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孔昭绶的二三事

毛泽东和孔昭绶

今天的年轻学子们或许不太清楚：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对毛泽东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

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而毛泽东———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

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毛泽东的情况来。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毛泽东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毛泽东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

“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毛泽东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萧子升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毛泽东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这期间，孔昭绶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当首推组建一师学生志愿军一事。

1916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

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自1912年起，南北军阀谭延?、汤芗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芗铭就曾派部属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原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1916年10月，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兹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橥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

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10月底正式宣告成立。

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

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育”是最值得提倡的，坚持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辩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赞成组织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