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立夫： 赴新疆与盛世才交涉经过
蒋委员长为什么派我去新疆？其根本原因是：盛世才在北伐时从广东出发和我一同行军，他当时是参谋处的参谋，我是秘书处的科长，大家在一起行军而认识，他见我白天行军，到一地方停下来就马上努力文电工作，往往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他看见一般人没有我如此努力，所以对我的工作态度非常钦佩。不久，他到了新疆，把新疆的领袖金树仁打垮，取代了金的地位，变成新疆的首领。金树仁是个军阀，盛世才是东北人，很有才气。那时他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要中央派人去新疆，他指定要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齐世英（立法委员）。
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很忙，齐世英曾在过去和盛世才共同参加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革命工作，也因事无法分身。蒋委员长因此没派我去，也没派齐世英去，就另外派了一个人去，此人是盛世才的老师黄慕松先生，这位先生不太懂得政治。因为盛世才用自己的力量占据了新疆，是希望中央承认他，中央没有派他希望的人去，反而派了他的老师去，这位老师又莫名其妙，在没去之前，新闻记者访问他，他便发表了一段谈话，题目是〈治新方针〉。盛世才是个多疑的人，他以为中央是派人去领导他的，他自己辛苦打下新疆，而中央却派个比他高的人去接收，自然不满意了。我曾去找过这位盛世才的老师，告诉他盛某本想要中央承认他，这篇谈话会使盛误以为中央要派你去控制他。黄慕松说他没有要去治理新疆，而是记者胡说，但是已不及更正矣。果然他去到新疆，盛就把他软禁起来，好不容易，才放了他回来。後来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有野心，他们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想密谋夺取新疆。那时黄绍竑曾打电报给盛世才属下一个军长名张里元者，想拉拢这位军长推翻盛世才，但是这个电报被盛某拿到了，汪精卫和「桂系」一派的阴谋被发现後，张里元被捕而置死，盛世才对中央就很不满意。
蒋委员长适在江西剿匪，盛某和汪某的关系弄僵了，於是盛世才想独立，我就到江西去见蒋委员长，告诉他新疆情况很坏，蒋委员长乃派一重要人物带封亲笔信到新疆去安抚他，才把新疆情势稳定下来。蒋委员长知道我和盛世才的关系；第一次盛要我去新疆，他没派我去；第二次我向他报告新疆情形，他派人带信去，才把新疆安抚下来；第三次是在抗战开始时，欧亚航空公司路线经新疆，飞机上有许多德国军事顾问，因机械故障，迫降新疆，那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拍两通电报给盛世才要他放行飞机，盛世才不理睬，汪很难堪，因为盛报复过去汪和黄绍竑想联合搞倒他的宿怨，而德国方面向汪发出「哀的美敦书」，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办好，汪没有办法，很客气的表示要来看我，我说不敢，乃到了他家，他请我帮忙，用我的名义，把事先拟好的电文要我过目签字，请盛世才放飞机起程，电报发出後，第二天盛就放走了飞机。这三次关系，盛世才对我都很卖面子，所以，蒋委员长很了解我和盛某的关系。
那时我和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谈判之後，苏俄希望我们和日本作持久战，苏俄可保持中立，而减少东面的威胁，以观其变，我乘机要求苏联供我飞机、坦克、高射炮等武器援助我国，我要他写明多少坦克，多少飞机，他起先不大愿意写，我怕他赖账，一定要他亲笔写下来，他才写了。我把他写的字条藏起来，後来派张冲到苏俄要武器，他们外交部还想赖，张冲就把鲍可莫洛夫大使的亲笔字据拿给他们看了，才予承认。他们把武器分了数批运来中国，途中要经过新疆，因此，蒋委员长便派我去新疆交涉，要盛世才支援我们油料。我衔命去新疆时，同行的尚有苏俄鲍可莫洛夫大使，他是经新疆回苏俄去的。我们一行是乘中国航空公司包机去的，飞机抵达迪化，盛世才亲来迎接我们，带了一营马队，扬起漫天灰尘，威风凛凛。
