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是天生的“东亚病夫”,一旦国家政治安稳,民众生活稳定,很多人也有自由自在活很长久的机会。身为帝王的乾隆如此(活到89岁,是中国古代帝王里活到最长的一位),身为一个家族之主的林光矩也是如此。
事业顺心,日子自然就过的顺畅和滋润。在经营有道之余,他还能养生有道,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他1859年去世时,已经享年88岁,在那个年代是个非常难得的大数字。
他去世时,已经是四代“同堂”,其足下已经有八个儿子、三十个孙子孙,外加曾孙近百人。就阵势,也不弱于一个小帝国了的皇宫了。得以创下这样的伟业,既得益于自己的智慧,也得益于“乾隆盛世”给予的良好大环境,他即使是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开怀大笑了。
光矩公的八儿子分别是:长子林大精、次子林大盛、三子林大隆、四子林大静、五子林大厚、六子林大丰、七子林大贵、八子林大享。其中,四子林大静就是林彪的曾祖父,他爷爷的父亲。也是林光矩八个儿子之中最聪慧,最有经营头脑的一位。
后来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林氏三杰——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都是林光矩的后代,后者是前三者的高祖父。其中,林育英是次子林大盛的曾孙,而林育南和林彪则是四子林大静的曾孙。
林彪后来得以走上红色革命的道路,是育英和育南引导的结果,而育南又是育英的领路人和革命的榜样。在林大静时代,他以榜样的力量带领大家做实业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家族壮大,让自己的后人生活的更好。而在林彪这个时代,育南担当起榜样的重任,将家族带向颠覆现有政权,打破现有政治和经济资产的拥有格局,建立一个以自己所崇尚的理念为主导的新中国。
林大静是林彪的曾祖父,也是林光矩八个儿子中最精明强干的一位。在兄弟八人之中,就数他对老爷子的经商之道领悟的最透彻。
从小生性顽皮,喜欢琢磨事情,善于思考,林彪的个性在林大静身上都能找到痕迹。兄弟几个都加入了纺织行业,其他几位靠勤劳养家糊口,而林大静则靠聪明和智慧,以少得多的付出,获得了大得多的收益。
搞织布生意,也有个市场行情变动,棉花价格时高时低的问题,普通的人,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要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林大静却特别喜爱这种变化无常的刺激:只有变化,才有机会!这又成为后来林彪让自己时刻牢记的一点:战机是在变化之中产生的!
林光矩五十岁时,家中八个儿子在他的主持下分家,独立成家立业了。子承父业,每个儿子都以纺织业为主,同时拥有一定的地产。对于地产部分,有的选择自己雇人耕种,有的,则直接将田地出租给他人,收取一定的租金——来自收获季节的粮食。
林大静选择以工业为主,集中优势兵力,主打在汉口的市场营销。那时候的政府政策已经开始鼓励商业的发展了。家中的田地,则委托给林家其他人来打理,条件是对方提供自己一家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粮食。这一模式,也被他的后人所一再复制。
精明过人的林大静将一个小家族经营的有声有色,颇有点目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势头:布匹的生产以“出口”汉口,并且通过汉口这个难得的对外平台,销往各地。一家两代人,吃的实际上还是地利的饭,同时又碰上了天时和人和。
当林大静开始闯世界的时候,中国先是内乱,其后就是开始被外人所凌弱了,后者又是乾隆帝夜郎自大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西方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还被中国保守的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所排挤和忽视。
对内,长期的独裁和集权,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和习惯。乾隆在位后期重用大贪官和珅的主政,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将一个活生生的清朝帝国给毁掉了。几十年政治的相对稳定,使整个国家的人丁得以兴旺。国内人口的大幅度上升,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就出现了。政治腐败,外加好面子的乾隆还花大把的银子搞极为奢侈的六下江南。结果,就是国富民穷,政治腐败,和民怨越来越深。
已经有些经济基础的林家,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也还玩的得心应手。只是,至此,国家安定的大环境已经快寿终正寝了。
1796年,刚刚接手来自乾隆皇位的嘉庆,就不得不面对“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挑战,一场持续九年的农民起义,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像一把烈火,将整个清政府给烧的浑身冒烟。
有人统计说,1786年清政府的在册人口是3亿9110万人。九年之后,当起义失败时,在册人口只有2亿7566万人。在这九年之间,国家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由于相互之间的屠杀和由此带来的饥荒,而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之巨。
这场发生在中原腹部的白莲教起义军,历时九年多的对清政府的反抗战争,一度占据或攻破的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清政府不仅为此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被歼灭,为数众多的军事将领因此而横尸疆场,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据初步估计,因为评定这场起义而消耗了二亿两白银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之和。
就是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开启了清王朝统治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的积弱,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动的。
在这之前,林氏家族在福建的远房亲戚林爽文,则于1787年1月16日,也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了震撼中央政府的台湾起义。在这之前,清政府在台湾已经经营百年有余,可是,政治的腐败和中央政府对于腐败的漠视,曾经一次次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生了几十次。最终,政府都是以高压来解决,而似乎丝毫都没有在自身的管理和政治制度的清廉上,好好下点功夫做自我检讨,搞自我改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好像还没有被自视伟大的清王朝当政者所领悟到。
面对这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林大静选择以捞钱为主,保护和发扬光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清政府对外的闭关锁国,让他得以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增加了市场对纺织品的需求。坏事在他手里都变成了好事。
虽然大量的国家财富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是,那又增加了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其后内战的扩大和持续,战争产生的大量需求,也通过他而成为自己经营业绩的一部分。
林大静主政林家事务时期,最值得写一笔的,恐怕就是和林则徐的交往了。林则徐出生于乾隆政绩效果“顶峰”的1785年。1830年45岁时,他被乾隆的继任者嘉庆任命为湖北省布政使,1837年又被提拔为湖广总督。
作为一个躬亲为民的地方大员,林则徐对当时已经在汉口小有名气的,来自黄冈的林家发生兴趣。首先发生兴趣的,恐怕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林大静。有了一位来自“老家”的大官,套点近乎,对于他,似乎也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不久之后,在他的操作之下,林则徐还亲自考证了黄冈林氏的渊源。
能够和如此等级的地方官员搭上关系,甚至是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当时,林大静的能耐和地位。
林则徐曾经专门去林家大湾,并且还为黄冈林氏族谱写了《闽楚同源序》:余遍阅宗图,深悉公等本循州刺史蕴公之后,与余上共披公···
可别小看这一篇短文,它所意味的,远不仅仅只是亲戚和同源,而是一种肯定和暗示:这林家人就是我湖广总督的家人!诸位今后自己应该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有了这层关系之后,林家在当地和汉口的生意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林大静开始接手很多送上门来的官方业务。在这基础上,他还经营起了其他的生意,而且,每一样都很赚钱。
林家在林大静的手上得以继续发扬光大,而且还是以他老爷子不可想象的威力!
[节选自《战神林彪传》(汪翔 著),2011年8月初稿。版权归作者所有,侵权必究。转载和出版,请事先征得作者书面授权同意。作者联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