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四个“佐证”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了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情感的酝酿迸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如果说他是文韬武略，那么他是文大于武，以文立身，以文胜出，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鹤立鸡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和本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素质。因为这个，他才能鉴往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临天下，一言兴邦，一言乱邦。
具体来说，从作家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贯穿毛泽东终生尤其是弥漫在他诗词创作中那种强悍而强大的自信，源自何处？我个人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巨大的文化优势。诸位如予不信，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与佐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
第一，有诗为证。
先讲讲诗歌，我们就讲半阙毛泽东词，看看怎么样。《沁园春·雪》的下阙：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家注意这个“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叹惜的惜。叹惜谁呢？叹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这五位可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的屈指可数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话下。就这五位，还让毛泽东为之叹惜。叹惜什么呢？“略输文采”啊，“稍逊风骚”啊，“风”乃《国风》，“骚”乃《离骚》，是文学作品的总称，也是才华的代称，说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谁比不行呢？就是跟我毛泽东比不行啊！毛泽东的高度就在这里，他纵览中国两千年，皇帝无数，英主辈出，但都文采略逊，风雅不足。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措辞相当温和，只是“略输”和“稍逊”，至于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识弯弓射大雕”，只会用箭射鸟嘛。
前面我说过了，这首词不可能是胡乔木或者别人什么代写的。为什么？因为气势不同。帮毛商量切磋斟酌个别字句，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曾说这首词有帝王气，要批毛的帝王气。这句话没说错，确实有帝王气。读这首词给人的感觉，是江山底定，霸业已成。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几句词无意间泄露了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看一个人就看你有没有文采。毛非常重视这个。四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看来，文采都还是不行。我们举一个反证，虽然不是皇帝的曹操，毛泽东却极度推崇。因为曹操有文采，诗写得好啊！你们去读《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雄健大气和毛的诗确有有相同之处，所以毛泽东把他引为同调。尤其是《龟虽寿》、《观沧海》，毛泽东不仅反复吟诵，而且反复手抄。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3日，他曾专门给在北戴河休假的女儿李敏、李讷写了封信，专门指出：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32）
不仅如此，毛还专门为曹操赋词一首：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由此可见，文采的确是毛泽东量人的重要标准。
再换一角度看，我们应该重视这首《沁园春》的写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在山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写下这首词。大家别忘了， 1936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就是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三、五万。而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部署已毕，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三十万大军已兵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对中央红军一举歼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气究竟在哪里？要我看，只能说是文化。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在国民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颇为汪精卫、胡汉民看重。毛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在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们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时隔十年，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应蒋之邀单刀赴会，前往重庆谈判，适逢老友柳亚子索词，“索句渝州叶正黄”，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毛泽东信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诗友唱和嘛，不需要经过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书记讨论，但它却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预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国统区。按照我的说法，第一，它横扫二十世纪中国词坛，这首词一出，别的就没有啦；第二，它粉粹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国民党操纵的媒体长期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风流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了，你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
打死蒋委员长也写不出来，而且确实让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他的侍从室主任、大秘、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我看像是他写的。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的“野心”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妒火中烧。说，咱们能不能弄一点词，跟他和一和，把他这首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一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写出一大堆来，送给蒋介石看，蒋越看越摇头，实在没法跟毛泽东比啊！也就是说，举全国之力，就弄不出这样的一首词来。你说这首《沁园春》有多大的威力吧！这不是多少个军所能比得了的。而且，由于这首词，征服了整个国统区无数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在毛和蒋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选择帝王的最高标准，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集帝王气和风流气于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领袖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重庆谈判期间毛和蒋的照片，蒋常常是戎装笔挺，却显得有几分呆板，毛虽然衣着平平，略显土气，但神态自若，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大气和安详。二人并立，蒋倒有点像毛的侍从。要说重庆谈判的收获，有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
