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厂。中国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除了法治、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外，还与中国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有紧密关系。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不是在培养人格完善的现代公民，而是培养埋头干活的苦力和头脑糊涂的愤青。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交流，基本总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在专业上那么突出，但思维方式却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当前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如此艰难？我们究竟靠什么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与中国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的毕业生，如果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他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大学时期就成为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耶鲁现在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功课。而国内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安排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时，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我小女儿这个学期的社会课就是重点了解亚洲，比如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等等，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奖状每人给一个。我以前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个奖状，总得有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哪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中国刚好相反，初一之前每个学期甚至每个星期都要给班里的学生依据考试成绩排名，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孩子，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样的结论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了，因为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对自己失去信心。美国到初一才有考试，到高二以后考试成绩才真正开始记录下来。美国初中是两年，高中四年，所以，高二也就是十年级之前所有的成绩表现都不会被记录下，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未来，不会影响到考大学、考研究生。这样，使学生能够放心地去学知识，学习思辨，而不是为考试而奔波。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其二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别小看了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我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分析结果。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训练。实际上，这样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大学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到了博士研究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可能连做个研究助理都不合格。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们讨论问题时，她们听到任何说法，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但正因为这样，在100个美国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