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罗：人均居住空间越来越大

新加坡近年大量引入外来人口，坊间不时听闻国人埋怨岛国越来越拥挤，造成生活素质下降。一些国人甚至认为外国人推高了物价和房价，叫苦连天。 　　外国工人和新移民流入，真的导致新加坡人钱不够用，空间也不够用吗？ 　　新加坡统计局前局长、首席统计师张保罗博士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新加坡的空间绝对有足够条件容纳比现在“更多更多”的人口；而我国组屋区又确实需要更多人口，否则不但邻里商店的生意做不起，居民要转售组屋时也找不到买主，而市区以外的地铁站也可能因乘客不足而营运不了。 　　加上本地生育率又萎靡不振，如果没有外地人来壮大我们的消费市场和帮我们拼经济，单靠本地人口实难以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 　　张博士住过香港、新加坡和纽约，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自然也比较了这三个繁华大都市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他的结论还是：“新加坡最好！”

张保罗：人均居住空间越来越大 新加坡还可住更多人 (2010-02-07) 　　张保罗博士（57岁）上周来新参加建屋发展局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的国际住屋大会。 　　他在香港出生，在新加坡和美国受教育，早已成为新加坡公民，1991年至2004年担任新加坡首席统计师，过后到纽约出任联合国统计处处长。去年受委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级顾问。 　　香港、新加坡、纽约，他人生的大部分都在这三座高密度的城市里度过。他非常享受高密度城市所提供的丰富且多元的服务，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过惯了高密度城市的生活方式，他承认自己将很难适应低密度城市的生活。 　　“比方说纽约，什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要上哪儿做什么也很方便。你只要搭一趟电梯或开一扇门，就可以从一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去到你自己的私人空间。” 　　再看香港。他指出虽然当地的发展不均衡，有些地区非常拥挤，但这也是有办法适应的，例如人们可以选择在周末避开繁忙的购物区。 　　至于新加坡的优势是基础设施发展得非常完善，公共交通又四通八达，加上公共空间的扩大，使得更多人能舒适地在面积不变的国度里共处。 　　“在城市设计、城市设施和提供高素质的城市居住环境这方面，新加坡肯定是达到了世界水平。” 　　张博士也认为本地的休闲设施非常充足，甚至远远超越纽约和香港。 　　虽然我国人口从1986年至2007年增长了约200万，但绿色覆盖率不减反增，从占全国面积的35.7％增至46.5％。而政府在去年四月宣布的永续发展蓝图里还打算更进一步，在2020年之前把绿色空间增加900公顷，到了2030年将让每1000人可享有0.8公顷的公园用地。 　　另外，政府也计划最迟在2020年将现有的长100公里的公园连道延长三倍，达到360公里。到了2020年也将开辟面积达820公顷的蓄水池及长90公里的水道，两者在2030年将分别增至900公顷和100公里，以作为消闲用途。因此，国人的休闲空间正在不断扩大。 　　他说：“当然纽约的优势是有腹地，纽约市民若想到空旷的地方去透透气，可开车到新泽西州、康乃狄格州或纽约郊区。但是新加坡也有腹地啊！国人不是经常去曼谷购物、去马来西亚打高尔夫球或到峇淡岛放轻松吗？”   　　记者问他难道不觉得新加坡的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很小吗？他答说：“这是绰绰有余的。” 　　以土地资源来说，他指出我国还未动用一些保留给住宅区的地段。而且新加坡还可向上发展，如大巴窑已建有40层高的组屋，另外也可向下发展。“在地下乌节路购物，应该会更凉快。” 　　他认为市区里还有很多空地可以建造大楼，而一些服务和活动也可外移到淡滨尼和裕廊等区域中心。 　　国人常抱怨新加坡的空间越来越小，张博士却认为空间是有的。他指出，几十年前好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的情况已不复在。