当天，盛世才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欢迎会，我和俄国大使一人坐盛的一边，成了座上贵宾。当时俄国在新疆的领事馆要比在我们南京的俄国大使舘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人员有几百人，俄国人在新疆早有野心已是很明显的事了。盛世才对我很好，招待我住在督办公署的西花园内，里面的布置陈设极为讲究，那里过去杀过许多人，在金树仁时代，极为嗜杀，请客时吃完饭，就请大家看杀人，所以边疆地区很野蛮。我住进西花园後，有人告诉我这里闹鬼的故事，但我一点也不怕。
盛世才对我极为优遇，别人到了新疆不能自由行动，但我例外，我可以随意到处参观，到处演讲。盛的太太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也请我去讲演，这是别人从来没有的事。有一天，盛世才派人带了四箱钞票送给我使用，新疆的币制和内地不同，内地一块钱等於他们好几千块钱，但四箱钞票的钱数目还是很大的。我当时若不收下，他一定认为我不给他面子，若收下便等於接受贿赂，我想出来了一个两全的办法，那时新疆民族很复杂，我建议盛世才修建一座中山纪念堂，我於临走时就备函把这笔钱捐作修建中山纪念堂的费用，这件事处理得极妥善，盛也赞成。
有一天，我正式跟盛世才交涉支援油料的事，盛答应了。当时一头骆驼可载八桶油，这可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来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他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把油料送达目的地，一桶一桶地安置好，这样由苏俄赠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後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交涉办好了，我就要走了。临行的那一天，在欢送我时却出了乱子。盛世才把他所有的政府要员都请来了，有省政府主席、各厅厅长、军事领袖，他是督办，为最高领袖。盛的疑心病很重，那天有维吾尔族的副主席和几位厅长在，他即席起来讲话，我也讲了话。後来他要我先去休息，却命令一部份参加欢送会的要员不要走，当时把副主席和几位厅长逮捕，说他们勾结造反，要把他赶走。其实这些人也不一定真是造反的，他的疑心病太重了，他藉著欢送我的机会，聚集政府要员，然後逮捕他们几人，实在是很令我难过的事。
盛世才这个人，到後来除他太太之外，什么人都不相信，所以最後既不相信俄国人，也反叛了中央，我曾劝过他诚心诚意信仰蒋委员长，因为委员长很信任他，他应忠心耿耿信任中央，才能保护新疆，否则新疆很容易被俄国人攫去。他的「督办」公署门口，晚上都架满了机关枪，实在可怕。他的公文箱都上锁，批公文时一定先自己用钥匙打开，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中央派人去协助他，他也不相信。此人能力颇强，但失败在不信任任何人，最後连一个亲信都没有，因为中央派去的人，他既不放心，身边的老部下也不信任，充其量也只有相信他自己的太太一人而已。
新疆是个好地方，有十七个浙江省那麽大。新疆的水不必从地下挖井，它来自天山，白天太阳一晒，山上的雪水融化了就流下来，晚上天气凉，水就停止了。人民种麦，土地肥沃，黑土有两三尺深，他们说：「一年收获吃三年」，只要把麦种洒在泥土上，就不用管了，因为鸟类不多而「水从天上来」，灌溉无虞，真是太富庶了。新疆既有十七个浙江省那么大，浙江当时有二千七百万人口，十七个浙江可以养四亿人口，但新疆却只有三百多万人，所以新疆很富饶。新疆的石油和煤都多，煤是全世界最好的煤，我是学采煤矿的，所以懂的。有些三尺长、一尺半方宽的大煤块，一头驴只能驮两块煤。烧过的煤剩下的成了极少白灰，几乎一点渣子都没有，所以是最好的煤。此外天山还产翠玉、黄金。金矿中产一种「狗头金」，和狗头一样大，新疆富得不得了，所以苏俄处心积虑地想得到新疆。在盛世才欢迎我那一天，我看到一个高大的俄国人，是苏俄总领事馆的三等秘书，对我很注意。後来鲍格莫洛夫没有回来任大使，蒋委员长派我去飞机场接新任大使，我一见之下非常面熟，乃想起来他就是我在新疆见到的那个高大的秘书——苏俄总领事馆的三等秘书。