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源自湖湘文化。
这是我要着重展开来说一说的。大家注意，这个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较浪漫奇异的楚文化不大一样，这是300年以来一种经世致用的、大气霸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学子或者仕人集团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岳麓书院大门外的名联说得好：“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但我一直想为其改个下联：“无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备啊。
先来看看湘楚人物。从两千年前的屈原，贾谊，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学的开山周敦颐，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渐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第一代是两江总督陶澍以及贺昌龄、贺熙龄、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将近两百年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所谓的晚清中兴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黄兴，孙中山的总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还有以护法运动名震天下的云南督军蔡锷等等，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将近一百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大家数数看，光担任过中共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十大元帅有其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个大将有其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震、肖劲光、徐光达，1955年授的57个上将里有19个上将，140多个中将里面有40多个中将。前面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也值得一说。就说八年抗战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里从忻口会战开始，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强。而且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四次，四进四出，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打得非常精彩。淞沪会战的中日伤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时，伤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战，在湖南境内歼灭日寇多达20余万。仅1945年4月，在中国大陆对日最后一战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歼灭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战战果以省区来划分的话，湖南无疑是第一。综上，说湖南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是毫不为过的。
其实湖南人这种雄视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纪初，就为国人所高度赞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陈独秀说到的杨度，是一代旷世逸才，他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歌》写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和豪气！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霸气和豪气。
据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研究，总结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虽然有待推敲，但我认为富于原创和发现，我愿意在此结合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共享。（64）
第一点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是哲学思维，从屈原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历代的湖南知识分子都力图探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所谓大本大原的问题。不是解决小问题，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丽浪漫，神奇精妙的云景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所重视的文采问题，从屈原到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第二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讲究实事求是。东汉汉献王最早提出的“实事求是”，后来在20世纪初被当时岳麓书院类似院长这样的人物把它写在岳麓书院一进门的影壁上。又过了20多年被毛泽东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直至今日。实际上从南宋的胡宏、张轼开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中探求富国强兵之路。毛泽东就更加把它化成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就是严于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泽东搞雨浴，风浴，游泳等等，这都是锻炼体魄，更主要是锻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这些人也都是起于底层，出身寒微，但自律甚严。曾国藩为尤。
我们来说一段小插曲。当时剿灭洪杨之后，曾氏和湘军几乎一统天下。曾国藩时任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北京军区司令，他的弟弟曾国荃相当于南京军区司令。其他各处大体可以说无湘不成军，无湘人不成衙门。光曾国藩老家湘乡县，因军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国的武装部长，军分区司令、省军区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国的武装力量尽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说当时有一种动议，主张曾国藩反清复明，汉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闿运。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也。他在岳麓书院也题有一幅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南人这种大气，真是气死外省人，但你还真没法不服气。从王闿运的“湘水余波”到毛泽东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着湖南人的铁血豪气吗？
