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
随便想想
再议薄熙来打黑与人权
（美）汪翔
我的《薄熙来重庆打黑的人权担忧》一文，在自己的博客才刚刚贴出几天时间，谷歌一下，发现已经被数十个网站连载。有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和分析，也有人开始骂街，说我“与黑社会头目”谈人权是幼稚。人们问我，在对他们“手软”时，是不是想到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的人权？
实际上，这些都是误解。人权和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美国、中国都有关系又都没有关系。人权的核心是对弱势者的保护，而对人的罪恶的治理和惩罚，则应该有一个稳定可衡量的尺度。
很可能，在一个时期，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犯罪会采取比较轻微的惩罚。有时候，又会因为某种时代的原因，而对某种犯罪采取了过重的惩罚。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美国和中国在人权上的许多争议，实际上就是表现在这些方面：美国人按照美国的标准，发现中国对于人权尊重不够。而中国人则说，自己的法制才刚刚开始，需要时间，美国的要求太高，强词夺理，强人所难。
但是，如果大家都心平气和，不用对抗的心态来相互指责，而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得益多多，同时也能够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口舌的争论时间。
在中国出现的不如人意的法制结果，也不是说在美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也不能够说，现在在美国看来很合理的法治规范，在未来或者用中国人的标准看，就是合理的。人权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尊重程度逐步改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还是你得关注和注意分寸。
简单而言，打黑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的社会风气日下的情况下，在人治成分还很大的情形。但是，与此同时，注意分寸，注意打击面，注意在打击时对作为公民宪法所给予的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即使是罪犯，对他们的惩罚，是不应该由执法者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除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外，任何人都应该没有这个权利，不管你的官有多大。一旦侵犯了这个权利，那么，被侵犯者应该有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宪法给予的权利。
这么说，初看上去就是在保护“罪犯”，实际上并不是。想当初，为什么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可以被作为“社会的垃圾”折磨致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请君入翁”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故事。实际上，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这就是悲剧就是人治的结果。
在黑道猖獗的时候，他们是不需要你去“保护”的，那么，那时候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就是法律该保护的。而在这些人成为阶下囚时，就成为“弱者”了，就需要保护。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就没有抓错人呢？你怎么就知道，你获得的信息不是“有心人”有意识的为了报复而人为编造的呢？
即使你所获得的信息是准确的，那么，是不是每一个执法的人都有能力和知识来判断“犯人”是不是有罪呢？再者，在运动的风浪尖上，是不是有用刑过度的问题呢？
一个法制社会需要的是分工合作，需要的是靠程序来定罪和执行惩罚。这样做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否则，即使你没有罪，如果你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在错误的时刻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执法部门抓住，那么，在对方的重刑之下，你招还是不招？如果你不招，你是不是可能会被整得伤残甚至是死亡。如果你招了，那么，基于你的招来惩罚你，你是该服还是不该服。
难道，你的生活就是应该基于运气吗？难道你就知道，没有人会想办法来算计你吗？这也是为什么，我对目前国内所讨论的，“对罪犯的定罪不应该再使用供词”的做法，一再叫好的原因。犯人有权利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即使是被迫做了，那也是无效的证词。这样做，可能会给执法带来不少的成本增加，但是，减少成本就可以草菅人命吗？
再者，我还注意到，许多罪犯，特别是黑社会的头目，都是有着很好的头衔，什么人大代表呀，什么局长、处长呀。由此，人们就说，犯罪分子“强调自己当时是人大代表，是把人大代表当作一种特权符号，念念不忘这个护身符，时时想起这个红帽子。事实上，一些黑老大热衷于漂白自己，积极渗透到政治领域，千方百计地争戴红帽子，是有目的的，有此光环在身，便可无穷妙处，一方面以红护黑、以权壮胆，另一方面则可以不断渗透政治领域，加重自身砝码。”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目前政治管理方面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将“红帽子”戴给谁的候选人选择过程上的缺陷和不足。
人们犯罪并不是因为这种人就天性更坏一些。错了，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都有为了自身利益而“犯罪”的动机。而实际上他们是不是会犯罪，完全决定于这样做的成本和收益。这就是贝克老教授一再强调的，人的理性选择决定了人的行为。我在自己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里面也讲过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某种“红帽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顶帽子有价值，为了获得那顶帽子的付出，小于因获得它而得到的利益。这没有什么罪恶不罪恶的。强调犯罪分子这样做的罪恶性，是一种幼稚的自我安慰，是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时候的一种自我逃避、自我愚弄。
