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前: 《国家体制-精英论》

《国家体制-精英论》《分组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两党制》系列之二

   毛泽东时代以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战争锤炼出的精英组成了政府，他们给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提供了必需的资源、积累和基础。文革结束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原来的精英们不是或老朽、或蜕变、或过于“独立”，已不堪重任。于是新的领导集体、新的精英涌现出来了，他们的决策很多，可奇怪的是，这些决策起初却没有方向，只有尝试的目标，这就是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已然经过二十多年了，许多人回顾这些摸过的“石头”，得出很多结论，可却并没有获得某些对今后的决策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许多人回想这些“逮住的老鼠”，贬褒不一，可却并没有提出什么更好的确实有效的“猫”；许多人回忆这些“昨日的黄花”，有各种见解和认识，可依然是在以往的方式方法的轨道上轮回往复。
   如果我们的民族永远这样的话，那么，“昨日的黄花”还会再开放，“逮住的老鼠”还将有下一代，“石头”还必须再“摸”下去。事实上，看看改革的内容，很多，可当考察它们的效果时，却发现它们大多只有短期的效应，而极少有长期成功的例子。所以，年年改革年年问题成堆，甚或越来越严重。很明显，这和变相终身制有一定的联系，但和改革不能综合配套地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能同步进行，没有系统化的整体的长远的目标方向有着更密切的关联。然而，它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深层次的、内核级别的因素。那就是：改革是为了谁？改革的措施、决策由谁说了算？
   在1997年5月23日和25日两天内，国务院各发出两份文件，《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对比一下，发现了什么？这说明了一方面机关事业在大肆奢侈浪费，一方面国企职工在大量下岗另谋生路，这是同时同地发生的。以后更甚，一面在高薪养廉，用金钱来杜绝腐败，用提高腐败成本来保证“清廉”；一面要求广大工人农民们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做出“牺牲”。时至今日，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场改革究竟是为了谁？
   目前，社会基层民众普遍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尚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吃肉，而现在的领导阶层却在大批国企职工下岗期间，普涨工资还提高黑色收入。
   再看看国家的主要资产，国企的命运：“国家对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推进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被挤压、衰败、改制，破产、兼并、转让、MBO、私有、肢解、瓜分。可它们的经营者以及国家资产的管理者们，穿戴考究的顶级名牌、设计精良的饰物、高贵典雅地出现社交场所、媒体视线内。这是工作需要，其实这更是个人的需求。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人民的必须。否则的话，毛泽东、周恩来，那老一代元勋就不能成为人民的代表了。可见，这场改革是为了国家富强，还是为了人民幸福？是为了国家富强，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先暴富起来，再来带动民众幸福？
   至于国家在自己领域内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环境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国家在自己社会里的人文资源、道德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国家在自己民众中的信任资源、依赖资源、法观资源、权威资源、诚实资源、……，这些在各式舆论媒体都有大量的评议，此时也就不用聒噪了。
   只是，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是“精英”！是治国的“精英”！是专家学者的，包括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内的“精英”们的创意和策划，成就了同样是“精英”的领导层面的决策和措施，从而造成的。无庸违言，他们的文化极高、知识极丰，素质极优，智谋极多，……，可这些“精英”们为改革的决策创意为什么会催生出“寄生虫”式的“先暴富者”呢？难道他们是存心不良？不！凭心而论，这些“精英”的本意决非要败坏什么，损害什么，刻薄什么，他们也是满怀热诚愿为中国的富强提供自己的精力、才智。和毛泽东发动文革一样，他们都怀揣着一颗良好的动机。然而，“在世界上只存在愿望的好坏之分，实践的正确错误之别，而不能倒置。”(摘自《光明在前》)也就是说，有美妙的构思不一定会描绘出灿烂的蓝图，更何况是理想的现实呢？当然，“人类的认识规律决定了党的行为不可能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共产党的优劣。如果有这种看法，实质上是将动机和效果，愿望和实践，主义和行为混淆了。”(摘自《光明在前》中的《追求的希望》)，可人们总有必要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吧？
   那么，这是为什么会产生的呢？因为社会上层或高层的“精英”们不是那些社会基层的劳动者！不是失业下岗的劳动者而是谋划资产和权势的劳动者！这就决定了这些决策富了谁穷了谁？谁牺牲谁得益？
   每个社会阶层均图谋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载体的组织，应是为最广大群众谋利，如果听任专家、学者、精英的意见，而不是由人民来取舍 ，则党的机构或者国家机器将成为精英的代言人，成为对国家统治和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垄断的精英集团。
   有位日本友人在劝告自己同胞正确认识中国的官本位时说，“中国的政治系统看起来很单纯，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可是，既然领导人不是通过全民选举选上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自然就不在过程而是在结果。如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也不见成就，令人民失望，其合法性就难免有人质疑了。”是的，如果是那样，这共产党不是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共产党了吗？它还是在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吗？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吗？
   可见，改革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深层次的、内核级别的因素。那就是：改革是为了谁？改革的措施、决策由谁说了算？
   有人说，这改革的决策不也是通过人大表决了吗？也许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人大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表决机构，而共产党又是代表人民利益提出决策的执政组织。由于提出决策的唯一性，由于人大产生的选择性；由于执政的终身性，由于党和国家的复合性；由于国家在决策意见上的单数，由于代表人民的组织的双重性；……这使得人民被授予的权利在事实上被排斥、被虚置。
   “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中，造成矛盾的因素是管理上的复数，指导上的单数，不是吗？在社会管理中，党委可以包揽一切，而行政人员也可指挥安排，然决定意见，提出主张的只能是党的专门人才，由于复数可以带来发展，但用在不当的形式上，却带来动乱，结果使得国家管理经常处在动荡混乱的状况，而单数则可以带来稳定，但它放在意见主张上，只会造成没有选择余地的状况，或者是一片赞扬，绝对正确，或者是一旦有谬，株连九族。结果，这种形式的稳定，使得其内容在正确的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摘自《光明在前》)
   由此可见，要使人民有真正的决策权，要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只有将目前唯一执政的共产党分裂成两个都有可能执政的共产党，以形成指导上的复数、管理上的单数的国家体制。
   “为什么党的发展必须分裂为复数？为什么社会矛盾的复数形式应用政党的形式来表示呢？可以看到，所谓政党一直是作为社会中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是作为社会内一些集团组合的机构团体。那么作为整个社会的统治力量的标志，决定社会性质的统治组织的机构是什么呢？是国家。因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集中为有形的集团。”(摘自《光明在前》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设想》)
   当然，不可否定，即使在实现了两党制之后，国家的决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人的思维规律决定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性质的区别，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决定取舍，自己选择决策，自己监督执行，自己改正错误。它将使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体制上的保证；它将使民众的自觉性、创造性得到体制上的动力；它将使民众的参政性、议事性得到体制上的鼓励。
   无庸违言，这种状况起初会使建议提议及决策带来混乱，众说纷纭。因为，复数极端的后果会造成动乱性，但复数积极的作用是发展性，它将摆脱“精英”们仅凭玄奥的术语就将国家引入一条迷糊的轨道的命运；它将摆脱“精英”们为利益集团代言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前途；它将摆脱“精英”们由于骏马行空般的感觉所带来的专横和腐败。同时，由于人民代表的唯一性，人大的权威性，这使得国家的决策更能代表最多数民众的利益。总之，这种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复数形式会如阿莉阿德尼的线一般，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混沌的迷宫中引导出来，将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从“精英”的掌控中释放出来。
   “在国家体制中采用指导上的复数，管理上的单数，能使政局更加稳定。而过去那种管理上的复数，指导上的单数，只会使国家时时陷入动乱之中，使群众经常处在惶恐之中。”(摘自《光明在前》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设想》)
   慢着，有人会非议，民众没有精英的学术水平，没有精英的文化素养，没有精英的科学知识，他们能够选择好国家决策吗？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赵启强：《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在反对将国家下放的企业主权交给工人的论点中，认为工人素质太差、以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无法由集体意志进行管理的论点颇有市场。这些论点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两种管理职能，工人阶级可能不懂经济，不懂技术、管理，但他们懂得生产是否发展了，他们懂得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去挑选有能力的技术、管理人才，去行使自然属性的管理职能，而将诸如投资、分配、制定制度、任免厂长经理等社会属性的管理职能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赵启强：《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可见，将精英的前瞻性和民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将精英的知识性和民众的迫切渴望相结合；将精英的引导性和民众的选择权利相结合，这才是“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的基本。因为人民是社会的基础，历史是人民的篇章。没有人民的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势必要夭折，没有人民的支持，精英无法演释自己的舞台。虽说英雄可以创造历史，可首先要历史造就成全英雄。