真正把毛泽东这首词和好的是柳亚子，他的下阕是这么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这个说得严重了，我只说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他说是横扫1000年——“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在他看来，豪放大师苏东坡还气势不够，“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轩，也只会发发牢骚……为了表达他的诚心诚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亚子又应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词上欣然命笔，加了一段跋，云：“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有嘡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讦耳！”（33）显然，柳亚子在这里是捧毛词而抑苏、辛，实心诚意难能可贵，言辞过激可以理解。
但是，柳亚子一介狂狷之士、一代词坛盟主，他都如此折服，其他人就更是趋之若鹜。什么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等，莫不如是，如果说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利用他的睿智、圆融、机敏、练达、亲和和耐心，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政要和民主人士，那么毛泽东凭一首词就把他们搞定了。当日的重庆上层和文化界都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随后就在很多场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不管是蒋的欢迎宴会还是毛的答谢宴会，总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接受敬酒或敬酒，周恩来紧随其后代酒。代酒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第一，我来先喝，如果酒里有毒，我以身试毒；第二，毛泽东不胜酒力，而周恩来酒量惊人。多年来人们盛传周恩来善饮，但是到底能饮多少谁也不知道，最近我在《特殊的交往》一书中偶尔看到水静的回忆，说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她和周总理两人对饮，一人一瓶茅台，半个多小时就喝完了，她佯装头痛，挂了免战牌，而总理却表扬她说：“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一瓶茅台，很不简单嘛。”随即扬长而去上舞厅了。（34）这是个小插曲，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第二、有文为证。
毛泽东诗词写得好，文章行不行？我来说两篇文章一封信，一篇文章的开头，一篇文章的结尾。文章都是毛早年的文章，没有秘书代笔，秘书也写不了。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读了不少博士的大作，很多人的文章是做得好啊，学问很大了，洋洋洒洒都是二、三十万字，但是有的人太绕，开头开了一两万字还是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建议他们去看看毛泽东的文章，作为一个大文章家，毛的文风是何其明快啊！
再说一个文章的结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年初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城里的一个米店写的，是为了回答林彪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的判断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怎么个快要到来法？文章的结尾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已看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看看毛泽东的这个比喻，这个排比，何等的清新、形象、生动、壮美！这样的文章，秘书能写得出来吗？
再说一封信，那是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用的是骈体文，充分展示了毛深厚的文言功底：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千万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
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
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35）
情意恳切，词格古雅，读之铿锵，闻之动容。这样的文章，也是秘书写不出来的。
我还想起，“文革”中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唱遍大江南北啊。大家今天知道，这个歌词是很讲究的，上下两段绝对是很整齐的，而且要押韵，这是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语录都是从他的文章中摘下来的，讲话中的一段段话，参差不齐，更不押韵，怎么能变成歌来唱呢？当然，作曲家劫夫很伟大，但是我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好啊！比如流行最广的一句，我们部队一遇到危难险急的时候，大家都念这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17个字，一念就鼓劲，充满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这样的语录当然可以拿来谱曲。换成别人的什么语录能随便谱成歌曲吗？即便劫夫再世，恐怕也无能为力。
其实毛泽东对作文章是下过大功夫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头角峥嵘了，到延安后，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起长沙第一师范教古文的袁继骝袁大胡子时还说：“‘袁大胡子’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36）有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作文章就文采斐然、势如破竹。如毛泽东在1919年7月28日《湘江评论》写的《民众大联合》：
“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37)
由于毛泽东的文章连篇累牍，来势汹汹，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400多种学生刊物中脱颖而出，誉满全国。9个月前还冷落毛的胡适之称此文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赞扬作者“极其深远的眼光与有力的、恰当的论辩”；李大钊则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予以全文转载；曾蔑视过助理图书馆员毛泽东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也称此文“表达了学生运动最本质的目的”。一时间洛阳纸贵，年轻的毛泽东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38)
中年以后，毛泽东潜深流静，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丽，而讲究内在的“神气”。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39)
“神气”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我个人理解，神气就是传神、气韵生动。而毛泽东总结“神气”的经验就是要多用口语。
口语好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从实用层面来看，第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广大官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讲通俗易懂的口语，大家容易听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还是书面的表述都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像鲁迅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把学术问题搞得跟聊天说故事一样，这是大家。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尔，像部分博士论文，确实有深度，但很晦涩，读得费劲。第三个层次是浅入浅出，像相声小品，虽然没什么东西，但好玩得很。最差的层次是浅入深出，明明没有东西，但搞得很深奥，这是比较烦人的，就像少数博士论文。
对这一类文章，毛泽东也是深恶痛绝，他曾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讽刺那些毫无神气的八股文章：“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到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两年寿命呢！”(40)