王闿运就是专门研究帝王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牵头鼓动曾国藩反清，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反，为什么呢，这也算是一个历史之谜，见仁见智，人言言殊。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可以为其略作解释，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一点，然后用这个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个叫作概。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这就是自律。让我来引申一下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觉得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当然也包括他对清朝的感恩，他曾经一年连升4级，36岁就当到了礼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说，咸丰、慈禧对他是龙恩浩荡，知恩图报，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传统。上个世纪20年代，毛泽东组织青年学会诸友赴法赴日时，曾遇经济拮据之困，幸得章士钊伸出援手，资助两万大洋才得以成行，毛当时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欣慰地写道：“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对此还念兹在兹，感激不尽，从1963年开始，让他的秘书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给章士钊送2000元钱，一直到他去世。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这就是还他那笔债。钱少情意重，其实毛对章家几代人都特别关照。这种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第三点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从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所以青年毛泽东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曾经有人拿秦始皇来影射毛泽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做了这种事情，可能要断子绝孙啊。结果毛泽东反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就是不信神鬼，敢为天下先。
第四点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
湖南的知识分子参政，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例如前面我列举的从陶澍到毛泽东，这前后200年左右，五代人，薪尽火传。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特点，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时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学问。张轼、胡宏都在岳麓书院讲学。曾国藩、罗泽南这帮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都是同学。当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也常去岳麓书院旁听。平时他们以学问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旦到了时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这个文化群体就转化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他们是典型的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诗联唱和，每有绝响。
我举几个名联。一个是两江总督任上的陶澍，回乡省亲，下榻宾馆，青年学子左宗棠抓住机遇在其下榻的宾馆写了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翘首公归。”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欢心，因为上联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春殿语从容”指的是咸丰皇帝在金銮殿和书房里问对，即接见陶澍；下联又强烈地表达了三湘学子对当时作为湖湘仕人领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为感动，就打听这个联是谁写的，别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于说自己是今天的诸葛亮。但他应试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铩羽而归，所以后来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举人，但他才华出众，能力超群，一个对联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请来，彻夜长谈，尽管他们年龄差了一代，地位悬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仅是个举人，竟然结成了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陶澍是最早推荐左宗棠的，体现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携的抱团精神，这是一例。
此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炳章手下当幕僚，其实是“大秘”，相当于省军区的秘书处长。当时清朝有个制度，地方衙门给朝廷送重要文件，要发炮三响。表示政务透明公开，告诉大家我们湖南给朝廷发了什么重要文件。骆炳章是巡抚，是书记兼司令，应该是送发他签署文书就发炮，结果弄到后来，他签署的不发炮了，左宗棠签署的倒发炮，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总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辞官告状，说左宗棠一介布衣当众殴打四品大员，这是侮辱朝廷，罪该当斩。一时引起朝野哗然，咸丰震怒，着即派出官文为钦差大臣，南下查办。当此之际，御史中臣潘荫祖紧急上了一道奏折，写出了两句名言：“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的运作，这才保护了左宗棠，并使其一夜之间名动天下。但左宗棠也并没有因此顺利发达。到了他44岁时，林则徐从新疆特赦回福建，路过长沙，点名要见左宗棠。那年左宗棠虽然名气很大但还没有授到实职。林则徐送了他一幅名联，予以鼓励：“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画在羊皮上的军事地图送给左宗棠，对他寄予厚望。事实上，又过了20多年以后，左宗棠就是拿着林则徐送他的羊皮地图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这是第二例。
真正对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还是曾国藩。清代有个密荐制度，就是地方大员有权力直接写密奏向皇帝推荐人才，这个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国藩一生中密荐过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他给这两人写的评语大体相同，都是12个字：“取势宏远，用事精微，堪当一面”。这两个人都成了曾后时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鸿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左宗棠是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任上收复了新疆失地，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民族英雄。虽然李鸿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因为很佩服曾国藩，就把青年李鸿章托付给曾国藩，所以李鸿章是正经的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后来李家势力坐大，淮军超过湘军。有一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就是“总督换防老太太不换房”。说的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老母亲和他一起住在两江总督衙门内，但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调来接任两江总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们接着说第三例，有关“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联吧。就在人们怂恿曾国藩反清之际，风声传到朝廷慈禧太后耳朵里，引起怀疑，为了避嫌，曾、左别出心裁，演了一出好戏。当年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有一个早餐会，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议完要事后闲下来了，曾国藩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悠闲地写着上联“季子自视甚高，与我议论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无意间流露了他对左的不满与不屑。