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1860—1894年)，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开始进入到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
[关键词]传教士；晚清；经济思想；早期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8)02-0092-07
[收稿日期]2008-02-11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16世纪40年代(即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开始进入中国。文化传教和知识传教“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①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以利玛窦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大大拓宽了中国士人认识世界的眼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运动，是“中西文化大规模碰撞与融合的一场序幕和预演，外来的文化与宗教切人了中国文化系统”。②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知识多限于自然科学，如算术、天文历法、地理等，而对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介绍与传播甚是缺少，“於当时后世经济思想影响尚小。”③造成这种传播知识面差异的原因，依笔者看来，主要是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不是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知识，而在于用它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的灵魂，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④考虑到两种不同文化间差异性所带来的不便，在当时中国较为封闭的世界认知环境中，传教士传播一些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相冲突、让中国士人感到好奇的自然科学，更易于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交流。传教士们以“介绍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引起人们的好奇，然后取得机会结交朋友，转而论证天主教教义，引人入教”。⑤
到18世纪初，由于“礼仪之争”，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清政府开始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闭关”政策，禁止国人私通传教士、学习西方文化，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结束，东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一百多年。清政府实行的严厉“禁教”政策，使西方传教士大多转入地下，通过秘密传教活动继续扩大其在华的宗教影响，增强其实力，为以后传教士大规模地进人中国奠定了必要的宗教基础。至此，西方在华传教活动开始进入以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时期，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
一、新教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得到确立并继续发展，同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促使英国经济开始向近代经济转型，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英国基督教新教也“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教运动，各宗派纷纷组织传教差会，派遣传教士向海外进行传教”。⑥19世纪初，英国新教传教会开始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规划，新教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并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标志着新教传教士活动在中国的开始。⑦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由此拉开帷幕。
由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政治、经济后果，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兴思潮，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此起彼伏。在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方面，大量的经济著作问世，出现了各种经济学流派，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开始兴起和发展。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巨著。该著作总结了历史上的各种经济观点，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标志着资产阶级近代经济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由于“新教与耶稣会士带来的天主教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它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本身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⑧因而在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中，新教传教士不仅为中国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思潮，从更深层次为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从1807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鉴于当时的中国“禁教”政策，许多新教传教士活跃在南洋和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通过创办报刊、译著立说传播宗教，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一些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零碎的传播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制度。1839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了《制国之用大略》一书。该书论述了治国的一些根本法则，介绍了西方的民需、货币、税收、教育、财源等经济政策，是一本简明的政治经济学读物，第一次向中国传播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知识，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的介入。1840年，郭实腊又出版了《贸易通志》一书。书中介绍了许多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货币、纸币、银行兑换及保险制度等政策；特别是书中还特意对蒸汽机作了介绍，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贸易通志》是鸦片战争前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最为详尽的一本书，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主要的参考资料。后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一书对许多国家贸易商业的介绍，也主要来源于此书。
明末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文化交流运动，来华传教士向中国输入的西方文化知识虽然多限于自然科学，但亦开始了西方经济知识与政策的传播；尽管这些传播尚是肤浅的、零碎的，并没有涉及到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一些“内核”，且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起到根本的触动作用。但应当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来华传教士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规模引入做了重要的铺垫，其作用堪称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二、新教传教士与晚清西方经济思想在华的早期传播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逐渐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对外体制越来越趋向于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由沿海的五口通商口岸进一步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以奕新、曾国藩和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清政府的上层士大夫阶层，惊醒地认识到要“制夷”，就必须“师夷”。“自强”成了朝野普遍的呼声，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被越来越多有清醒意识的士大夫所接受。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当时的中国，已不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更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律、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经济领域，以王韬、郑观应和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富强，必先发展经济以富国，建立起强国的经济基础”。⑨这种对西方文化学习的迫切要求，就必然要求大量通晓西方经济知识的人才和大量西方经济著作的传入。然而自18世纪初期开始的“禁教”与“闭关”政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已中断一百多年，造成了国内通晓西文人才的短缺。《南京条约》，特别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实行“驰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涌人中国沿海及内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自1844年31人增加到100余人；到19世纪末，增至1500人，其中英国新教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英美新教传教士已成来华传教士的主体。⑩新教传教士的来华，其目的虽主要是传播宗教，为西方获取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但客观上也充当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起到了重要的桥头堡作用，促进了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也迎来了学习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学习西方近代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的过程，就是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一个历史分期性。由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初步传播和广泛传播两个时期，相应的，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也有两个时期，即早期的近代化和后期的近代化。从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前，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经济思想的中心是“振兴商务”；从1894年至1911年，为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经济思想的中心是“振兴实业”。