从审美的层面看，口语往往比较生动传神，形象活泼，便于记忆，便于流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共和国的外交方针讲了三句名言，一是“一边倒”，就是紧跟苏联；二是“另起炉灶”，就是打散国民党的外交旧摊子，重建共产党的外交队伍；三是“打扫干净再请客人”，就是不急于和外国接洽谈判，内部收拾好了再来建交。三句话都是通俗浅白的口语，但是主旨鲜明，形象生动，成了此一阶段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
毛泽东左手写诗，右手写文章，两手都很硬。
第三、有事为证。
说几件事情看看毛泽东文化的底蕴是如何修炼和怎么转化的。
1、建国之初，进得城来，环境始为安定，条件大为改观，毛泽东沉湎于书法之中。有一个经典情节颇能说明他沉湎之深，他从大收藏家张伯驹处借来一个海内孤本，陆机的《平复帖》，说好借一个月，天天有空抓紧临帖，到了第29天，张伯驹竟然径直打电话给毛泽东，提醒毛说你借我那个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等于是给毛一个通牒。毛泽东一听很生气，说不是还有一天嘛，你着什么急啊。
由此可见张伯驹和毛泽东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较真的人。一个是你借了就得还，哪怕你是皇帝。一个是我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决不食言，你29天催什么催？其实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过从甚密，多半也是诗词唱和、切磋书法。
2、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贻九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建国后的20多年中，毛泽东评点圈阅的1662首（篇）诗词曲的目录。远至上古的逸诗如《击壤歌》、《卿云歌》、《尧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经周、秦、汉、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还有许多一般诗人，甚至称不上诗人的诗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缕衣》、7岁女子的《送兄》、太上隐者的《答人》等等。足以见出毛泽东阅读视野之广阔，同时又不乏精读者。比如，毛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每句旁都画了曲线，每句末都画圈或双圈，并写下了100多字知人论诗的评语。
另外，圈阅之后是背诵。今天在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毛泽东手书的古诗手迹一共是117首，其中书写了两千年以来58个大诗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这些诗是在什么情况写下的呢？在毛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大书案，工间休息时毛就到这里，作为调剂，拿起毛笔，信笔就写，既是练字，又是默诗。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像600多个字以上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算是大作品了。这时毛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提起笔来就能默写这么多经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记忆天赋，也足可见出他对诗词下的功夫之深。决非一般的雅好，业余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41）
还有一个小诗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印发华东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当时毛是默写而成，事后工作人员查对，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是年，毛泽东70岁。(42)
再说81岁的毛泽东，此时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但是毛又须臾不可离开书本。怎么办呢？只有选一“侍读”。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里面选定一个名单，由张玉凤念给毛听，毛听后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荻来试试吧。”芦荻，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毛为什么挑中她呢？因为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人选注的《历代文选》，其中《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等篇为毛所喜爱，而这些篇目都为芦荻所选注，因此毛记住了芦荻，而此时芦荻又正巧调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缘啊。芦荻第一次去见毛，卧床的毛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不等芦荻回答，便自己背开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笑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然后从刘禹锡说起，表示欣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接着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等等，进而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最后说：“该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芦荻毫无准备，就凭着记忆背，引起毛泽东兴味盎然，又谈起江淹的《别赋》及《触詟说赵太后》。兴奋异常，下床踱步，边踱步边吟诗，走了三圈。从夜里10点18分到凌晨1点，大夫劝阻不住，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43)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毛泽东创作态度之严谨。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其间，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此中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毛泽东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毛泽东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视为至要。”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48）这两首七律，毛泽东是参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发表。如此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毛泽东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话风和文风。那时的毛有几个特点，一是能熬夜，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动辄三更半夜召集开会，一开一个通宵，搞得中央高层围绕他的作息时间转；二是好出行，动辄坐上专列出发，沿途召见省、地、县委书记，听汇报，作指示，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讲，兴致所致，信马游疆，天马行空，议论风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毛泽东都乐此不疲，前后多次讲话。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讲话中，倡导大家敢想敢做敢说，信口讲了这么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就搞起来的，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学，学问是后来慢慢学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马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他所批判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时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是三十三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49）