当时就有左宗棠的卧底快马这个上联报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听，佯作大怒，立马对了个下联：“藩臣以身许国，问伊经济又何曾。”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但是关于军国大事，我左宗棠什么时候问过你曾国藩？不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强烈地表达了对曾国藩的大不敬。两个人闹意气，闹出了这么一对名联。又被慈禧的卧底报给朝廷，解了慈禧的后顾之忧。这是曾、左用的小权谋，也是他们的大智慧。最为难得的是表达得风流儒雅。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后人有诗赞曰“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迎得春风度玉关。” 湘军将帅里面，风流雅士很多，显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此前的中国古代将领不大一样。这些对毛泽东都深有影响，所以后来毛在中共的上层也经常这么干，但他没有对手，英雄寂寞，只能自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唱和只能和郭沫若、柳亚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个联他也对不出来啊。
第五点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
前面讲到，集大成者王船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的方略，其思想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300年以来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对湘军，对曾国藩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861 年曾国藩和他弟弟曾国荃捐资了4200两白银，最早刊行了《船山遗书》，就是帮他出了文集。曾国藩把这套书带在身边，包括在剿灭洪杨的过程中，戎马倥偬，经常是挑灯夜读。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过曾国藩的传承，后来被毛泽东所发扬。王、曾都是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研究当时农民起义，就是所谓他们的敌人的作战规律。比如说人民战争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来的，毛泽东换了个说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后来也成了毛泽东的名言。王、曾总结农民军的战争特点是“胜亦走，败亦走，无所不走。”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打得赢也走，捞了一把就跑。表现为机动灵活，让你抓不住。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游击战，运动战。曾国藩的原话是“我进则敌退，我退则敌又进。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泽东改造成“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十六字诀。再比如曾国藩说的“全军以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后来都被毛泽东整合为他的战争名言和战略思想。（65）
其实更加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后面四句，完全可以被视为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版。
上述材料，大家可能不大熟悉，披露的不多，宣传就更谈不上了，因为我们历来把曾国藩定位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怎么可能受它的影响呢？但这是事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开篇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主要讲的是诗词，其实毛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不光是文学艺术，也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曾国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链中的一环。曾国藩，包括湘军的其他将领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很深刻，比如说湘军的水军统领胡林翼，字润之，后来就变成了毛泽东的字。当然，毛泽东最推崇的还是曾国藩，对其有很高的评价，说他可以做大事，又可以教书。几乎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写到：
“昔人有言：欲统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藉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抱四部精要。”（67）
从中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氏《杂钞》推崇备至，几乎视为天下第一要书。事实上，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毛泽东对曾国藩是下了大功夫的，光笔记就做了厚厚的几大本，而且是越读对其越佩服。时隔两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又写到：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68）这话表明毛泽东对曾国藩的佩服无以复加。
诚如毛泽东所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为何对曾偏爱至此，我觉得还有三点特殊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湘潭和湘乡两县毗邻，毛家和曾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少年毛泽东常住外祖父家。曾国藩是1872年去世的，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相隔21年，可以想见少年毛泽东是听着曾国藩的故事长大的，这是一种乡情的耳濡目染，人文的启蒙教育。
其二，恰如曾国藩密荐左、李所言，“取势宏远。” 曾国藩自己就身体力行。剿灭洪杨之后，他将天下财富聚集湖南，主要不是用来大兴土木，光宗耀祖，而是兴办乡间教育。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重要原因就是乡间教育办得好，从娃娃抓起。其中毛泽东就读的东山学堂，就为曾国藩所创办。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言词之间，充满了对东山学堂和先贤曾国藩的感念之情。
其三，曾国藩一介书生，36岁时以礼部侍郎的身份被咸丰夺情，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聚乡勇，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挽狂澜于既倒，历经10余年而剿灭洪杨。文人出身， 和军事不沾边，从不舞枪弄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曾国藩其实是很相似的。他练游泳，搞风浴雨浴，也是为了练意志练体魄，跟武艺并不相干。1927年，朱毛井冈会师时，毛泽东唯一一次背上手枪，还撰打油诗自嘲曰：“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语气颇为不屑。这是一次文字记载。还有一次图片记载是1964年，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检阅了大比武之后，一时兴奋，现场留下两张照片，一为挥拳打沙袋，一为端着步枪作瞄准状。这就是作为千军万马统帅的毛泽东毕生留给我们和武器、武艺相关的记载。此外，如毛自述，他所读兵书也不多。长征途中，博古、李德等教条主义者嘲笑毛泽东打仗就靠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三国演义》。毛泽东后来多次反驳这种说法，说《三国演义》是从小就看过的，但是《孙子兵法》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过。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可信，但大体说明毛泽东以前和军事无渊源。闹秋收起义，上井冈占山为王，实在也是被逼无奈。因为蒋介石搞了4.12政变，要杀共产党人，你不杀他，他来杀你。而且毛、曾之间还有一点也很相似，开始多是屡战屡败，曾国藩弄得两次跳水自尽，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也是且战且走，到永新三湾改编才基本稳住阵脚，后来又历经了第四、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万里转移的大跌宕、大挫折，但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最终都战胜了对手，成为了王者。