新任大使为什么在新疆做那么低微的职务？後来我派张冲到苏俄去打听，原来以前他在苏俄做过国防部副部长，後来把他降下来做总领事馆三等秘书。在共党国家里，升黜无定则，由此可见，其「视人如物」，毫无情感。那次苏俄是派他到新疆去探测地形，所以俄国人从未放弃对新疆的侵略，因为新疆对他们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版图大、物产丰、人口又少，我在新疆期间，苏俄的总领事对我也很友善，他陪我去打猎，那一天没猎到什么东西，他送了一把很好的猎枪给我，那时我们和苏俄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在我前往新疆时，我和鲍格莫洛夫於安徽芜湖上飞机，那时日本人正在轰炸南京，南京机场不能用了，我们的飞机刚起飞，飞机场就被炸了，日本人当时可能获得情报，所以来炸芜湖机场，亦未可知，幸而我们逃过大劫。我从新疆回来时，也乘专机，机上没有别人，非常空，盛世才送了我许多哈密瓜，送行的场面又是几百匹的马队，煞是壮观！途经哈密，风沙很大，视线不明，飞机迫降於哈密，停留一夜。在哈密吃到真正的哈密瓜，是又甜又小的，盛世才送我的哈密瓜很大，这才知道有所不同。那晚在哈密，住在新疆籍的国大代表尧乐博士家，招待我很周到，晚上他们带我去看新疆戏，他们本地戏演得很残忍，为毕生所仅见，那天演出「武松杀嫂」，他们真的用猪心、猪肠做道具，血淋淋的从武松嫂子身上取出，看了以後觉得很残忍、很野蛮。新疆的男女骑马不用马鞍，恋爱求婚时，男孩追女孩都是骑马追，只要追上了就要吻到对方，女孩就得嫁给这男孩了。到新疆还获得一些新见闻，那儿有戈壁沙漠，什么叫戈壁呢？戈壁的地面是像由沙子、洋灰、石子混合成的一种东西，非常坚硬，地面平坦，是天然的飞机场，这种地形叫「戈壁」。那一天，我们飞机被风沙所阻，迫降哈密，就停在戈壁上，但第二天早晨，发现飞机失踪了，大家开著汽车四处去找寻，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飞机被风吹到好几里路以外的地方，他们把飞机拖回来检查後，才又起飞，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十分有趣。
回程中，我们飞机先到兰州，再到西安，快到西安二十分钟前，日本飞机到了西安上空，正好迎著我们飞机而来。我们飞机收到情报後，机师问我该怎么办？如果往前飞向西安，一定会被日机攻击，若往後飞回兰州，油料又不够，真是危急万分。我想了一想，告知飞机师决定前飞，到了西安时，才知道有日机十二架经西安往南飞到汉中去投弹了，我们降落机场时，地面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大家去躲警报了。过一会儿才解除警报，我们又逃过一劫，可算是幸运了！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兄来迎接我，到省政府吃顿午饭，再飞往汉口，一到汉口又有空袭警报，我们立刻把行李和哈密瓜搬下来，飞机乃飞往宜昌去。日机来炸汉口，机场亦被炸，蒋委员长侍从坐的一架飞机稍稍被炸坏了，而我又安全抵达，这真是幸运的事。我在芜湖上飞机後，机场就被炸了，临到西安又遭遇敌机；到了汉口刚下飞机，机场又被炸，我不能不说这三次逃过大难是一种奇迹！当初如果在西安上空遭遇敌机时，我若决定飞回兰州那就糟了（油料不够）。所以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决定事情，往往第一个想法比较正确，因为第一个想法很纯洁，没有杂念，所以我采用第一个想法——往前飞，因此化险为夷，逃过了浩劫。
到新疆安排油料的事幸而及时办好，因为後来日本人打南京，南京失守，紧接著日本人又攻打汉口，那时美国供应的飞机都被摧毁了，苏俄的飞机、坦克车、高射炮都及时运来，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当其再度轰炸汉口时，就被我们空军一举击落十二架，赢得了空前胜利。日本人对这场惨败，深感意外，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没有飞机了。这次空战的光荣胜利，使我在抗战胜利後，还获得一枚空军奖章，在文人中获得军事奖章，我是第一人，深感荣幸。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蒋委员长为什么派我去新疆？