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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请世界最著名的收购企业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的两位创始人共进午餐，两人不愿意出去用餐，但倒不反对我请他们点印度菜外卖到KKR的香港办公室来吃。这两人就是亨利•克雷维斯(Henry Kravis)和他的表兄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总部位于纽约的私人股本集团KKR在全世界有14家分支，投资的企业雇员总数逾100万人，其中包括美国医院集团(HCA)，以及英国制药和医疗保健集团联合博姿(Alliance Boots)。
KKR香港办公室位于香港租金最高的办公楼之一的56层。前台领着我来到一间会议室，告诉我两位老板即刻就到。午餐菜肴已经摆好，不是像我以为的那样装在塑料餐盒里，而是已经移装到精美的Wedgwood瓷盘里。亚麻餐巾也已经摆好，餐巾上绣着KKR字样。
罗伯茨很快就到了，非常典型的银行家打扮——细条纹西装、粉色衬衫、紫红色丝绸领带。他说，紫红色已经是KKR的企业标志色了，并递给我一张新的名片，名片上的KKR标也是这个颜色。克雷维斯随后也到了，穿着白衬衫、打着格子领带，金领带夹引人注目。
克雷维斯67岁，罗伯茨68岁，两人都个子不高、行动敏捷。尽管才分开几个小时，两人一见面就亲切地互相问好。这两表兄弟真是亲（比如，克雷维斯为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捐了一条长椅，以表兄的名字命名）。因为两人亲近，尽管如今的KKR已是一家有近900名员工、管理着600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上市公司，他们还是称其为“家族式企业”。
克雷维斯边问我喝什么饮料，边自己动手给他自己倒了一杯，没有劳烦站在旁边侍餐的3名员工。我要了一杯汽水，克雷维斯郑重地给我倒了。罗伯茨要了杯健怡可乐(Diet Coke)，克雷维斯给他倒的时候就随意多了。
从我们所在的56层楼俯瞰香港，令人头晕目眩。这顿午饭的时间花了几个月才敲定，因为我要请的这两位很少同时待在一个地方。克雷维斯住在纽约，罗伯茨住在美国西海岸。两人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一起吃饭，带着各自的太太。他们喜欢悄悄造访一些本地餐馆，有时候还是些很不上档次的馆子。（在我们约定午餐时间的前两天，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两对夫妇。4个人都穿得很随意，正准备去一家不知名的四川饭馆。）克雷维斯说，我们的午餐是他选的，他和他太太都很喜欢印度和印度菜。“玛丽-约瑟(Marie-Josée)和我喜欢去印度过圣诞，不过今年我打算1月6号去那里过生日。我们会去一些印度当地人都没听说的神庙。”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在1976年创立了KKR。公司名称中的第一个K(Kohlberg)代表另一位较年长的共同创始人杰尔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他在1987年离开了公司，次年，KKR就因在RJR纳比斯科(RJR Nabisco)收购案中的大胆行为一举成名。1990年出版的畅销书《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讲的就是这个收购案，如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该书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华尔街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那时，传统的经营方式被KKR这样的新贵完全颠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都曾是科尔伯格的手下，在敢于打拼、积极进取的纽约投资集团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工作，罗伯茨离职去加州的时候，克雷维斯顶替了他。在贝尔斯登的时候，三人开创了一种杠杆收购，后来在KKR，他们正式确立了这种模式。与科尔伯格分道扬镳经历了痛苦的过程，直到如今仍有余痛。分道扬镳的部分原因是，两位年轻人强硬的经营风格与前导师的低调不合拍，还有部分原因是在钱的问题上起了分歧。
KKR的经营模式依赖大量举债来收购企业，并在收购结束后用获得的现金偿还债务。收购成功的话，获利丰厚；不成功的话，通常是债主赔钱。因为在这种方式中私人股本企业与债主地位不平等，以及私人股本企业能够借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进行收购（只用拿出很少的自有资金），这一行业长期以来形象不佳。KKR早期大胆收购了许多大企业，且成功率很高，其名称因而变成了进取型“野蛮人”策略的代名词。
外界对这对表兄弟的印象是铁腕、志在必得，而我在香港办公室看到的两人实际上风度翩翩、谦恭有礼，我认为，这种区别就是两人在私人股本世界中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两人也在努力改变外界对公司的印象，让大家了解公司现在的状况。几年前，我去纽约KKR总部参观时，墙上画着英式打猎场景，还挂着一些昂贵的、镶金框的传统画作。后来，他们决定抛弃旧形象，如今，KKR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墙上都挂着现代画作，通常由办公室所在地当地画家所作。克雷维斯向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捐了很多钱和画，他的第三任太太、经济学家玛丽-约瑟是该馆信托基金会董事长。
罗伯茨比克雷维斯年长4个月，据说脾气也更为温和。我问他为什么要转变风格。罗伯茨答道：“我们换掉那些画，想改变整个KKR的思维方式。”他补充说，卖旧画还挣了点钱。
我们坐下开始吃饭，克雷维斯郑重地先为我取了一客芝士菠菜，然后又加了一些咖喱土豆。他说，领带夹是他兄弟送的，上面有一枚1864年的维多利亚硬币。
“你居然还没弄丢，真神奇。”罗伯茨温和地说道，边说边自己取了一些肉，熟练地用扁面包卷起来吃。
克雷维斯和我各自又往自己的餐盘里取了几勺咖喱。我注意到，旅行习惯更为保守的罗伯茨（喜欢美国西海岸的高尔夫球场胜过印度神庙）在饮食习惯上也更加保守，不那么辣的印度烧烤更符合他的口味。