现在我们就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四点小结。第一点就是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第二点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广阔胸襟和领袖气质。毛的成功可以说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于意志的坚定和强大所致，但后期发展到唯意志论，过分看重夸大精神的作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第三点就是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基础。这里所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第四点就是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湖南的仕人集团的智谋和风格对毛深有影响。
当然，我们今天反观湖湘文化以及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有四点值得反思。第一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第二是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说白了就是不大懂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失误与此大有关系。主要领导不懂经济，毛对经济更不感兴趣。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几年折腾之后，1961年，毛终于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认错，表示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大懂，不如少奇、恩来、小平，更不如陈云。第三是霸蛮有余民主不足。霸蛮有余，是毛泽东个性使然，也是湖湘文化使然，而民主不足，主要是封建文化的影响和体制使然，不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第四是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忽视客观规律。他的浪漫气质和他的诗化人生颇为相得，但是浪漫到诗化政治、诗化经济，就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显而易见，上述毛的文脉来源的第五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了诗词的范畴，它几乎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所有的主要方面，但它又同样不可避免地、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同时，把毛的文脉来源分为五点，也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大可推敲和斟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结语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初步研究，权当抛砖引玉。因为随着我对毛的学习和认识的深入，愈发感到毛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过渡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精神遗产。无论是从正面总结经验还是从负面汲取教训，我们对他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同时，毛泽东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截至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才不过仅仅3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已经传遍全世界。作为一种回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而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对他表达了应有的敬重和关注。多达成千上万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资料、回忆文章、研究专著以及文艺作品，已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毛学”热，而且这种超越国界的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研究毛泽东这个庞大的课题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我庆幸自己年过半百之后成为了“毛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兵。我愿意继续从诗词的角度进入“毛学”，虽然目前我坚信毛泽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但是我又强烈地希望有人超越毛泽东，不断地将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推向前进。10年以前，当经济和科技全球化风靡之际，我就固执地坚持“四不主义”——
1、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
2、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
3、世界文化不能缺少中国；
4、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69）
今天，我更加偏激地成为了一个中华文化至上论者，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深邃和高妙、博大和精致，所以它不为今天的世界真正理解和认识。诗词怎么翻译？最好的翻译也只能是表其意而丧其神。别说内容，就说词牌吧，把《满江红》翻成《一条红色的大江》，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着嘛。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当所有的老外都像大山一样的精通汉语，他们才会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伟大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而且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最后我用45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七千人大会中的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70）
其一，45年过去了，白驹过隙，白猫黑猫，白领蓝领，白道黑道，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全球化……不管毛泽东当时的所指是什么，但这40多年的发展变化，完全印证了他关于翻天覆地的时代判断；
其二，斗争依然存在，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公开的、隐蔽的，离间计、反间计、美人计、超限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又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同过去有着许多不同的斗争特点和形式的判断；