在西方经济学的初步传播过程中，新教传教士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用以西洋政策学术之工具，大抵可分为报纸杂志及书籍学校三项：报纸杂志所以记载时事，发挥议论，介绍常识；而书籍所以介绍专门知识，学校直接教育中国也”。⑾当时国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获取西方近代经济知识，一是传教士的译著活动，二是学堂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其中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贯穿了西方经济思想在华早期传播的整个过程，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
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传人，丁韙良、艾约瑟、傅兰雅及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译著，西方的近代经济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引入与传播。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丁韙良，作为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一人”，⑿在其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
1、丁韙良与《富国策》
丁韙良(1827—1916)，为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传教士。1850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60多年的不平凡的传教经历。他的传教经历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时代，见证了整个晚清社会的变迁。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韙良的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是剧烈变动的晚清社会使他不可避免的卷入到当时社会变革之中，参与了一系列与其身份不相符的社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参与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如1858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的翻译，他参与起草《天津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参与对北京城的抢劫，并主张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等，以加强奴役中国。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地道的侵华分子。另一方面，他多年从事在华的翻译、教育等实际工作，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在晚清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6年12月，丁韪良在北京逝世。在一生的传教活动中，丁韪良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花甲记忆》、《北京被围日记》、《中国的觉醒》和《震旦丛书》等”。⒀中文著作有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万国公法》、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富国策》。而《富国策》一书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影响深远。
1869年，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韙良辞去美国长老会的教职工作，出任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一直到1894年，开始了其在华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丁韙良在将西学介绍给中国最有作为的时期就是他在同文馆工作的30年(1865—1894)，尤其是在他任同文馆总教习的25年间(1869—1894)”。⒁在同文馆工作期间，丁韙良“翻译和鉴定的书籍共11种，另著作其它中文著作16种”。⒂同文馆开设时，也相应的开设了“富国策”即经济学的课程。由于该课程是在中国首次开设，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为了满足课程的需要，丁韪良与同文馆卒业生汪凤藻共同合作，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思德所撰的《政治经济学提要》泽成中文，以《富国策》作为书名，呈请总理衙门批准后，“于光绪六年(1880)首次出版”。⒃
《政治经济学提要》是法思德在1876年发表的经济学著作，是反映当时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译著时，丁韪良对原著做了一些修改和个人的阐述，将原书四卷改为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对当时英国经济学理论所包含的生产、交换、分配等观点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系统地介绍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⒄同时，《富国策》还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一些经济思想家的理论，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卫·李嘉图的分配理论等。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重要。
《富国策》第一次向中国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由于翻译上的问题，该书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对于打破传统“重农轻商”、“贵义贱利”的中国封建经济思想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对以后的维新派影响尤其大。后来梁启超把它作为商政之书列入《西学书目》中。
2、其它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刊
受《富国策》的影响，一批其它反映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著作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经济思想开始随着经济学著作的译刊输入中国，中国的经济思想便开始了早期的近代化。除《富国策》外，这一时期译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还有以下一些：
(1)《富国养民策》。这是继《富国策》之后第二本比较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它是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将英国经济学家、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数量经济学派的创始者之一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翻译而来的，1886年经海关总税务司署以《富国养民策》的中译名出版。书中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1888年，《富国养民策》亦被编入《西学启蒙》一书中。
(2)《佐治刍言》。1885年，江南书局编译馆出版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一书。该书译自英国钱伯斯教育丛书中的《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ance》，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主张自由、平等、以民为本等立国之理和处世之道。其中，第十四至三十一章是经济学的内容。《佐治刍言》对戊戌变法以前中国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896年梁启超将其列人《西学目录表》一文中。
(3)《生利分利之别》。李提摩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浸礼宗来华传教士。在华期间，他坚持文化传教的方式，主持广学会20多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并且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鼓吹变革，着力影响中国士人与官绅，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有重要影响。1893年，李提摩太写成《生利分利之别》一文，连载于《万国公报》。生利是指创造财富，分利是指产品分配；该书是一部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经济学著作，1894年由蔡尔康翻译并正式出版。
当时一些传教士还利用自己创办或参与的报刊杂志传播和翻译了一些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的经济理论，其成果如下表所示：⒅
从1860到1894年期间，虽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初步的，数量也只有以上几种；虽然在西书的传播过程中，有些传教士出于侵华的需要，对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作了一定的歪曲述作，但作为当时西学传人中国的主要渠道，译书与传教士的贡献减如丁韙良所言：“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假如说科学的创造者是凿了一口自流井的话，那么翻译家不就是在安装输入灌溉的管道吗?”⒆显然，这类译书对中国士人思想的震动是空前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有关西国各书之翻译，而是时西国传教士对于西洋政事学术之介绍，于中国士大夫之思想影响尤大。”⒇
