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
随便想想
海龟生存之道（11 ）：
官员博士多与钱学森不当官
汪 翔
中国人喜欢谈数字，对于数学可能天生就善长。于是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了一个个与数字相关的奇迹。
最近，在与时俱进，打造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在看到“知识的”价值之后，又开始制造了大量的高学历的新一代中国人。不过，稍加注意，人们又开始茫然：为什么做出大成绩的都是“古代”的海龟？为什么自己的“土鳖”那么没有“能耐”？为什么现代的海龟，又没有哪个能够做出顶级世界水平的成绩来？难道中国希望靠一代代的海龟，来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不成？
为什么，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报纸到电视、电台，你所看到的谈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顶着“高官”的帽子的？为什么几乎上了一点档次的政府官员，都是博士？而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博士是专门给那些想做学问的人准备的“下酒菜”，而且，“那道菜”也不应该是那么的味道鲜美？
难道中国人真的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聪明很多？攻下一个博士，对他们每一位都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不成？
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回国和朋友喝酒，几位大学院长朋友还在犹豫和埋怨，他（她）的博士学位到底要不要完成，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已经是博士导师之后？
中国的特色太多太多。
在钱学森问温家宝那个关于教育的问题之后，温家宝找了那么多的校长，还是没有“搞明白”到底原因在哪里？实际上，那里的问题和这里的是一样的。
对于“高官博士多”和“钱学森不当官”的现实，不少人做了非常中国特色的解读。对于这类解读，虽然非常符合传统的中国式思维，虽然在考试时这样的答案能够得个很好的分数，但是对我而言，许多方面不应该是那么一回事。当然，你可能说，我这是在搞“文人相轻”。我已经好几次听到这样的反应了，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官员博士多，是因为：
博士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况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必须的。中国还是一个“面子”大于“里子”的时代，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再者，博士容易获得。对于追求博士帽的人而言，结果是投入少，产出多。也就是低风险高回报。如果你已经拥有政治资源，那种帽子就更是小菜一碟，当然人们更愿意干了。人是理性的吗。
如果说，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把严学校这头开始，结果发现不理想，那我说，再自然不过了。学校的教授和领导哪一个有能力和政治家对垒。如果这样做，那不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不要命了。
于是乎，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教授怕官员？为什么中国学者的“权力”低于中国“政治家”的？
以“钱学森不当官”为榜样，来鼓励“博士不做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为什么？很明显，钱学森不是一个一般的博士，他不需要官职来为他提供任何他“做学问”所需要的资源。他是“特保户”，而且，他所做的还是国家的“命脉”式的东西。整个国家举国力来实现他所描绘的目标和理想。
一般的人，哪能有他那么牛气。君不知，即使那么厉害的钱伟长，在 1972 年外派他出国考察之前，也还是一个“劳改犯”，而钱学森则是为数极少的特保户。
人混到那个份上，你就是“太上皇”了，什么头衔都不需要，你的名字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
在目前，一则，是因为美国的人才太多，科技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了，想在美国短期内达到钱学森当年在美国的那种学术地位，已经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再则，在中国，目前也是“人才济济”，在你很难“证明”你的“超级”独特性的情况下，获得你做学问所需要的资源，就得靠你自己了。这时候，你还在期待“永久”的伯乐相伴和支持，也实在是太幼稚了一点。
所以说，在国内发展，你还不能不当官。问题是，在“人才”过剩的现在，能够给你的职位可能已经非常有限了。在后者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好好权衡一下，你的付出和所得的恰当性问题了。
中国在学位产出数量上已经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甚至还超过了，但是，却没有得到那些国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科技产出。即使这为数已经够少的学术产出，不少还是通过金钱“购买”的，海外机构华裔学者的，名义上属于中国的成果。对于这一困境，我看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管是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无可逾越的内在制约与激励机制的缺陷在那里。
温家宝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无法深入实质。这与温家宝的水平和能耐没有关系，实际上谁都解决不了。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激励机制存在，而且，以任何人的一人之力，也不可能制造出一个有效率的机制出来。
用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将人才比喻为水，很多人才比喻为很多水。如果在这个洪水季节，你当放的不放，当堵的不堵，结果你还是无法形成足够的水势来为你的发电服务。并且，你所看到的，还可能是泛滥的洪水。
人才，你用它就会成为人才，如果你用其所长的话。否则，那就是蠢才和庸才。
况且，在高质量人才非常奇缺的中国，欧美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居然在那里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为什么？因为有限的空间已经被“人才”给塞满了。