其三，近30年来，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又恰好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和前途的判断。这就是毛泽东具有伟人气质、气势和远见卓识的伟大预言。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可以断言，再过50年，中华民族将完成翻天覆地的伟大复兴。而毛泽东的名字，将和这个伟大民族过去的觉醒、今天的崛起和将来的腾飞永远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要着重展开来说一说的。大家注意，这个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较浪漫奇异的楚文化不大一样，这是300年以来一种经世致用的、大气霸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学子或者仕人集团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岳麓书院大门外的名联说得好：“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但我一直想为其改个下联：“无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备啊。
先来看看湘楚人物。从两千年前的屈原，贾谊，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学的开山周敦颐，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渐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第一代是两江总督陶澍以及贺昌龄、贺熙龄、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将近两百年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所谓的晚清中兴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黄兴，孙中山的总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还有以护法运动名震天下的云南督军蔡锷等等，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将近一百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大家数数看，光担任过中共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十大元帅有其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个大将有其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震、肖劲光、徐光达，1955年授的57个上将里有19个上将，140多个中将里面有40多个中将。前面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也值得一说。就说八年抗战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里从忻口会战开始，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强。而且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四次，四进四出，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打得非常精彩。淞沪会战的中日伤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时，伤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战，在湖南境内歼灭日寇多达20余万。仅1945年4月，在中国大陆对日最后一战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歼灭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战战果以省区来划分的话，湖南无疑是第一。综上，说湖南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是毫不为过的。
其实湖南人这种雄视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纪初，就为国人所高度赞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陈独秀说到的杨度，是一代旷世逸才，他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歌》写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和豪气！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霸气和豪气。
据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研究，总结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虽然有待推敲，但我认为富于原创和发现，我愿意在此结合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共享。（64）
第一点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是哲学思维，从屈原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历代的湖南知识分子都力图探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所谓大本大原的问题。不是解决小问题，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丽浪漫，神奇精妙的云景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所重视的文采问题，从屈原到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第二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讲究实事求是。东汉汉献王最早提出的“实事求是”，后来在20世纪初被当时岳麓书院类似院长这样的人物把它写在岳麓书院一进门的影壁上。又过了20多年被毛泽东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直至今日。实际上从南宋的胡宏、张轼开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中探求富国强兵之路。毛泽东就更加把它化成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就是严于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泽东搞雨浴，风浴，游泳等等，这都是锻炼体魄，更主要是锻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这些人也都是起于底层，出身寒微，但自律甚严。曾国藩为尤。
我们来说一段小插曲。当时剿灭洪杨之后，曾氏和湘军几乎一统天下。曾国藩时任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北京军区司令，他的弟弟曾国荃相当于南京军区司令。其他各处大体可以说无湘不成军，无湘人不成衙门。光曾国藩老家湘乡县，因军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国的武装部长，军分区司令、省军区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国的武装力量尽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说当时有一种动议，主张曾国藩反清复明，汉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闿运。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也。他在岳麓书院也题有一幅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南人这种大气，真是气死外省人，但你还真没法不服气。从王闿运的“湘水余波”到毛泽东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着湖南人的铁血豪气吗？