其根本原因是：盛世才在北伐时从广东出发和我一同行军，他当时是参谋处的参谋，我是秘书处的科长，大家在一起行军而认识，他见我白天行军，到一地方停下来就马上努力文电工作，往往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他看见一般人没有我如此努力，所以对我的工作态度非常钦佩。不久，他到了新疆，把新疆的领袖金树仁打垮，取代了金的地位，变成新疆的首领。金树仁是个军阀，盛世才是东北人，很有才气。那时他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要中央派人去新疆，他指定要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齐世英（立法委员）。
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很忙，齐世英曾在过去和盛世才共同参加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革命工作，也因事无法分身。蒋委员长因此没派我去，也没派齐世英去，就另外派了一个人去，此人是盛世才的老师黄慕松先生，这位先生不太懂得政治。因为盛世才用自己的力量占据了新疆，是希望中央承认他，中央没有派他希望的人去，反而派了他的老师去，这位老师又莫名其妙，在没去之前，新闻记者访问他，他便发表了一段谈话，题目是〈治新方针〉。盛世才是个多疑的人，他以为中央是派人去领导他的，他自己辛苦打下新疆，而中央却派个比他高的人去接收，自然不满意了。我曾去找过这位盛世才的老师，告诉他盛某本想要中央承认他，这篇谈话会使盛误以为中央要派你去控制他。黄慕松说他没有要去治理新疆，而是记者胡说，但是已不及更正矣。果然他去到新疆，盛就把他软禁起来，好不容易，才放了他回来。後来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有野心，他们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想密谋夺取新疆。那时黄绍竑曾打电报给盛世才属下一个军长名张里元者，想拉拢这位军长推翻盛世才，但是这个电报被盛某拿到了，汪精卫和「桂系」一派的阴谋被发现後，张里元被捕而置死，盛世才对中央就很不满意。
蒋委员长适在江西剿匪，盛某和汪某的关系弄僵了，於是盛世才想独立，我就到江西去见蒋委员长，告诉他新疆情况很坏，蒋委员长乃派一重要人物带封亲笔信到新疆去安抚他，才把新疆情势稳定下来。蒋委员长知道我和盛世才的关系；第一次盛要我去新疆，他没派我去；第二次我向他报告新疆情形，他派人带信去，才把新疆安抚下来；第三次是在抗战开始时，欧亚航空公司路线经新疆，飞机上有许多德国军事顾问，因机械故障，迫降新疆，那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拍两通电报给盛世才要他放行飞机，盛世才不理睬，汪很难堪，因为盛报复过去汪和黄绍竑想联合搞倒他的宿怨，而德国方面向汪发出「哀的美敦书」，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办好，汪没有办法，很客气的表示要来看我，我说不敢，乃到了他家，他请我帮忙，用我的名义，把事先拟好的电文要我过目签字，请盛世才放飞机起程，电报发出後，第二天盛就放走了飞机。这三次关系，盛世才对我都很卖面子，所以，蒋委员长很了解我和盛某的关系。
那时我和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谈判之後，苏俄希望我们和日本作持久战，苏俄可保持中立，而减少东面的威胁，以观其变，我乘机要求苏联供我飞机、坦克、高射炮等武器援助我国，我要他写明多少坦克，多少飞机，他起先不大愿意写，我怕他赖账，一定要他亲笔写下来，他才写了。我把他写的字条藏起来，後来派张冲到苏俄要武器，他们外交部还想赖，张冲就把鲍可莫洛夫大使的亲笔字据拿给他们看了，才予承认。他们把武器分了数批运来中国，途中要经过新疆，因此，蒋委员长便派我去新疆交涉，要盛世才支援我们油料。我衔命去新疆时，同行的尚有苏俄鲍可莫洛夫大使，他是经新疆回苏俄去的。我们一行是乘中国航空公司包机去的，飞机抵达迪化，盛世才亲来迎接我们，带了一营马队，扬起漫天灰尘，威风凛凛。