现在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是3.5，而且还是包括女佣在内。而多代同堂的家庭只占总人口的7％。 　　建屋发展局的数据也显示组屋的人均空间正逐渐增加，同其他城市相比也更为宽阔。 　　调整住屋模式　让外国人也住组屋 　　新加坡自治后便开始努力在这片国土上耕耘。建屋局在1950年成立后，便马不停蹄地增建组屋以解决屋荒问题，而市区重建局也每隔五年和十年更新发展规划蓝图，为的是确保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去使用每一寸宝贵的土地资源。于是甘榜（乡村地区）逐渐被组屋区取代，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古典建筑物和现代高楼大厦并排，原本恶臭无比的新加坡河如今也为夜夜笙歌的娱乐场所增添情调。50年下来，我国城市面貌已基本成型。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调整的？ 　　张保罗博士上周在国际住屋大会上演讲时，就围绕着如何为新加坡的新人口面貌作出相应的住屋规划。他指出外国人的加入，将显著改变新加坡未来的人口面貌，但目前的住屋模式却不能满足新的需要。 　　建屋局今年将兴建第100万间组屋。他认为本地的组屋供应基本上足够，关键是如何作出调整，让外国人也有组屋住。 　　他指出在纽约，几乎每一栋大楼都有出租单位，方便外地来的人“easy move in, easy move out”（搬进搬出都很容易），而对于一个与其他城市竞争的环球都会，新加坡若要吸引外国人来为经济效劳，就应该提供更多元化的住屋选择，减少他们找地方住的困难。 　　“外国人在新加坡的住房选择目前是两个极端，不是很贵，就是像客工宿舍。不是所有的外地人都住得起Ritz-Carlton Residences等高尚公寓。” 　　我国不只要向外国富商招手，也吸引在服务业或专业领域工作的外地人。张博士认为应为这些月入三四千元的外地人提供中等价位的住房选择，这至少可减少目前一些本地人以身试法，违规出租组屋给外国人的情况发生。 　　他提议建屋局可把几栋组屋出租给私人房地产公司，由它们去转租给外国人，租金应比目前公寓的价位低，而承包项目的房地产公司也须承诺为组屋进行定期维修和保养。 　　外国人撑起资产价值 　　新加坡还不够拥挤吗？为什么还需要外国人？在香港出生，早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张保罗博士列出了几个原因。 　　首先，外国人支撑了转售组屋市场，提高了国人资产的价值。 　　他指出，在居者有其屋政策下，八成以上的国人是组屋屋主，而对许多人来说，组屋是他们一生中价值最高的资产。在几乎人人都已有房子，而新婚夫妇也可向政府购买新组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有外国人进场购买转售组屋，它恐怕没有今天的价值。 　　第二，外国人让我们能继续享受高密度生活方式的舒适与便利。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高密度是发展城市的唯一模式。但是，高密度的基础设施需要很多人潮，才能取得经济效益。例如地铁是最适合高密度城市的公共交通选择，但美国一些城市的市区以外地方却因乘客量不足，而使地铁公司陷入亏损，最终必须撤出某些地铁站。当地居民因此无法享受搭乘地铁进市区的方便。 　　第三，外国人的人数和口味也使本地的消费市场更大也更加多元化，商家比以前更有理由带进某种商品或服务，本地人的眼福和口福也就多了起来。 　　“以前小贩中心里很少可以吃到中国的北方小吃，现在到处都在卖饺子、山东烧饼等。” 　　第四，外国工人所赚取的收入，将透过政府的税务政策，转用来支撑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张博士在1986年受委成立人口计划小组（Populuation Planning Unit），以应对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他几年前说过按目前的老龄化速度，20年内本地的死亡人数将比新生婴儿来得多。 　　他解释说，当本地人口无法达到自然替代的增长率时，外国人不但壮大了劳动队伍，也让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因缺乏人力资源而被拖慢。当经济增长时，政府也可透过分发“新新加坡股票等”计划，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新加坡人。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