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能够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相比。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的级别、战场分布的广阔，还是战争结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发生的深刻影响，就连在它之前持续了八年之久、堪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不能不相形逊色。
一对难兄难弟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有著浓厚的兴趣：怎么打成这样？为什么领导抗战胜利而声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将江山拱手输给他一贯惧怕而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共产党？许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作过探究，国共双方也各自进行过检讨和总结。我们不妨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胜利者令人讨厌的炫耀于世，那些失败者引人发笑的诿过于人，以「白发渔樵」的心态地坐下来，替国民党归纳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独裁腐败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之机；三、苏联提供便利使共军在东北站住脚；四、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谍报活动；六、战后经济破溃；七、军事战略的重大失误；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九、共产党解放区实行土改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都没有错。不过以此来盖说当年的这场战争，仍太嫌单薄。就我而言，如果仅仅咀嚼导致战争胜负的几条原因，也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兴趣的。我以为，在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后，一定还藏有某种文化的咒语。它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还主导著它的运势，在所谓「战略决战」的数十年前即埋下日后方能揭晓的「天机」。如果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么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它仍在暗中持续不断地发生著作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是一对主宰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难兄难弟。国民党是兄，共产党是弟，即使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杀得扪伤四散，兄被弟打得抱头鼠窜，它们之间的血缘与排行关系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乱的。国民党参与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参与改组了国民党，两党被北洋政府统称为「乱党」。「乱」就是革命，两党都以革命为宗旨。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以民主为口号行独裁之实，指对方为「革命的最大敌人」，把一切异己者都指责为对方分子。
如今，这两兄弟都垂垂老矣。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共产党也快满八秩高龄。国民党历经兴中会(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鲁鲁)、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东京)、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东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宣告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可说是从一开始便历尽沧桑。共产党的创建则较简单，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如果从正式以现名建党那天算起，两兄弟相差实不足两年。
「党」字蕴含的不祥之兆
民国初始，朝野各地组党凡一千馀个。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见相近，有的因脾气相投，有的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活动和影响力的团体，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党」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用了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可惜的是，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却把西方的「Party」当成了「党」。简直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不祥之兆。
译名还只是表面，重要的应在其实。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发展而来，虽经俄共顾问帮助改组，其帮会色彩依然很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即仿照了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建制。入会要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现在来看这一誓词，并未超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政治报负。孙中山自幼景仰太平天国，自许「洪秀全第二」。兴中会一经成立，数月内会员发展到百馀人，全为广东籍。其中，侨居海外的洪门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义会、致公堂占很大的比重。一八九九年一一月，兴中会乾脆邀集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歃血为盟，集合成一个帮会组织「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策划和发动起义。
其后，兴中会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组织的华兴会，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组织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至民国初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毕竟从小留洋，接受完备的西方式教育，其见识、思想和志向远高于各帮会首领。这是他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及同盟会终能区别于其他帮会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未能脱离帮会体系，在由同盟会向国民党转化的过程中，最后起指导作用的又是俄国顾问。俄式共产党组织，与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的秘密帮会有哪些特点？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即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仪式，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三、进行非法活动；四、对官府朝廷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南会与北教
