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网上看到辛灏年先生的一段演讲录影，说到中国人在共产制度下恐惧成为基因。不要说叫许多人说与体制不同的话，就是叫他来听异见的讲座，他都畏惧之极。 我深为他的话震撼。
我的父亲是右派幸存者。我是八九年学运的卷入者。1990年我硕士毕业，因所谓的卷入，经历了长 达一
年的清查，无法找到一个工作。父母不得不疏通所有的关系帮我找饭碗。在一次如此的奔走后，我和父亲在市里的车站等车回郊区的家。父亲说：“我真没想到命运如此捉弄人。1957年我二十七岁被打
成右派。今年你也二十七岁！”
六四后长达数月的清查，是我第一次深入骨髓地经历对制度的恐惧。但是即使在当时，我心里明白我与父辈的不同－。 我的处境与1957年已决然不同。我的导师与父母对我的精神支持，我受的教育与习惯性的反叛思想，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松动。。。。。。一切都造就了一个不同于父亲的我。
可是多年来，意识深处的恐惧，或者说国内家人朋友基因化了的恐惧，让我给自己的反叛倾向上了锁。有一个我自己的声音告戒我自己：嘘！
所 以每当
我读到充满勇气的尖锐文章，我总是对作者充满了敬畏。尤其是对身处国内的作者。真的，连体制下的人们都敢于说出反对的声音， 是什么
阻止了我表达自己的思想呢？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国生活。我怕什么呢？
Audre Lorde，一个早年Hunter
College的诗人，活动家和教授
(1934-1992)，写到：
“When we speak we are afraid
our words will not be heard
or welcomed
But when we are silent
we are still afraid
So it is better to speak。”
(The Black
Unicorn: Poems)
"we are taught to respect fear more than ourselves. We've been taught
that
silence would save us, but it won't."
(Claudia
Tate,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chapter 8, 1985
是的，我们被教育成沉默恐惧的群体。特定的社会经验巩固强化了那种恐惧和与之俱来的沉默。
可是，如果说也是怕，不说也是怕，何不说出自己的声音?
既然有勇气活着，为何不有勇气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为瑞
典有勇气藐视强大的中国，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而感动。毕竟不是所有的地球人都有同样的基因或转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