这一段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这就有点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大家心里都发虚啊！虽然有几个人能写，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写诗的。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50）
毛的这一番宏论，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随后，柯庆施、胡乔木、邓小平、薄一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发言，而且开始偏离了会议主题，纷纷赞扬毛泽东个人。以柯庆施的发言最为典型：“我们跟从毛泽东要达到盲从的程度，我们相信毛泽东要达到迷信的程度。”一时成为名言。会后不久，柯即进了政治局。
最近有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动议，准备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因为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叫《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文章为毛所激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全文三万多字长篇报告的第一、四部分。到1958年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拿出这张报纸，将周恩来的军说，恩来，你能写出这种文章来吗？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然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书，有辞职的意思。毛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后来，以邓为首的书记处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才没把周换掉。（51）
当时，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大概作了这么一些表态——
“我们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毛主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有的不可学，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革命经验、那么强的记忆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到的；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学好，做好。”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些话，态度都是诚恳和严肃的，对毛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是1958年春天，还没有整彭德怀，党内空气还是比较民主的。“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开了新中国的先河。”（52）
如果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有所准备，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问题。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乘船走三峡，由党内一支笔、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陪同。几十年后，吴冷西还充满感佩地回忆道：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还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论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53）
信手拈来，纵论古今，这种领袖你能不服吗？西哲有云：知识就是力量。毛的力量如何？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慑。
因此才有《乌托邦祭》所记录的一幕。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一天，上午八点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员本来是一路上聊着天往会场走，进门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经坐了一个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于是，大家立马踮起脚来，轻轻地走进去，慢慢落座。全部落座以后，毛突然讲话了，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来得很早，但是我比你们来得更早，我现在还没吃早饭，我想就在这里吃点早饭，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有点傻了，不知所措，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突然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大家都热烈鼓掌。等鼓完掌以后，毛又说话了：看来大家是没有意见。然后他对幕侧一招手，上菜。服务员鱼贯而出，把早点端了上来。然后，毛泽东坐在台上，喝着稀饭吃着馒头和100多个中央委员谈笑风生。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场景？（54）
什么叫君临天下？莫此为甚哪！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极尽排场之能事，千方百计想突出帝王的所谓威严，但是跟毛泽东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毛是不严自威，视中央大员如无物，这就叫鹤立鸡群。我就想，假若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把这样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拍成电视剧，让后人瞻仰一下，当年的毛泽东是何等气派，何等威风！
还有关于许世友的故事。前不久我读到杨成武的回忆录，谈1966年冬，他以代总长身份陪毛泽东视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许世友秘密弄到上海来。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预感形势不妙，就跑到大别山下的一个军队农场去避风。当时，张春桥主持上海工作，准备揪斗许世友。但毛听到这个风声，就是要当着张春桥的面接见许世友，意在告诉张春桥，我是要保许世友的。
许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干什么，心怀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但进了客厅，一下看见了毛。抢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双腿，号啕大哭。你们想想，许世友也是一名悍将啊，一生杀人如麻。但是此刻见到毛泽东，就像幼儿园的小孩盼家长盼了好多天，终于来接他了。这对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号，已经八十岁的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有一段话是对许世友说的：许世友同志，你现在看《红楼梦》吗？许说，看，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我全看了一遍。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说，没看那么多，刚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毛说，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你就只讲打仗。许说，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我的要害。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面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看得懂吗？许说，大体可以。毛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毛说，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55）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前面说王明的例子作个比较，毛对王明那样的雅人，就来粗的，把他说得狗屎都不如，对许世友这种粗人就来雅的，说要读五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许世友读一遍《红楼梦》，就读得一头雾水，读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说，毛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四，有史为证。