中国自清代以降，秘密帮会的数量及势力激增，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一类为教门，如白莲教，及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分系。会党与教门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相反，还可能互相渗透融合，乃至演化。清帮由罗教演化而来，有些省份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更有一些秘密组织亦会亦教，或非会非教。一般情况是，会党盛行于南方，教门则盛行于北方。故有「北教南会」之说。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十分符合秘密会党的基本特徵。共产党则起源于北方。中共「一大」虽然在上海召开，建党后在南方的活动也远较北方为盛，但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却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传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及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 党派遣的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后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维经斯基的使命，明显地带有「传教」性质。不久，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第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秘密组党。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组织和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当他谈到在莫斯科与列宁的会见时—
「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著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著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七十多年前，那个「红色的起点」，看到就是这样一副场景：一位来自共产国际教廷的高级传教士，向新教友们传达教皇的期望。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几乎是同时，北京也有一伙人秘密聚会，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今日》，故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曾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要求得到承认并加入共产国际，却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经过教廷委派的代表指导，擅立教门，不是「正统」的共产党。不久，宣布解散。
很明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同是秘密帮会，而前者是会党，后者是教门。教门以信仰(迷信)为凝聚力，这是它不同于会党的最关键所在。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从一开始便接受共产国际(教廷)的领导和经济支持，这又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教门，组织上更为严密。
现存最早(红军时代)的中共入党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与兴中会的入会誓词相比，共产党的誓词更强调纪律性和秘密性，而且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誓词对党员不仅仅是严格的约束，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即无条件的奉献。国共两党的成立，尤其两党经过艰难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先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不是简单的民间帮会形式可以概括的。
「联共」与「容共」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苏俄共党及政府取得联系，多次会见维经斯基、马林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Ｃ．Ａ．达林；又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密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著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总数为一九八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大会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占了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共党员占七人。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中共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意思。起初，遭到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许多党员的激烈反对，终于抗不过「上级机关」的命令，只好服从。于今中共评判这一段历史，仍认为陈独秀犯了左倾错误；不得已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多次表现的妥协又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其实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并没有错；既入国民党，尽量与之妥协也没有错。如果不能做到尽量妥协，当初一定要加入干什么？陈独秀左也错右也错，无非是共产国际总是有理。
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造成党内有党的中外奇观。中共方面称孙中山采行「联俄联共」政策，国民党方面则称之为「联俄容共」。想当初，是「联」也用过「容」也用过的，而一字之差，精微大义。「联」是联手，两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容」是包容，我中有你，你中却没有我。事实上，「容」比「联」要确切。国民党几经沧桑，人多势众，政治上也有相当稳固的地位，所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早已不是第一次，不过是第一次堂而皇之公开亮相罢了。与中共「一大」的鬼祟、偷摸和寒酸，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家大店大，又有过「兼并」其他会党的成功经验，因而把「容共」也只当做小小的一次兼并。殊不知这一次却非同小可。
共产党寄身在国民党之中，并没有被吃掉，而是趁势发展壮大，短短几年，至数万人之众。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的矛盾斗争，及日后共产党差点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几遭灭顶之灾，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导演的这场「入党」戏开锣的。不能说共产国际早料到有这样的结果，它连自己的结果都未能预料。作为统一指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教廷，实际上是苏俄手中的傀儡，它给中国的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主意，都是些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的馊点子。这一点，斯大林后来也不得不当著毛泽东的面承认了。