   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从来就不乏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和志士仁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苦难的希望，他们也是人民中的一员。然而，同样是“精英”，他们对各类问题的见解和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处理及解决的措施方法也大相径庭。有的讲究实业救国，有的信奉教育救国，有的追求体育强国，更有曲线救国，还有鸳鸯蝴蝶，……。然而，真正成功的只有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内的精英，他们和民众同甘共苦，与民众息息相关，同民众利益相连。同时，他们又具有高屋建瓴的思维见识、具有宽宏明智的气度胆识，具有聪慧丰富的文化学识。因为他们是精英或英雄与民众结合的典范，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导师或领袖或统帅的基础。可见，精英绝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学历、大文化、深智谋及西方素质修养，更甚有极端的权力，就可以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的。
   目前的中国，充塞着各类“精英”，他们都在国家机器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的领导表率都是为了“先富起来”，势必要脱离民众、脱离马克思主义、脱离共产党原先的宗旨。那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战斗性也势必丧失殆尽，共产党也就不再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再是原先的共产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
   如若进一步，连人大成了财富精英、学术垄断的代言论坛，国家也将成为奥吉亚斯的牛圈，如同没落的封建王朝一样的机构，社会主义事业就已不是危险可以定义的了，。
   总之，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人民，这条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所谓“精英治国”中将再次彰显它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