我倒是担心，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不是会流于形式，从表面看似乎是都已经现代化了，实际上还是不堪一击。那种结果可是非常可怕的。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那种结果出现。
按理说，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在以中国为主旋律推进人类进程的时刻，至少从社会科学来看，研究中国问题是很容易出成果的，而且，这种成果还应该是很容易高质量的。但是，在没有人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会有成果呢？如果没有成果，又如何谈论质量呢？
如果有一天，有一位非黄皮肤的外国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什么的，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不知道，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怎么想？
这种尴尬的局面很可能就会在今后二十年出现。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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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9 年 11 月 5 日《山西日报》发表了徐补生的评论文章，题目是《 “ 官员博士多 ” 的尴尬》，文章说，干部要求 “ 四化 ” ，其中之一便是 “ 知识化 ” 。所以，官员学历高本该是好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今天我们最大的博士群不是在高等院校，也不是在科研院所，而是在官场！这说明，一则我们有太多的博士太爱官帽，二则我们有太多的官员，太爱博士帽，三则对于身居高位的官员，这博士帽实在是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
由此，让我想起日前的一篇新闻报道，报道称，钱学森对于官位很淡泊。回国后，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了国家领导人。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 “ 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 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于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和聂荣臻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钱学森对此非常满意。钱学森 70 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职务。
可见，钱学森不当官，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情，充分体现了一名科学家淡泊名利、襟怀坦白的高风亮节。在他看来，无论是官衔还是职务，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淡泊名利，只为科研，这或许是钱老精彩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相比于钱学森的淡泊名利，当下我们有些学者却让人不敢恭维。他们不恋学问，恋官场，记得河南曾面向全国公开选拔 125 名博士副县长（ 2008 年 9 月 7 日新华社）；广东公选百名干部， 3828 人竞逐， 6 成是硕士博士（ 2008 年 9 月 7 日《羊城晚报》）。类似消息还有不少。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 40 个教授来争，有报道称，有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处长落选后，甚至锲而不舍地继续竞争副处长。看到教授们对行政职务趋之若鹜，如此放弃清高和自傲，屈尊参加考试、答辩、民主测评甚至打电话、发短信、请吃饭、拉选票，四处讨好同事，八面逢迎领导，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正像徐补生在文章中所说的，学人不用其所长而硬要挤进官场，这是学人的尴尬，更是教育的尴尬。硕士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是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的专业技术研究型人才。学成之时，他们宁愿丢弃所长，蜂拥去考公务员，既而从事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这是极大的人才浪费，也是从根本上，对 “ 官本位 ” 思想的有力助长。这与钱学森的淡泊名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因如此，我认为，淡泊名利，看淡官职，是当下科技界和学者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学术抵不上官职，大师抵不上处长，像钱学森这样淡泊名利，只为科研的人越来越鲜见，那么科教兴国从何谈起，科学大师从何而来、诺贝尔奖靠谁去得？
所以，徐补生在文章的最后呼吁：不能让博士学位泡沫化，更不能让博士学位的授予金钱化、权力化。我想，这也表达大众的心声。或许唯有如此，中国的科技才有层出不穷的成果，才会再度涌现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而不会再出现 “40 教授争一个处长 ” 的怪相。 【附录资料来源：林伟： " 官员博士多 " 与钱学森不当官， 2009-11-06 09:17 《东方网》】
『汪翔（原创），作者保留所有权利，引用请注明出处， 2009 年 11 月 6 日』
关于“如果有一天，有一位非黄皮肤的外国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什么的，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读者也认为极有可能。类似事件正在发生。如动画片《木兰》引起国内震动。又如哥伦比亚一教授研究文革期间红卫兵传单颇有心得，收藏比国内名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有中医成药的科学研制，韩国也有领先的趋势。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鲜明的对比：
西方的学者潜心治学研究，其目的：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中国的学者忙于经商做官，其目的：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长此以往，更多不愿看到的事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