王闿运就是专门研究帝王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牵头鼓动曾国藩反清，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反，为什么呢，这也算是一个历史之谜，见仁见智，人言言殊。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可以为其略作解释，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一点，然后用这个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个叫作概。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这就是自律。让我来引申一下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觉得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当然也包括他对清朝的感恩，他曾经一年连升4级，36岁就当到了礼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说，咸丰、慈禧对他是龙恩浩荡，知恩图报，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传统。上个世纪20年代，毛泽东组织青年学会诸友赴法赴日时，曾遇经济拮据之困，幸得章士钊伸出援手，资助两万大洋才得以成行，毛当时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欣慰地写道：“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对此还念兹在兹，感激不尽，从1963年开始，让他的秘书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给章士钊送2000元钱，一直到他去世。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这就是还他那笔债。钱少情意重，其实毛对章家几代人都特别关照。这种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第三点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从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所以青年毛泽东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曾经有人拿秦始皇来影射毛泽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做了这种事情，可能要断子绝孙啊。结果毛泽东反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就是不信神鬼，敢为天下先。
第四点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
湖南的知识分子参政，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例如前面我列举的从陶澍到毛泽东，这前后200年左右，五代人，薪尽火传。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特点，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时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学问。张轼、胡宏都在岳麓书院讲学。曾国藩、罗泽南这帮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都是同学。当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也常去岳麓书院旁听。平时他们以学问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旦到了时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这个文化群体就转化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他们是典型的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诗联唱和，每有绝响。
我举几个名联。一个是两江总督任上的陶澍，回乡省亲，下榻宾馆，青年学子左宗棠抓住机遇在其下榻的宾馆写了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翘首公归。”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欢心，因为上联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春殿语从容”指的是咸丰皇帝在金銮殿和书房里问对，即接见陶澍；下联又强烈地表达了三湘学子对当时作为湖湘仕人领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为感动，就打听这个联是谁写的，别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于说自己是今天的诸葛亮。但他应试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铩羽而归，所以后来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举人，但他才华出众，能力超群，一个对联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请来，彻夜长谈，尽管他们年龄差了一代，地位悬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仅是个举人，竟然结成了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陶澍是最早推荐左宗棠的，体现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携的抱团精神，这是一例。
此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炳章手下当幕僚，其实是“大秘”，相当于省军区的秘书处长。当时清朝有个制度，地方衙门给朝廷送重要文件，要发炮三响。表示政务透明公开，告诉大家我们湖南给朝廷发了什么重要文件。骆炳章是巡抚，是书记兼司令，应该是送发他签署文书就发炮，结果弄到后来，他签署的不发炮了，左宗棠签署的倒发炮，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总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辞官告状，说左宗棠一介布衣当众殴打四品大员，这是侮辱朝廷，罪该当斩。一时引起朝野哗然，咸丰震怒，着即派出官文为钦差大臣，南下查办。当此之际，御史中臣潘荫祖紧急上了一道奏折，写出了两句名言：“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的运作，这才保护了左宗棠，并使其一夜之间名动天下。但左宗棠也并没有因此顺利发达。到了他44岁时，林则徐从新疆特赦回福建，路过长沙，点名要见左宗棠。那年左宗棠虽然名气很大但还没有授到实职。林则徐送了他一幅名联，予以鼓励：“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画在羊皮上的军事地图送给左宗棠，对他寄予厚望。事实上，又过了20多年以后，左宗棠就是拿着林则徐送他的羊皮地图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这是第二例。
真正对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还是曾国藩。清代有个密荐制度，就是地方大员有权力直接写密奏向皇帝推荐人才，这个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国藩一生中密荐过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他给这两人写的评语大体相同，都是12个字：“取势宏远，用事精微，堪当一面”。这两个人都成了曾后时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鸿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左宗棠是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任上收复了新疆失地，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民族英雄。虽然李鸿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因为很佩服曾国藩，就把青年李鸿章托付给曾国藩，所以李鸿章是正经的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后来李家势力坐大，淮军超过湘军。有一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就是“总督换防老太太不换房”。说的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老母亲和他一起住在两江总督衙门内，但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调来接任两江总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们接着说第三例，有关“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联吧。就在人们怂恿曾国藩反清之际，风声传到朝廷慈禧太后耳朵里，引起怀疑，为了避嫌，曾、左别出心裁，演了一出好戏。当年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有一个早餐会，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议完要事后闲下来了，曾国藩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悠闲地写着上联“季子自视甚高，与我议论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无意间流露了他对左的不满与不屑。