动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镇压起义后，尼古拉却准备把俄国带到另一个方向。他扩张严酷的官僚系统，用皮鞭、警棍与流放来打击不同声音，贵族中的进步力量瓦解了，再没有力量能制衡沙皇的绝对权力。他试图关闭与欧洲的交流，一头钻进了东正教与民族性，为这封闭的思想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思想上的压抑与混乱总是同时到来：一方面不能自由表达内心所想，恐惧独立思想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们则投身于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加审视地讴歌既有的权力体制、民族传统。
这种反动的精神，迎合了俄罗斯传统中的保守潮流，也与新涌现起的俄罗斯自我意识相吻合。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生活在对西欧的阴影下，比起西欧的富足、强大、文明，俄国人觉得自己就像是门外的野蛮人。彼得大帝把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堡，开办港口、建设道路、重整军队、派遣留学生，试图让俄罗斯像西欧一样。但每向目标进一步，反作用也随之而来。人们感到身份的焦虑、自尊心的受挫，因为进步的迟缓，一种无望与怀疑也随之而来：俄国能否吸收西欧的文明，这种吸收是否有必要。
“自从我们向外国派出自己的青年一代，并委托外国对他们进行教育以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完全改变了”，一位作家在十八世纪末尴尬地写道，“由于臆想的所谓教育，在我们的心灵里灌输了种种为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成见、新嗜好、新弱点、新念头。我们对祖国的爱熄灭了，对祖国的信仰、习惯等等的依恋消失了。就这样，我们把旧的东西忘掉了，而新的东西并未接受过来，我们既不像自己，又未取得所企求的变化。”
俄国人在强烈的自卑与自傲中摇摆，一些时候对于西欧态度谦恭，贵族们以讲标准的法语、阅读伏尔泰、狄德罗为荣，另一时刻则沉浸在伟大的俄罗斯传统中，宣称要销毁与抵制一切西欧的影响，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和谐与光荣的岁月里。
与此同时，一种更为健康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都因启蒙精神而苏醒，普希金令俄国人感到自己的语言也可以写出如此动人的诗歌。即使富有改革精神的十二月党人，也认定盲目模仿欧洲的生活是不恰当的，他们相信解放思想与文化独立是并行的。
但在一个专制系统中，民族自尊经常混杂于狭隘的沙文主义，并为专制权力服务。就连最杰出的头脑也不免受其影响。“我们没有参加任何一次震撼欧洲的大事件，不过，我们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普希金在给恰达耶夫的信中说，“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鲸吞蒙古人入侵的广袤地域。鞑靼人没敢迈过我们的西部边界，把我们留在后方。他们又退回到自己的荒漠，基督文明因此而获救。”尼古拉一世无疑要利用这种情绪，他不正自命为宗教、民族的代言人吗？
在很多方面，恰达耶夫对于俄国的判断失误：俄罗斯不仅产生了伟大心灵，还创造了一个让西欧震惊不已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他的解决方案也过于简单，他期望用基督教来拯救俄罗斯。但这都不会影响他造就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代，从现实政治到公共生活再到宗教领域，压抑无处不在，恰达耶夫用全盘否定式的偏激来对抗。他的力量也正来自于此，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把人们从昏沉中惊醒。恰达耶夫的诅咒与绝望，也表达出整个时代的幻灭情绪，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时代与俄罗斯的命运。
由八封信组成的《哲学书简》直到一八五六年才出版，恰达耶夫的后半生始终在郁郁中度过。在一次沙龙聚会中，赫尔岑发现他“冷漠而又严肃，聪明而又愤世嫉俗”，在人群中倍显孤独、桀骜。他也是一代理想主义者命运的缩影。他曾是热情的爱国者，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如今却看着时光流逝，雄心与能力无处释放，只能诅咒自己曾赞扬与保卫的祖国。
薄薄的《哲学书简》长久而深刻地塑造了俄国历史，两个思想流派因此而清晰的呈现出来。“西欧派”相信俄国必须遵从欧洲已走过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斯拉夫派”则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它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抵制来自欧洲的影响。
直到今天，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仍在继续。过去十年中，俄国特殊论再度兴起，很多人再次认定俄罗斯不能适应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制度。政治人物则再度利用了这股潮流。总统梅德韦杰夫这样驳斥民主倒退的指责：“俄罗斯从未有过民主……在沙皇统治时期，没有民主;在苏联时期，没有民主。因此，我们是一个有着千年独裁主义历史的国家……我们需要改变经济结构，否则我们就没有将来。至于我们目前的政治模式，改变只能是谨慎的，一步一步的，以免破坏稳定。”谁都清楚这背后的台词：只有他们才能指导俄罗斯这一步一步的变革，反对声音只会破坏稳定。（待续）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极权的诱惑》，台湾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