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之前，我对这个嫁了洋人的姐姐和姐姐嫁入的那个洋人家庭有着很多的幻想，我幻想中的形象来自于《北京人在纽约》 – 她们穿着高级套装，踩着高跟鞋，顶着复杂的发型，言语之间自信而又张扬。当我最终见到姐姐和道菲尔太太的时候，对于她们极为朴素的装扮和做派，我是相当吃惊，又稍稍有些失望的。
我第一次见到道菲尔太太时，她穿着一件土粉色的特大号T恤衫，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短发前后一般齐，一望而知是自己剪的。那是我第一次去加州过圣诞，飞机晚点了3个小时，姐姐把我从机场接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道菲尔太太还站在姐姐家门口等我们，一见面就给了我和姐姐每人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就听见那副公鸭嗓子大声地叫道：“Oh, Poor Cindy! Poor Jenny!” 几年以后我看到了《Mrs. Doubtfire》这部电影，心里不由地想，“像，真像！”
道菲尔先生是伯克利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研究生院一毕业，他就认识了斯坦福毕业的护士道菲尔太太。这一对夫妇先生瘦小文静，太太高大爽朗，说起话来一唱一和，乍看上去像是一对说相声的。接触久了，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对农民。他们培植了硕大的果园，每年收获的季节里，道菲尔太太会把最好的水果挑出几筐来送给姐姐，姐姐在里面检出我们爱吃的品种，装在纸盒子里，千里迢迢地寄到东部来。
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道菲尔太太和儿媳妇抢着付账。如果姐姐赢了，买单之后，道菲尔太太就追着塞给她一张 Nordstrom 的 gift card，作为补偿。
“Oh my old mother!” 老T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调侃他的抠门老妈：“如果几十年前她就这么大方，我们就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童年了。”
在美国长大的老T和他的弟弟老N，莫名其妙地，有着和我们中国孩子一样的童年记忆 -- 在1960年代，电视机已经走入了普通的美国家庭。可是无论老T和老N如何苦苦哀求，道菲尔太太坚决不买电视。她把两个孩子都轰出家门，让他们到山上，到田野里去乱跑。老T和老N于是常常到邻居家里去蹭电视看，一路蹭到上了中学。好心的邻居看两个孩子可怜，在搬家的时候把自己的旧电视留给了道菲尔家。
在野外长大的老T和老N就这样养成了他们对大自然终生的热爱。我们一起出游的时候，老T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讲解一路上遇到的各种植物和动物，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因为他的嘴里经常冒出植物的学名，我们都怕他张嘴说话，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招惹他。
“If you think I am weird, wait until you see my mother” 老T说。道菲尔太太是加州 “野外生物保护协会” 的积极分子，她每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是在野外和树木花草鸟儿们一起度过的。在她负责的一片沼泽地里，据说她认识在那里出没的每一只鸟，可以根据它们的足印来判断鸟的种类。道菲尔太太认鸟的本事被越传越邪，于是在有一年生日时，她就收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 一件纯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百种鸟的鸟粪。
抠门老妈道菲尔太太，我从未见过她穿戴任何名牌的东西。他们夫妇热爱自然，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爱自己的母校。几十年来，他们陆陆续续为伯克利和斯坦福捐了不少钱。现在伯克利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很小的橘子园，是以道菲尔家的名字命名的。
退休以后, 因为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都存下不少, 道菲尔夫妇突然对自己大方起来。 等到年纪渐大, 遗产分配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 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财产。 那以后不久, 老T突然宣布，原来他的父母是 millionnaires！我们哄堂大笑 --- 富翁是攒出来的，道菲尔夫妇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