我这个“史”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毛的诗拿来和别人的诗宏观地概略地比较一下。怎么比？跟谁比？先纵比，跟中国历代帝王比。不是有350多个皇帝吗？就跟他们比比看。按说，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边是封建帝王，没有可比性。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一国之君，以一国之君来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都是业余诗人，这都是可比性。从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执政时间，在2000多年350多个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汉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曾举行了一个“千叟宴”，有一个赴宴老翁自称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扯得有点远了。毛泽东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毛泽东是写不过李煜的。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但他的诗词不如毛泽东。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跟毛不是一个档次。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然后再由此想到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我们不能总体上说毛泽东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毛泽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毛泽东。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毛泽东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毛泽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毛泽东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最后的忠诚和景仰。（56）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五、五个来源
前面我们讲了毛泽东诗词的高蹈和精妙，讲了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文化底蕴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下面，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7）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第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应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表达他对毛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58）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的屈原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在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我这里再提供几个毛喜欢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屈原作品，如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笔记《讲堂录》，共计47页，前11页就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还写有《离骚》的内容提要。到了建国以后，更是经常读《楚辞》，1957年专门搜集了《楚辞》的各种版本多达50 多种。不仅仅是读了，而是喜欢到把它当作一种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给江青写了个便条，“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时年，他已经65岁了，这天晚上睡觉前又重读了一遍《离骚》，而且读完又有所意会，有新的收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离骚》读几十年，读成百上千遍，叫做温故而知新，有了一点新的领悟，还特别高兴地与江青分享，可见其愉悦之情。（59）
（3）1961年秋，毛专门为屈原赋七绝一首：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诗词里专门写历史人物的一共就几首。写过鲁迅两首七绝；写过贾谊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是长沙人；写过刘贲的一首七绝；还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写给曹操的。然后就是这一首写屈原的。至于他写给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怀、郭沫若、罗荣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突然把正在阅读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辞集注》一共六册收拢起来，送给田中。这是在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为之惊喜不已，因为这是毛自己的读本，并有很多亲笔批注，弥足珍贵，从书桌上摊开的《楚辞集注》说明毛有事没事就在阅读。
综上可见，毛读屈原近80年，屈原确实是毛泽东喜爱最早、热爱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用我的一种读书方法来衡量，你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就会象情人一样伴随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情人。
当然，在上古作家里，毛泽东还喜欢一个人，就是庄子。毛泽东书读庄子，多能背诵，诗词创作深受其影响。仅以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例，其中收毛诗词50首，引用典故词语出于庄子的就有7首，共11处。特别是《逍遥游》所创造的鲲鹏形象，被毛诗词5次引用，成了毛诗中鲜明的主题性艺术形象。（61）但是庄子和韩愈一样，作为大文章家，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文风。
第四，源自“三李苏辛”为代表的优秀古典诗人。
“三李苏辛” 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他们的诗篇词章，无疑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璀璨瑰丽的浪花，也为毛泽东所钟爱。195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少有的对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较，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62）由此可见，“三李苏辛”共有的特质，如幻想、浪漫、飘逸、华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毛有抄袭他们之嫌。我不否认，在毛的诗词中有一些直接从他们的诗词中搬出来的原句，如：“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贾生才调世无伦”这都是原句或某个字颠倒一下，但如人们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毛泽东就抄得恰到好处，显示了他的渊源和师承，至多流露了他的个人偏好而已，这跟抄袭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喜欢他们是真的，现存中央档案馆里的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隐的诗，多达40多首。还有一个是苏东坡，古代诗评家评价苏是“开阔心胸，推倒豪杰”的一代词宗，毛对其人其文也极为心仪，我认为毛泽东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化自苏东坡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至于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词风，就更是和毛泽东心有灵犀 。