约10年前，有一段时期，这对表兄弟似乎没有现在这么亲近，公司发展也有些迷失方向，金融圈人士都在猜测他们会如何解决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后来，两位创始人对业务进行了重整，办公室大变样也是图个新气象。2010年7月，KKR追随其竞争对手、私人股本集团黑石(Blackstone)的脚步，在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挂牌上市。
这些年来，KKR收购的企业包括Safeway超市、电池制造商金霸王(Duracell)，当然也包括食品和烟草联合体RJR纳比斯科。如今，KKR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繁荣期收购的大部分企业都挺过来了，不过，收购成交价最高的德克萨斯能源期货控股公司（Texas Energy Future Holdings，原名德克萨斯公共事业公司(TXU)）目前仍未脱离困境。
克雷维斯相信KKR和私人股本业会经受住经济风暴的考验。“如果投资者们能够忍受流动性吃紧、等待5至7年，他们仍将获得丰厚的回报，收益率将是其他投资所无法比拟的。”克雷维斯说，“我们所有基金的价值都超过了成本，并正在产生回报，即便是那些没有全额投资的基金也是如此。”
亚洲业务是KKR增长最快的业务，自KKR筹集40亿美元用于投资亚洲公司，并在后来筹集10亿美元投资于年轻的中国公司以来，5年间，原来的小建筑已容纳不下现在的业务规模，因此KKR不久前搬入现在的办公室。克雷维斯经常在亚洲出差，一部分是为了培养与这里的投资者的关系，它们包括这一地区最富经验的投资者，比如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也包括一些最新的投资者，比如韩国的国民年金计划(National Pension Scheme)。（KKR最近与后者合作投资美国Colonial Pipeline公司。）
这对表兄弟这周在香港，是为了助阵本地员工为一只新亚洲基金筹资60亿美元。KKR在亚洲市场的历史比凯雷(Carlyle)这样的竞争对手要短得多，但看起来前景很不错。凯雷的亚洲业务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80亿美元的利润。KKR已经对亚洲地区的许多公司进行了投资，包括一家马鞍山的牧业公司（“我们拥有11万头奶牛，”克雷维斯骄傲地说）、一家上海的金融公司、一家韩国的啤酒公司和一家印度的连锁咖啡屋。
主管亚洲业务的是乔•贝(Joe Bae)，美籍韩国人，于2005年年仅33岁时走马上任。“但当初，我们创建KKR时才32岁，”克雷维斯回忆道。“那时（35年前），我们是光杆司令，只有彼此。”罗伯茨说，那时的两人，就像现在的贝，“年轻，有干劲，但很谨慎”。同时，KKR中国业务负责人刘海峰(David Liu)，是这家大收购公司中国区高管中唯一真正居住在中国的。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表示，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一方面在KKR中抵制官僚作风，另一方面打消一些年轻同事的自大。KKR的一名高管曾坚持在他下榻的每间酒店房间里，都摆放一架平台式钢琴，不计成本。这种做法不会再得到容忍。“关键不在于显示你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克雷维斯说。“自大是致命的。”
尽管KKR多年来引来了许多模仿者，但它本身的企业文化令我吃惊，它的形象更像“门口的野蛮人”，而不是精英资本家。公司创始人从公司初始就把利润拿出来分享。首次公开发行之后，公司70%为员工持股，30%为公众持股。
罗伯茨放下餐叉，但克雷维斯又吃了一点咖喱羊肉和米饭，其间向我讲述了KKR如何向所有员工——包括支持部门员工和秘书——解释，为什么长期持股更有利于获利，尽管回报可能要数年的时间才会实现。“他们会说：‘能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Bloomingdales)1000美元的礼券做替代吗？’”两人在没有科尔伯格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第一笔交易——对Storer Communications的一笔24亿美元的投资——使每名员工获利8万美元。
自两人策划RJR纳比斯科收购以来，收购行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给收购RJR纳比斯科筹集资金，两人曾满世界奔波，比如，他们曾试图说服一批日本投资者和银行，凑足他们所需190亿美元贷款中的60亿美元。
20多年后，KKR的对手黑石和凯雷规模大得多，但这家“家族企业”仍然生机勃勃：克雷维斯在福布斯(Forbes)2011年美国富豪榜上名列第86位，罗伯茨列第91位。两人的估计资产均超过30亿美元。
克雷维斯点了许多菜色，两小时之后，大堆的唐杜里烤肉(tandoori meats)和一碗碗咖喱菜肴仍未见少。克雷维斯喝了点咖啡，罗伯茨要了茶，而我除了汽水以外什么也不喝，这让克雷维斯很失望。
用餐完毕后，罗伯茨告诉我，他将在下午晚些时候飞走，“乘‘罗伯茨号’航班，”他边走边说，克雷维斯则说他要在深夜飞往纽约——也是乘私人飞机。
过去一个月，克雷维斯只在纽约待了一天半。这次出差他们开了61次会。“我从1978年起，就一直去亚洲，”克雷维斯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3年，与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同行。但玛丽-约瑟1971年就开始去中国了。”我记得，那是尼克松(Nixon)著名访华之旅的前一年。
两人一起送我到电梯，并表示期待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看到这篇采访。“最好把我们描写成偶像，而不是传奇，”罗伯茨一本正经地说。“死了才能被描写成传奇。”
汉妮•桑德尔是英国《金融时报》国际金融领域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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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 Mahal餐厅
地点：香港铜锣湾波斯富街83号
外卖餐，在此分享：
薯蓉咖喱角
香炸洋葱饼
唐杜里烤杂排
闷烧青蔬
印式咖喱羊肉
印度马萨拉鸡
芝士菠菜
各式面包
酸奶
米饭（肉饭及白米蒸饭）
总共花费（包括送餐费）：698港元（57英镑）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