如果国共合作的方式，真是「联」而不是「容」，彼此为友党而非党中之党，发生日后那样激烈的摩擦和残酷的斗争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工党，该党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共产国际是否教条地照搬俄共的经验，有意要在中国国民党内人为地造成一个「布尔什维克」，恐怕是永远找不到答案了。事实上，国民党内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只能是「孟什维克」。一旦其继续存在使「纯粹的」国民党人感到如芒在背，它也就难逃血光之灾了。这也是跟俄共学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企图组成一个合法的反对党，结果惨遭镇压，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被迫逃亡国外。一九二七年，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继而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宁可错杀一千」开恶例
蒋介石此举，开了一个恶例。无论事后他勉强举出多少理由，如共产党阴谋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都没有任何法律及道义上的根据。即使真要打倒某个党、打倒某个主义，无非党派信仰之争，如果据此可以作为杀头的理由，这个党和主义也就合该打倒了。至于恐怖，共产党的确制造了一些，如湖南的农会运动，但比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大屠杀，简直如同儿戏。总不能「因为你搞了点恐怖，所以我要对你百倍千倍的恐怖」吧？有人说，以共产党后来的坏，可见当初把它赶尽杀绝是对的。这种「先见之明」更是荒谬。以「未来之坏」预先定罪，请问是哪家的法律？
国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于政见、信仰、策略诸方面的分歧，能容则容，不能容则可以讲清楚，有话好好说。诚如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两党关系剑拔弩张、猜忌日深时发表的《汪陈联合声明》所言：「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硬是说不清，问题无法解决，非要分开不可，无妨好合好散，好歹盟友一场，何必同室操戈。而且「容共」方式，共产党是客，国民党是主，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哪有翻脸不认人，转过背捉了请来的客人操刀就杀的道理？这种仗势欺人、一阔脸就变的作派，比割据各地的军阀更加等而下之，活脱脱一副黑社会流氓的嘴脸。
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除了直接动用军队，上海帮会的三大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出力甚伟，尤其是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纠察队。这一段史实大量见诸各类文献，本文不再赘述。蒋介石早年曾拜黄金荣为先生，还投了门生帖子。一九二七年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再到上海，黄金荣退还了帖子，以示不敢收这样显赫的徒弟。二十年后，即一九四七年，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上门为黄金荣拜寿，仍跪行磕头大礼。当然不能说，此时的蒋介石仍是青洪帮中人，仍受帮会规矩的制约，但他将帮会的那一套习气带进了中国的政治，而且终其一生未曾改变。
海外一些学者，曾讽刺共产党赢了国民党不过是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即共产党崇尚武力，以枪杆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义的基础。其实这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或者说，向国民党学来的。国民党的政权在先，难道它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反倒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吗？它先是试图搞过一阵子「民主」的，随著刺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响，认定这条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枪杆子。建立黄埔军校，打军阀，打党内的反对派，打共产党，还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国民党从掌握政权到退出大陆，就没过过一天不拿枪打仗的日子。共产党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跟著国民党干，在国军中任几个职务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赶了出去，挨了打，还不痛定思痛，拼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来？既然拉起了自己的军队，它又打赢了，活该你国民党拱手交出政权，尽管心里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伙」了。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来的。
无论国民党怎样夸大共产党的力量，它最终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强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经远不是某个普通的教门或者会党所能企及。我们应该另外找寻原因。
阿Ｑ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Ｑ正传》。这篇小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必多说，我们只来看看，阿Ｑ心目中的革命，与中共在农村发动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著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如果这只是小说，无妨笑笑便罢。然而几年以后，鲁迅笔下的革命果然出现。一九二七年，以轰轰烈烈的北伐为背景，湖南广大乡村闹起农会运动—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Ｑ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Ｑ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Ｑ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 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
四十年后，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赵紫阳站在广场上，声泪俱下地向绝食学生那番表白，早已没有了早年「消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这种「消灭」并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继母、兄弟都接到城里逃避了土改斗争的邓小平，却在这时候作出了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决定。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
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井冈山是红军的发源地，毛泽东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装盘踞。这支队伍与毛领上山的「秋收暴动」的农民合并，成为「中央红军」最早的基本成员。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产党所杀。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十六岁就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十九岁以两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装。中共建政后，这段故事被说是成「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就是当土匪。他先是领著三十来个人抢了镇团防局的四十条枪，聚众失败；又领著二十个人去攻打盐税局，杀人抢枪；第三次，砍了赴任路过的慈利县县长的两个护兵，接著又缴了二十来个溃散的川兵的枪，这才拉起一支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后，当上军长，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暴动失败被打散，贺龙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还是以龙头大老的身份拉拢和收编多部土匪，成立红二方面军。解放初期，共产党在湘西大规模剿匪，剿的就是像当初贺龙这样的土匪。许多本内容纪实的剿匪记，描写土匪起家的故事，与贺龙的行径毫无二致。文革后有些湘西学者提出，那些不应该算「土匪」，应该算「农民武装」，就像《杜鹃山》中未抢到中共党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刚的队伍。问题是雷刚本身也是土匪，不论是抢到柯湘之前还是抢到柯湘之后，也不论是井冈山式的还是梁山泊式的。贺龙打团防局，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打反动武装」的意思，那么打盐税局算什么呢？和抢银行、打税务局、邮局有什么区别？文革中贺龙被指为大土匪、大军阀，倒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无人敢顺著这条线索，触及到共产党的实质。
