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 2008-10-27

责怪贪婪的银行家，责怪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美联储(Fed)管理疏懈，责怪不负责任的房屋业主借了从没打算还的贷款，责怪各国政客与监管者对日益逼近的风暴视若无睹。

他们都该受到责备。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恶人也应受到责备。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问题。金融系统的灾难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为西方世界应如何看待新兴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建议和警示。

直到最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蒙受的耻辱还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是为过去的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位仍然保障着欧洲安全的盟友遇到的麻烦，有一两位欧洲政客似乎颇为高兴——其中的原因我仍然不明白。
幸灾乐祸之后是陷落。坚实而保守的德国是被迫向银行业提供支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得不向德国选民公开保证，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

比利时与荷兰为富通(Fortis)纾困。爱尔兰与希腊向银行储户提供全方位担保。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似措施。最惊人的举措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决定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部分国有化，为击破信贷冻结的坚冰进行奋力一搏。
如果说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抵押证券和不透明的信用互换带有美国制造的标记，那么欧洲银行就是热情的购买者。因此我们应该用西方世界的耻辱来代替美国的耻辱。

正如10月初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亚洲也未能免受冲击和压力。日本直到最近才从上世纪90年代银行破产的长期阴影中复苏，却再次遭遇全球风暴。中国被迫追随西方央行降息的脚步。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减息。欧美的衰退将放慢亚洲日益崛起的经济体的增长步伐。

不过，退后一步来看，有两点使这场危机显得独一无二。首先，这场危机极其猛烈。我不确定拿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比有多大用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明确的是，要应付过去一年那种强度和广度的冲击与压力，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经验。

第二点不同是这场危机的地理分布。西方世界首次成为震源所在。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看来，金融危机向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

地震冲击波有时也会拍上西方世界的海岸，通常是需要富裕国家拯救本国那些鲁莽的银行。但是那些危机还在南北之间、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划了一道线。新兴国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严厉地教导它们必须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
教导的形式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这些令人痛苦的处方包括市场自由化和稳固财政，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代价。
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触发因素是美国住宅价格的急剧下跌。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罪魁。这种角色对调的原因何在？新兴国家已经吃够了西方开出的药。
10年前，在1997-98年的危机对一些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亚洲表示，再也不会容许此类危机重演。在追随变得并非易事后，亚洲不会再毕恭毕敬地追随西方。为了避开IMF破坏性的规则，各国政府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建立自己的灾难防御系统。

这些外汇储备——目前总价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为欧美的信贷提供了融资。当然，还有其它流动性来源，特别是美联储和能源生产商积累的外汇储备。把不计后果的抵押贷款变成AAA级证券也会出现金融欺诈。但正如一位中国官员那天向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

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西方国家道德权威受到侵蚀始于伊拉克战争，现已急剧加速。西方的债务人再也不能指望债权人聆听他们的训诫。这中间隐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训。全球经济力量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政治对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巴西和南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西方人无不带着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