(二)教会学校与经济学课程的设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开展洋务活动的需要，开始创设了少数几所与洋务有关、而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别的新式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目的是通过这种新式的学堂教学培养一批精通西方知识的人才。近代新式学堂参照西方的学制开设了一些与西方知识相关的近代课程，如法学、医学等，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同时，新式学堂还聘请了一些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等任教习，负责新式学堂的教学。1867年，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富国策”(即经济学)教习，该课程在学生入学的第八年开课。经济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校的课程规划中。受此影响，其余的一些近代新式学堂也相继开设了以“富国策”命名的经济学课程，直接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培养专门的经济人才。但由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根深蒂固、顽固势力的竭力攻击严重影响着学校教学的正常运行，近代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面临极大的阻力。与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相比，清政府的这些新式学堂在西学的传播方面要逊色许多。
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一些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的教育是传播宗教的一大有益工具。通过教会学校培养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教人才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是大有裨益的，能在思想上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丁韙良就认为“要发展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21]伴随传教士的东来，一些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得以发展。到1860年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教会学校的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并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教会学校，如上海中西书院、登州文会馆等。尽管在教会学校传教士所授的课程内容大多是与宗教知识相关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在一些教会学校，经济学等西方经济理论知识的课程也陆续开设。据《文会馆志》所载登州文会馆西学正斋课程表可知，在学生入学第六年，学校将开设“富国策”课程，传授西方的经济学知识。[22]从培养人才而言，教会学校在培养中国第一批经济学人才、促进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上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评价道：“(教会学校)虽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输入西学之功，固已甚伟，其促成国人讲求富强之绩，实亦不可埋没也。”[23]
三、新教传教士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影响
综观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阶段，传教士与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嬗变有着深刻的关联。反映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传教士发挥着一个独特的群体作用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运动，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中的主体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尽管他们这种活动是在不自觉被动情况下发生的。
传教士促成中国士人经济思想观念转变，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最为直接的一个案例。使流传两千余年的“崇本抑末”、“贵义贱利”的传统经济思想开始逐渐瓦解。虽然这时期传教士向中国传人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洋务有关，是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而传人的；甚至有些经济理论，还经过了传教士刻意的歪曲篡改；但这毕竟是两千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质变化的中国封闭、固定的经济思想体系第一次受到外来经济思想有系统的冲击。从这个层面而言，传教士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在对中国经济思想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传教士在树立中国青年的“富强”观方面也起到了预想不到的作用。在接受传教士经济学的课程教授中，青年学生们接触并认识到了西方各国的富强与中国的衰落。“西方的社会从15世纪以来已经从封建社会逐步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东西是比中国先进，使得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考，燃起了富国强民的思想。”[24]从此，以求“富强”为目的的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革，贯穿了整个晚清时代的经济发展过程。
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渊源于西方。“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所以能形成新经济观点的重要思想要素。”[25]通过对国内一些传教士经济理论译著的阅读或自身对西方各国的游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的社会发展有了直观的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希望中国也能走上与西方一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鉴于中国的贫穷、落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使中国富强起来，籍以抵制外国经济入侵。”[26]因此，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经济思想上围绕对外通商，发展民族经济来展开，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商倾向。”[27]王韬阐述了商富是国富之源的思想，认为中国自强求富，必先要富商，治国也要依靠富商。马建忠几乎吸收了西方重商主义的一切主要论点，在《富民说》一书中，他重点阐述了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的“求富之本。”薛福成则把发展商品生产看作立国之本。在他看来，对外贸易是“富国要径，”却不是国家的“求富之本。”只有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提高商品的质量，才能发展国家的对外贸易。这比起马建忠的贸易富国论进了一步。郑观应则以“商战”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口号，以求用经济的竞争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并认为要振兴国家的商务，就必须发展国家的工业，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用对外贸易的竞争方式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主要手段。可以说，郑观应的经济思想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之大成。
从186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了解还是表面的、肤浅的，他们所具有的主要是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工商业的实际知识，有些虽已开始接触到一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但也是相当粗浅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反对言利等封建主义经济和传统经济观念的批判，主张以商立国，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其经济思想体系还不太成熟，但这些经济思想的提出已说明“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群体已经从观念上完成了从传统的‘重农抑商’向近代‘重商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28]
四、结语
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中国士人更大的惊醒，全面向西方学习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学东渐”运动进入了更深的内涵：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更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法制等内容。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逐步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而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活动中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主体作用。在经济理论领域，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另一方面，日本逐渐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桥梁”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中国经济思想体系步人了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而传教士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退出，越来越扮演着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反动者。尽管如此，他们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和意义却是无法抹杀的。没有传教士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初步传播，就没有后来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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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2页。
⒀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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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赵丰田著：《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第305页。
[21]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05页。
[22]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22页。
[23]赵丰田著：《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第308页—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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