「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
从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材料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与高级将领们，大多是流氓、土匪气十足。毛泽东本人是极善于运用流氓语言的高手，他出其不意的鲜活「名言」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一种「话语系统」，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著当今的中国。跟在他后面，刘少奇、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邓小平……大伙儿都无不以善用流氓语言讲话为荣。如刘少奇批彭德怀：「毛主席是你反得的吗？毛主席要能反，我早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彭德怀来反。」而彭德怀向毛泽东鸣不平：「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不行？」林彪说政治：「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江青则到处自称「老娘」。刘伯承对抱怨兵力不足的部下施激将法：「你用手摸摸裤裆里的卵子，看还是不是个男人！」曾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个「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上将，他讲自己的体会：「封建社会是长袍马褂，关紧门户再干事；资本主义是脱光衣服，自由乱爱；我们只能讲为革命献身，多作贡献。说到底都是要Ｘ女人。」同为上将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涉嫌「武汉兵变」被解职，而他利用权势玩弄女护士、医生、文工团员如不花钱妓女的行径，也因一篇《千刀万剐陈再道》的大字报而闻名全国。身为中将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发言批判陈再道，骂了一连串「罪魁祸首」、「刽子手」、「帮凶打手」、「败类」之后，突然蹦出来一句「是你个娘卖Ｘ的！」光骂还不过瘾，更冲上去左右开弓煽了他两记耳光。还有一位上将王震，位居国家副主席，仍是满口污言秽语，一身流气，指著总书记胡耀邦的鼻子摔杯破口大骂，动辄扬言要杀他几百、几万人。
我不想在这里花费篇幅去描写中共上层的「生活腐化」、玩女人，那些到处流传、活灵活现的色情故事。毕竟那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只要国家治理得还好，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为政者尽了他们的才力，个人作风、道德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说的「流氓」，不是这种浅层次意义上的流氓，而是政治形态中的流氓文化。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整个会场一片叫骂、怒吼，哪里是中央大员在天下第一名山的胜景中讨论国是，倒像是一帮阿Ｑ在批斗地主老财。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拍桌打椅，不容彭德怀有半点辩解的机会；不料几年以后，他自己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也不容他稍有辩解，手持薄薄一本「国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了。
人说彭德怀一身硬骨，敢说敢顶，甚至「敢骂皇帝」，但他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彭德怀是元帅，而许世友是上将，低了两级军衔，怎么会怕他呢？原来许深获毛泽东宠爱，称作「厚重少文」，是「我的周勃」。许世友「少文」是真，「厚重」却谈不上。他仗著自己对毛的忠心耿耿，恃宠而骄，以骄献媚，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拼酒，见人就要拼几大瓶，不跟他喝就撒泼骂人。儒雅如周恩来治他，也只能拿出好几瓶茅台来跟他拼酒量，把他醉翻在餐桌底下他才服输。庐山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说一声：「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你(彭德怀)跑」，他当即跳起来要带兵打彭德怀。许世友是典型的农民流氓，在少林寺学的一身好武功，参加革命前就有几条人命。十六岁那年放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人家骂了他，几拳就把人家打死。第二次是在赌场上，又挥棍打死一个赌徒。第三次是在兵营，一个老兵责他内务整理得不好，他又一脚把老兵踢死。当上连长，他专门靠吃「空饷」聚敛钱财，为了钱随便就可以杀几个不愿当兵的人，「简直与土匪的『绑肉票』毫无二致。」(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直到离开国民革命军投身共产党，临走还把和他素有积怨的连事务长给杀了。许世友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死后政治局开会，听取医疗组长李志绥报告抢救经过，只有许世友一个人闹场，嚷著「主席死得有鬼」，硬说是被人毒杀，还是江青出来解释。
农村土匪战胜了城市流氓
许世友这样的人，都是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将领。可以想见，他们在战场上会是怎样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违反常伦、不按牌理出牌、破坏力与造反精神、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等级和地位、一哄而起……种种特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某种崇高理想的口号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显然要松散多了。入党、脱党、退党、开除、恢复党籍，都远不及共产党那样严肃、讲究。抗战期间，还玩出过指令学生「集体入党」的闹剧，引起共产党抗议。为了强化党的战斗力，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尤其是军统，其作用为监党、督军、控制舆论、消灭异己、充当领袖的耳目。特务系统相当于党的「宪兵」，除了最高领袖蒋介石，谁都要怕它三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副总统李宗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右任等人，都受到过特务的暗杀威胁或监控，更不要说其他将领及一般党员了。最著名的大特务戴笠死后，国民党内外对于特务政治的厌恶情绪高涨，一片呼声要求削减其势力。但特务机构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活动能量及作用并未稍减。
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中国人民注定要为这种选择付出代价。共产党把农村式的流氓形态国家化、政府化和大众化，而后有土改、公私合营、合作化、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有一哄而起的造反，有雨后春笋般的红卫兵组织，及雨后春笋般的做生意的公司，有为著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武斗，还有蛮横不讲理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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