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档案中的《潜伏》和余则成们 (图)

电视连续剧《潜伏》的热播，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当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现将尘封的历史档案中翻出的一些真实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真实的“余则成”们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平津情报站，先后由陈叔亮、张友恒(化名李才)领导。

陈叔亮，北京人，1911年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抗战胜利后曾任军调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天津市公安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司长，驻柬埔寨王国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成员，驻罗马尼亚大使等职。1939年从延安秘密潜回北平，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

张友恒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经在前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从1941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他曾三次进入北平从事情报工作。

第一次是1941年3月，张友恒化名李金生潜入北平，由陈叔亮将他安排在东直门外陈耀华家，由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账先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辟敌战区的情报工作和组建秘密电台。1942年5月，陈叔亮被捕后，张友恒也从北平撤退。

第二次来北平是1942年6月到7月，历时一个月，任务是检查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以满城县四里营伪村长家为第一个点，以保定火车站一家客栈为第二个点，以北平东城北锣鼓巷为第三个点。

第三次是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主要任务是筹建新的秘密电台，视察新的情报组织及完成中央社会部交办的任务。

“六一五事件”始末

1948年6月14日，化名李才的张友恒乘晚班火车由天津来北平，住在东直门内南小街甲1号。次日下午两点，他到东四与刘致祥同志接头。接上头后两人并排走着，猛听背后有人喊：“站住！”只见一个壮年人疾步赶来。张友恒、刘致祥回头一看，都不认识。心知有异，一定是特务！张友恒说：“先生，我不认识你。”特务不看也不理，只是吼叫：“走，一块走，上汽车。”

这时候，张友恒才发现路东停有一辆黑色汽车，心里全明白了：人家是专门来抓他们的。怎么办，得想办法逃！就在特务伸手来拉他时，他用手里的皮包猛然向特务头部打去，然后夺路欲逃。哪知特务早有防备，伸手抓住了张友恒的西服后领。张友恒急中生智，撒手甩掉了皮包，两臂向后一顺，顺势脱掉上衣，向南急跑。“砰！砰！”特务连开两枪，张友恒顿时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张友恒右腹部。他左手扶着墙，站起来，右手捂住流血的伤口。

特务一边骂着一边走到张友恒跟前，拉他上汽车。张友恒站着不动，说：“我受伤了，走不了。”特务一看，张友恒的衬衫已被鲜血染红，便放开手，转身去马路对面喊汽车。张友恒等特务走出五六步远了，突然转身向南，拼命猛跑，跑到报房胡同口，急拐进去，继续奔跑。等特务发觉追到报房胡同口时，已经不见了张友恒的踪影。张友恒就这样脱险了。

就在特务追捕张友恒时，刘致祥也乘机骑自行车逃离现场，并连夜出城上妙峰山，向领导机关报了警。

事后了解到，刘致祥进城借住在一个叫谢文凯的家里，而谢文凯被捕后已被敌人控制，是谢出卖了刘致祥。特务又跟踪刘致祥，发现了前来接头的张友恒。

东直门外陈家

说起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不能不说说东直门外陈家。张友恒第一次来北平，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114号元通祥绒线铺，用来掩护张友恒。第三次来北平又是陈耀华出资，在义和冰窖(东直门外北护城河的北段东岸)处开了一家“怡和化工厂”。厂长陈庆霞是陈耀华的儿子，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陈耀华是什么人呢？

陈耀华，名余荣，号耀华，1891年生于北京。在东直门外，陈耀华是位头面人物。

陈耀华与中共情报组织发生关系，缘于与陈叔亮的相识。

1930年陈耀华与协和医院的助理医师苑默庵结婚。苑默庵的弟弟苑振鹏与陈叔亮是同学。苑振鹏在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7年由陈叔亮介绍去了延安马列学院。苑默庵在弟弟苑振鹏的影响下，1942年也加入了党组织。陈叔亮通过苑振鹏与陈耀华相识，感到这位义和冰窖的经理是个有着强烈爱国意识、赞成抗日的有识之士，于是成为忘年交的朋友。陈叔亮把义和冰窖作为党的平津情报站的一个据点，而陈耀华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做出特殊的贡献。

陈耀华于1950年病逝。天津市公安局专程送来花圈、挽联和50万元的慰问金(当时的本位币为万元)；张友恒等同志从外地赶来送葬。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旧情，也使得陈耀华身后备极哀荣。

中统的“细胞”战术

抗战之前，中统在上海地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反蒋集团中去活动。曾任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的陈蔚如在回忆录中称，当时中统上海区大力发展所谓的“细胞”，也就是特务的耳目。当时，中统特工一旦在基层发现中共嫌疑对象以后，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胁利诱，一些中共基层党员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对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因为有家庭拖累更不敢逃跑，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中共组织，成为中统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细胞”。

当时，中共沪西区委的负责人何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人姚长庚等人，都曾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安插在中共内的“细胞”。中统的确给在白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带来了一定的破坏，直到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这些“细胞”才宣告死亡。

陕甘宁神秘双面间谍

1941-1943年，伴随着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针对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特情突击竞赛”。共产党也放开手脚，“化敌为我服务”，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内线，一时间，陕甘宁边区的谍战呈现复杂的局面，更出现了令人头痛的双面间谍。

当时，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区保安处关中外勤组乘机派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了杨宏超一些假情报。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

后来，中共社会部批评边区保安处，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有些离谱，反而壮大敌人力量。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当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么很快就知道了呢？

文彬交待了内情。他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杨宏超成为怀疑对象，并被秘密逮捕。然而，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人们说法不一。《中国秘密战》的作者郝在今曾就此事询问当时任陕甘宁边保处副处长的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在这个关节点上发生了致命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