正确的做法，或者说，更为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是看看，我们在选择戴红帽子的人的选择过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就是将眼光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结果的问题是来自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本身。
再者，就是看看，现有制约系统是不是给了这些戴有“红帽子”的人太多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不是有有效的制约，如果有，那么，为什么这些制约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如果现有系统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制约，而且，你看来也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制约，那么，你干叫干吼，应该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同样的问题也还会一次次再出现，可能形式会有点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
按照新华社一篇文章的分析，很多罪犯，在他们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前就已经是劣迹斑斑，群众对其恶行的举报就已经是不断。那么，又是为什么，相关的管理机构可以置人民的举报而不顾呢？如果对于这种情形，我们重重惩罚那些置民愤不顾的所谓“非罪犯”，并且建立一个规范的、持续性的惩罚制度，那么，这些已经有前科的罪犯，是不是就有比较小的机会获得“红帽子”呢？
指标不如治本。问题是，地方官员没有治本的积极性，因为那样会危机到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说得好听一点，是会危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从而危害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高帽子和冠冕堂皇的借口，需要怎样的制约机制才能够将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呢？
在问题出来以后，于是就有人开始“提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产生过程既要遵循程序和规定，还要尊重民意，不能随便把代表和委员送给一些人，否则只会让这些人更加祸国殃民，从而激起民众反弹。
这种劝告，除了自慰和给人一点迷魂药的效果之外，是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的。这样说的基础，还是假定你所面对的读者都是一群傻冒。低估人民智慧的政治家，是很愚昧的。你可以风光一时，但是，却不可能风光到永远。因为，你可以在短期内愚弄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的人，但是，你却不可能在长时期里永远愚弄所有的人。这是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说的，我认为是真理。
人的本性就是自利，就是很理性地在自己所能获得的环境下，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非物质的利益，往往是为了长期的物质利益的获得服务的。
我在这里，不是想说，在世界上就没有包青天存在，但是，对于国家的管理，靠挖掘包青天，只能是事倍功半，效果不会好，而且风险很大。容易产生出胡折腾的结果。因为，你思维的基础还是人治。而人治的问题就是无法规范。
回到薄熙来打黑的议题，下一步，应该是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解决长期的规范化问题，以预防为主，而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主。惩罚是在没有办法时的最后手段，不应该是主要手段。黑道盛行，本来就是反效率的，这就是一笔社会效率和资源的浪费。其后的打黑，又是第二次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能够做到事前控制，预防为主，借助于这次打黑的大好机会，来打造一个好的机制，那么，薄熙来才真正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了。偶尔打一打，特别是在相对而言“天高皇帝远”的山城，再大的收获，其长远效果也会非常有限。
如果有一天，薄熙来能够在上海、北京也来个类似的成功打黑，那么，中国的法制可能就上了一个台阶了。我不相信他能够做到，因为他也是人，他所拥有的权力也毕竟有限，即使他非常想那么做也不成。
当年美国的斯皮策，可是在纽约市开始对金融界的“黑道”开火的，而且还成效显著。他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毁灭性打击”，我在即将出版的《美国大败局》里，有很深入的分析和介绍，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写这些，无意贬低薄熙来的功劳，只是想让人们冷静一点、深入一点，来思考一些问题。薄熙来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称道的，为他的胆量也为他所获得的战果。几年前，我去武汉，就听到不少的关于黑道的“故事”，武汉的成效如何，我也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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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汪翔（原创）保留所有权利，引用请注明出处，2009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