当时就有左宗棠的卧底快马这个上联报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听，佯作大怒，立马对了个下联：“藩臣以身许国，问伊经济又何曾。”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但是关于军国大事，我左宗棠什么时候问过你曾国藩？不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强烈地表达了对曾国藩的大不敬。两个人闹意气，闹出了这么一对名联。又被慈禧的卧底报给朝廷，解了慈禧的后顾之忧。这是曾、左用的小权谋，也是他们的大智慧。最为难得的是表达得风流儒雅。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后人有诗赞曰“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迎得春风度玉关。” 湘军将帅里面，风流雅士很多，显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此前的中国古代将领不大一样。这些对毛泽东都深有影响，所以后来毛在中共的上层也经常这么干，但他没有对手，英雄寂寞，只能自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唱和只能和郭沫若、柳亚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个联他也对不出来啊。
第五点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
前面讲到，集大成者王船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的方略，其思想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300年以来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对湘军，对曾国藩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861 年曾国藩和他弟弟曾国荃捐资了4200两白银，最早刊行了《船山遗书》，就是帮他出了文集。曾国藩把这套书带在身边，包括在剿灭洪杨的过程中，戎马倥偬，经常是挑灯夜读。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过曾国藩的传承，后来被毛泽东所发扬。王、曾都是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研究当时农民起义，就是所谓他们的敌人的作战规律。比如说人民战争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来的，毛泽东换了个说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后来也成了毛泽东的名言。王、曾总结农民军的战争特点是“胜亦走，败亦走，无所不走。”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打得赢也走，捞了一把就跑。表现为机动灵活，让你抓不住。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游击战，运动战。曾国藩的原话是“我进则敌退，我退则敌又进。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泽东改造成“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十六字诀。再比如曾国藩说的“全军以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后来都被毛泽东整合为他的战争名言和战略思想。（65）
其实更加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后面四句，完全可以被视为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版。
上述材料，大家可能不大熟悉，披露的不多，宣传就更谈不上了，因为我们历来把曾国藩定位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怎么可能受它的影响呢？但这是事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开篇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主要讲的是诗词，其实毛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不光是文学艺术，也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曾国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链中的一环。曾国藩，包括湘军的其他将领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很深刻，比如说湘军的水军统领胡林翼，字润之，后来就变成了毛泽东的字。当然，毛泽东最推崇的还是曾国藩，对其有很高的评价，说他可以做大事，又可以教书。几乎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写到：
“昔人有言：欲统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藉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抱四部精要。”（67）
从中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氏《杂钞》推崇备至，几乎视为天下第一要书。事实上，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毛泽东对曾国藩是下了大功夫的，光笔记就做了厚厚的几大本，而且是越读对其越佩服。时隔两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又写到：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68）这话表明毛泽东对曾国藩的佩服无以复加。
诚如毛泽东所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为何对曾偏爱至此，我觉得还有三点特殊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湘潭和湘乡两县毗邻，毛家和曾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少年毛泽东常住外祖父家。曾国藩是1872年去世的，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相隔21年，可以想见少年毛泽东是听着曾国藩的故事长大的，这是一种乡情的耳濡目染，人文的启蒙教育。
其二，恰如曾国藩密荐左、李所言，“取势宏远。” 曾国藩自己就身体力行。剿灭洪杨之后，他将天下财富聚集湖南，主要不是用来大兴土木，光宗耀祖，而是兴办乡间教育。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重要原因就是乡间教育办得好，从娃娃抓起。其中毛泽东就读的东山学堂，就为曾国藩所创办。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言词之间，充满了对东山学堂和先贤曾国藩的感念之情。
其三，曾国藩一介书生，36岁时以礼部侍郎的身份被咸丰夺情，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聚乡勇，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挽狂澜于既倒，历经10余年而剿灭洪杨。文人出身， 和军事不沾边，从不舞枪弄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曾国藩其实是很相似的。他练游泳，搞风浴雨浴，也是为了练意志练体魄，跟武艺并不相干。1927年，朱毛井冈会师时，毛泽东唯一一次背上手枪，还撰打油诗自嘲曰：“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语气颇为不屑。这是一次文字记载。还有一次图片记载是1964年，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检阅了大比武之后，一时兴奋，现场留下两张照片，一为挥拳打沙袋，一为端着步枪作瞄准状。这就是作为千军万马统帅的毛泽东毕生留给我们和武器、武艺相关的记载。此外，如毛自述，他所读兵书也不多。长征途中，博古、李德等教条主义者嘲笑毛泽东打仗就靠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三国演义》。毛泽东后来多次反驳这种说法，说《三国演义》是从小就看过的，但是《孙子兵法》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过。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可信，但大体说明毛泽东以前和军事无渊源。闹秋收起义，上井冈占山为王，实在也是被逼无奈。因为蒋介石搞了4.12政变，要杀共产党人，你不杀他，他来杀你。而且毛、曾之间还有一点也很相似，开始多是屡战屡败，曾国藩弄得两次跳水自尽，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也是且战且走，到永新三湾改编才基本稳住阵脚，后来又历经了第四、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万里转移的大跌宕、大挫折，但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最终都战胜了对手，成为了王者。