当天，盛世才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欢迎会，我和俄国大使一人坐盛的一边，成了座上贵宾。当时俄国在新疆的领事馆要比在我们南京的俄国大使舘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人员有几百人，俄国人在新疆早有野心已是很明显的事了。盛世才对我很好，招待我住在督办公署的西花园内，里面的布置陈设极为讲究，那里过去杀过许多人，在金树仁时代，极为嗜杀，请客时吃完饭，就请大家看杀人，所以边疆地区很野蛮。我住进西花园後，有人告诉我这里闹鬼的故事，但我一点也不怕。
盛世才对我极为优遇，别人到了新疆不能自由行动，但我例外，我可以随意到处参观，到处演讲。盛的太太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也请我去讲演，这是别人从来没有的事。有一天，盛世才派人带了四箱钞票送给我使用，新疆的币制和内地不同，内地一块钱等於他们好几千块钱，但四箱钞票的钱数目还是很大的。我当时若不收下，他一定认为我不给他面子，若收下便等於接受贿赂，我想出来了一个两全的办法，那时新疆民族很复杂，我建议盛世才修建一座中山纪念堂，我於临走时就备函把这笔钱捐作修建中山纪念堂的费用，这件事处理得极妥善，盛也赞成。
有一天，我正式跟盛世才交涉支援油料的事，盛答应了。当时一头骆驼可载八桶油，这可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来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他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把油料送达目的地，一桶一桶地安置好，这样由苏俄赠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後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交涉办好了，我就要走了。临行的那一天，在欢送我时却出了乱子。盛世才把他所有的政府要员都请来了，有省政府主席、各厅厅长、军事领袖，他是督办，为最高领袖。盛的疑心病很重，那天有维吾尔族的副主席和几位厅长在，他即席起来讲话，我也讲了话。後来他要我先去休息，却命令一部份参加欢送会的要员不要走，当时把副主席和几位厅长逮捕，说他们勾结造反，要把他赶走。其实这些人也不一定真是造反的，他的疑心病太重了，他藉著欢送我的机会，聚集政府要员，然後逮捕他们几人，实在是很令我难过的事。
盛世才这个人，到後来除他太太之外，什么人都不相信，所以最後既不相信俄国人，也反叛了中央，我曾劝过他诚心诚意信仰蒋委员长，因为委员长很信任他，他应忠心耿耿信任中央，才能保护新疆，否则新疆很容易被俄国人攫去。他的「督办」公署门口，晚上都架满了机关枪，实在可怕。他的公文箱都上锁，批公文时一定先自己用钥匙打开，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中央派人去协助他，他也不相信。此人能力颇强，但失败在不信任任何人，最後连一个亲信都没有，因为中央派去的人，他既不放心，身边的老部下也不信任，充其量也只有相信他自己的太太一人而已。
新疆是个好地方，有十七个浙江省那麽大。新疆的水不必从地下挖井，它来自天山，白天太阳一晒，山上的雪水融化了就流下来，晚上天气凉，水就停止了。人民种麦，土地肥沃，黑土有两三尺深，他们说：「一年收获吃三年」，只要把麦种洒在泥土上，就不用管了，因为鸟类不多而「水从天上来」，灌溉无虞，真是太富庶了。新疆既有十七个浙江省那么大，浙江当时有二千七百万人口，十七个浙江可以养四亿人口，但新疆却只有三百多万人，所以新疆很富饶。新疆的石油和煤都多，煤是全世界最好的煤，我是学采煤矿的，所以懂的。有些三尺长、一尺半方宽的大煤块，一头驴只能驮两块煤。烧过的煤剩下的成了极少白灰，几乎一点渣子都没有，所以是最好的煤。此外天山还产翠玉、黄金。金矿中产一种「狗头金」，和狗头一样大，新疆富得不得了，所以苏俄处心积虑地想得到新疆。在盛世才欢迎我那一天，我看到一个高大的俄国人，是苏俄总领事馆的三等秘书，对我很注意。後来鲍格莫洛夫没有回来任大使，蒋委员长派我去飞机场接新任大使，我一见之下非常面熟，乃想起来他就是我在新疆见到的那个高大的秘书——苏俄总领事馆的三等秘书。新任大使为什么在新疆做那么低微的职务？後来我派张冲到苏俄去打听，原来以前他在苏俄做过国防部副部长，後来把他降下来做总领事馆三等秘书。