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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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支军队进行评价，最权威的发言者，莫过于它的对手。
冈村宁次大将，早年任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后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国共内战期间任蒋介石秘密军事顾问，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该人被中国共产党列为侵华日军第一号战犯。
1949年1月26日被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无罪。
这本书编得很奇怪，按时间顺序倒着来。先写投降这一段，然后依次向回走，上溯至关东军第二师团长任内（最后一节是：全歼管界内匪寇。不过“共产党系统”的抗联除外，笑死。）
第31页“日军官兵的态度”：
“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指奉命投降时）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以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8月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
（应当客观地说，60年前对日作战的决定性方向，是在太平洋上。中国战场的作用，就是以上千万军民的尸山血海，牵制住了百余万日本陆军，减轻了美军跨岛攻击的难度和牺牲，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蒋委员长最初的期望，也无非是让他坚持打下去，不要单独媾和，所以才有滇缅公路，才有驼峰航线。现而今日本右翼抬头，选择中国挑衅，是柿子拣软的捏。）
第37页“国共矛盾”
“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同时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
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
（这一段送给某ID，算是我给他的“蒋委员长比中共抗日强100倍”观点的回应，还要告诉他：在他牢记不忘的台儿庄会战中，蒋委员长先是拼光了川军一个师，又拼光了孙连仲的西北军，还填进去几万龙云的滇军，而他的嫡系汤恩伯军团——就是那个“水旱蝗汤”第四名——是在战役最后时刻才投入攻击摘桃子的。）
第325页“肃正作战（剿共指南）”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1941年），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
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某ID声称共产党“游而不击是事实”，冈村大将地下有知，是要骂八格呀路的，真是事实的话他的部下真不知怎么死的，他这个司令也不知瞎忙的什么。反共虽然后继有人，可水平实在太低。
有一句话他和我都会说的，骂人也不是这样骂法。）
第325—326页
“试举一件受共军诡计蒙骗的事例：
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就是鬼子炮楼）。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是淳朴善良的人，天长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来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倒毙，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我读到这段觉得似曾相识，扎在书柜里翻了半天，在《敌后武工队》里找到了。电影《烈火金刚》亦有表现。）
第327—328页“投降的将领”
“……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指华北地区）。……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
后来我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给叛军发军饷的军队，古今有无先例？这样的军队，是否有作战意志？如有，是针对谁的？)
回到第78页
“10月21日(1945年)
何应钦总司令邀我一人前往会谈，……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我（抗战前）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起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谁可以告诉我，蒋委员长的“真意”是什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一版，内部发行。原名《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日本原书房1970年版，是日本政府防卫厅为了对自卫队军官进行“教育”，由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修官稻叶正夫编辑而成。内容主要为冈村宁次的日记、随感及回忆。
我是差不多10年前从街边旧书摊上花5块钱淘来的，扉页还盖着“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公章。这些年住在我的书柜里，左手是麦克阿瑟巴顿朱可夫，右手是隆美尔曼施坦因。头些天新进了本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塞不下了，有心把它扔还给路边旧书摊。
现在看来还是先别急着扔，谁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版本的“事实”以及“历史”盛装出台呢。
对一支军队进行评价，最权威的发言者，莫过于它的对手。
冈村宁次大将，早年任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后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国共内战期间任蒋介石秘密军事顾问，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该人被中国共产党列为侵华日军第一号战犯。
1949年1月26日被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无罪。
这本书编得很奇怪，按时间顺序倒着来。先写投降这一段，然后依次向回走，上溯至关东军第二师团长任内（最后一节是：全歼管界内匪寇。不过“共产党系统”的抗联除外，笑死。）
第31页“日军官兵的态度”：
“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指奉命投降时）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以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8月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
（应当客观地说，60年前对日作战的决定性方向，是在太平洋上。中国战场的作用，就是以上千万军民的尸山血海，牵制住了百余万日本陆军，减轻了美军跨岛攻击的难度和牺牲，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蒋委员长最初的期望，也无非是让他坚持打下去，不要单独媾和，所以才有滇缅公路，才有驼峰航线。现而今日本右翼抬头，选择中国挑衅，是柿子拣软的捏。）
第37页“国共矛盾”
“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同时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
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
（这一段送给某ID，算是我给他的“蒋委员长比中共抗日强100倍”观点的回应，还要告诉他：在他牢记不忘的台儿庄会战中，蒋委员长先是拼光了川军一个师，又拼光了孙连仲的西北军，还填进去几万龙云的滇军，而他的嫡系汤恩伯军团——就是那个“水旱蝗汤”第四名——是在战役最后时刻才投入攻击摘桃子的。）
第325页“肃正作战（剿共指南）”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1941年），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
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某ID声称共产党“游而不击是事实”，冈村大将地下有知，是要骂八格呀路的，真是事实的话他的部下真不知怎么死的，他这个司令也不知瞎忙的什么。反共虽然后继有人，可水平实在太低。
有一句话他和我都会说的，骂人也不是这样骂法。）
第325—326页
“试举一件受共军诡计蒙骗的事例：
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就是鬼子炮楼）。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是淳朴善良的人，天长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来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倒毙，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我读到这段觉得似曾相识，扎在书柜里翻了半天，在《敌后武工队》里找到了。电影《烈火金刚》亦有表现。）
第327—328页“投降的将领”
“……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指华北地区）。……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
后来我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给叛军发军饷的军队，古今有无先例？这样的军队，是否有作战意志？如有，是针对谁的？)
回到第78页
“10月21日(1945年)
何应钦总司令邀我一人前往会谈，……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我（抗战前）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起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谁可以告诉我，蒋委员长的“真意”是什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一版，内部发行。原名《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日本原书房1970年版，是日本政府防卫厅为了对自卫队军官进行“教育”，由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修官稻叶正夫编辑而成。内容主要为冈村宁次的日记、随感及回忆。
我是差不多10年前从街边旧书摊上花5块钱淘来的，扉页还盖着“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公章。这些年住在我的书柜里，左手是麦克阿瑟巴顿朱可夫，右手是隆美尔曼施坦因。头些天新进了本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塞不下了，有心把它扔还给路边旧书摊。
现在看来还是先别急着扔，谁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版本的“事实”以及“历史”盛装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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