现在我们就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四点小结。第一点就是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第二点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广阔胸襟和领袖气质。毛的成功可以说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于意志的坚定和强大所致，但后期发展到唯意志论，过分看重夸大精神的作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第三点就是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基础。这里所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第四点就是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湖南的仕人集团的智谋和风格对毛深有影响。
当然，我们今天反观湖湘文化以及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有四点值得反思。第一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第二是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说白了就是不大懂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失误与此大有关系。主要领导不懂经济，毛对经济更不感兴趣。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几年折腾之后，1961年，毛终于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认错，表示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大懂，不如少奇、恩来、小平，更不如陈云。第三是霸蛮有余民主不足。霸蛮有余，是毛泽东个性使然，也是湖湘文化使然，而民主不足，主要是封建文化的影响和体制使然，不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第四是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忽视客观规律。他的浪漫气质和他的诗化人生颇为相得，但是浪漫到诗化政治、诗化经济，就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显而易见，上述毛的文脉来源的第五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了诗词的范畴，它几乎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所有的主要方面，但它又同样不可避免地、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同时，把毛的文脉来源分为五点，也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大可推敲和斟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结语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初步研究，权当抛砖引玉。因为随着我对毛的学习和认识的深入，愈发感到毛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过渡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精神遗产。无论是从正面总结经验还是从负面汲取教训，我们对他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同时，毛泽东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截至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才不过仅仅3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已经传遍全世界。作为一种回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而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对他表达了应有的敬重和关注。多达成千上万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资料、回忆文章、研究专著以及文艺作品，已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毛学”热，而且这种超越国界的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研究毛泽东这个庞大的课题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我庆幸自己年过半百之后成为了“毛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兵。我愿意继续从诗词的角度进入“毛学”，虽然目前我坚信毛泽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但是我又强烈地希望有人超越毛泽东，不断地将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推向前进。10年以前，当经济和科技全球化风靡之际，我就固执地坚持“四不主义”——
1、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
2、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
3、世界文化不能缺少中国；
4、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69）
今天，我更加偏激地成为了一个中华文化至上论者，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深邃和高妙、博大和精致，所以它不为今天的世界真正理解和认识。诗词怎么翻译？最好的翻译也只能是表其意而丧其神。别说内容，就说词牌吧，把《满江红》翻成《一条红色的大江》，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着嘛。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当所有的老外都像大山一样的精通汉语，他们才会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伟大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而且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最后我用45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七千人大会中的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70）
其一，45年过去了，白驹过隙，白猫黑猫，白领蓝领，白道黑道，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全球化……不管毛泽东当时的所指是什么，但这40多年的发展变化，完全印证了他关于翻天覆地的时代判断；
其二，斗争依然存在，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公开的、隐蔽的，离间计、反间计、美人计、超限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又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同过去有着许多不同的斗争特点和形式的判断；
其三，近30年来，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又恰好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和前途的判断。这就是毛泽东具有伟人气质、气势和远见卓识的伟大预言。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可以断言，再过50年，中华民族将完成翻天覆地的伟大复兴。而毛泽东的名字，将和这个伟大民族过去的觉醒、今天的崛起和将来的腾飞永远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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