在共党国家里，升黜无定则，由此可见，其「视人如物」，毫无情感。那次苏俄是派他到新疆去探测地形，所以俄国人从未放弃对新疆的侵略，因为新疆对他们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版图大、物产丰、人口又少，我在新疆期间，苏俄的总领事对我也很友善，他陪我去打猎，那一天没猎到什么东西，他送了一把很好的猎枪给我，那时我们和苏俄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在我前往新疆时，我和鲍格莫洛夫於安徽芜湖上飞机，那时日本人正在轰炸南京，南京机场不能用了，我们的飞机刚起飞，飞机场就被炸了，日本人当时可能获得情报，所以来炸芜湖机场，亦未可知，幸而我们逃过大劫。我从新疆回来时，也乘专机，机上没有别人，非常空，盛世才送了我许多哈密瓜，送行的场面又是几百匹的马队，煞是壮观！途经哈密，风沙很大，视线不明，飞机迫降於哈密，停留一夜。在哈密吃到真正的哈密瓜，是又甜又小的，盛世才送我的哈密瓜很大，这才知道有所不同。那晚在哈密，住在新疆籍的国大代表尧乐博士家，招待我很周到，晚上他们带我去看新疆戏，他们本地戏演得很残忍，为毕生所仅见，那天演出「武松杀嫂」，他们真的用猪心、猪肠做道具，血淋淋的从武松嫂子身上取出，看了以後觉得很残忍、很野蛮。新疆的男女骑马不用马鞍，恋爱求婚时，男孩追女孩都是骑马追，只要追上了就要吻到对方，女孩就得嫁给这男孩了。到新疆还获得一些新见闻，那儿有戈壁沙漠，什么叫戈壁呢？戈壁的地面是像由沙子、洋灰、石子混合成的一种东西，非常坚硬，地面平坦，是天然的飞机场，这种地形叫「戈壁」。那一天，我们飞机被风沙所阻，迫降哈密，就停在戈壁上，但第二天早晨，发现飞机失踪了，大家开著汽车四处去找寻，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飞机被风吹到好几里路以外的地方，他们把飞机拖回来检查後，才又起飞，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十分有趣。
回程中，我们飞机先到兰州，再到西安，快到西安二十分钟前，日本飞机到了西安上空，正好迎著我们飞机而来。我们飞机收到情报後，机师问我该怎么办？如果往前飞向西安，一定会被日机攻击，若往後飞回兰州，油料又不够，真是危急万分。我想了一想，告知飞机师决定前飞，到了西安时，才知道有日机十二架经西安往南飞到汉中去投弹了，我们降落机场时，地面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大家去躲警报了。过一会儿才解除警报，我们又逃过一劫，可算是幸运了！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兄来迎接我，到省政府吃顿午饭，再飞往汉口，一到汉口又有空袭警报，我们立刻把行李和哈密瓜搬下来，飞机乃飞往宜昌去。日机来炸汉口，机场亦被炸，蒋委员长侍从坐的一架飞机稍稍被炸坏了，而我又安全抵达，这真是幸运的事。我在芜湖上飞机後，机场就被炸了，临到西安又遭遇敌机；到了汉口刚下飞机，机场又被炸，我不能不说这三次逃过大难是一种奇迹！当初如果在西安上空遭遇敌机时，我若决定飞回兰州那就糟了（油料不够）。所以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决定事情，往往第一个想法比较正确，因为第一个想法很纯洁，没有杂念，所以我采用第一个想法——往前飞，因此化险为夷，逃过了浩劫。
到新疆安排油料的事幸而及时办好，因为後来日本人打南京，南京失守，紧接著日本人又攻打汉口，那时美国供应的飞机都被摧毁了，苏俄的飞机、坦克车、高射炮都及时运来，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当其再度轰炸汉口时，就被我们空军一举击落十二架，赢得了空前胜利。日本人对这场惨败，深感意外，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没有飞机了。这次空战的光荣胜利，使我在抗战胜利後，还获得一枚空军奖章，在文人中获得军事奖章，我是第一人，深感荣幸。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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