前面，我们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毛泽东读书无数、广采博收，这里的例子又说明他情有所钟、精选细读，这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方法，所谓：“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泽东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了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情感的酝酿迸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如果说他是文韬武略，那么他是文大于武，以文立身，以文胜出，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鹤立鸡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和本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素质。因为这个，他才能鉴往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临天下，一言兴邦，一言乱邦。
具体来说，从作家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贯穿毛泽东终生尤其是弥漫在他诗词创作中那种强悍而强大的自信，源自何处？我个人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巨大的文化优势。诸位如予不信，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与佐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
第一，有诗为证。
先讲讲诗歌，我们就讲半阙毛泽东词，看看怎么样。《沁园春·雪》的下阙：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家注意这个“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叹惜的惜。叹惜谁呢？叹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这五位可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的屈指可数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话下。就这五位，还让毛泽东为之叹惜。叹惜什么呢？“略输文采”啊，“稍逊风骚”啊，“风”乃《国风》，“骚”乃《离骚》，是文学作品的总称，也是才华的代称，说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谁比不行呢？就是跟我毛泽东比不行啊！毛泽东的高度就在这里，他纵览中国两千年，皇帝无数，英主辈出，但都文采略逊，风雅不足。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措辞相当温和，只是“略输”和“稍逊”，至于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识弯弓射大雕”，只会用箭射鸟嘛。
前面我说过了，这首词不可能是胡乔木或者别人什么代写的。为什么？因为气势不同。帮毛商量切磋斟酌个别字句，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曾说这首词有帝王气，要批毛的帝王气。这句话没说错，确实有帝王气。读这首词给人的感觉，是江山底定，霸业已成。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几句词无意间泄露了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看一个人就看你有没有文采。毛非常重视这个。四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看来，文采都还是不行。我们举一个反证，虽然不是皇帝的曹操，毛泽东却极度推崇。因为曹操有文采，诗写得好啊！你们去读《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雄健大气和毛的诗确有有相同之处，所以毛泽东把他引为同调。尤其是《龟虽寿》、《观沧海》，毛泽东不仅反复吟诵，而且反复手抄。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3日，他曾专门给在北戴河休假的女儿李敏、李讷写了封信，专门指出：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32）
不仅如此，毛还专门为曹操赋词一首：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由此可见，文采的确是毛泽东量人的重要标准。
再换一角度看，我们应该重视这首《沁园春》的写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在山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写下这首词。大家别忘了， 1936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就是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三、五万。而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部署已毕，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三十万大军已兵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对中央红军一举歼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气究竟在哪里？要我看，只能说是文化。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在国民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颇为汪精卫、胡汉民看重。毛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在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们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时隔十年，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应蒋之邀单刀赴会，前往重庆谈判，适逢老友柳亚子索词，“索句渝州叶正黄”，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毛泽东信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诗友唱和嘛，不需要经过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书记讨论，但它却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预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国统区。按照我的说法，第一，它横扫二十世纪中国词坛，这首词一出，别的就没有啦；第二，它粉粹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国民党操纵的媒体长期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风流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了，你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
打死蒋委员长也写不出来，而且确实让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他的侍从室主任、大秘、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我看像是他写的。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的“野心”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妒火中烧。说，咱们能不能弄一点词，跟他和一和，把他这首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一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写出一大堆来，送给蒋介石看，蒋越看越摇头，实在没法跟毛泽东比啊！也就是说，举全国之力，就弄不出这样的一首词来。你说这首《沁园春》有多大的威力吧！这不是多少个军所能比得了的。而且，由于这首词，征服了整个国统区无数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在毛和蒋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选择帝王的最高标准，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集帝王气和风流气于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领袖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重庆谈判期间毛和蒋的照片，蒋常常是戎装笔挺，却显得有几分呆板，毛虽然衣着平平，略显土气，但神态自若，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大气和安详。二人并立，蒋倒有点像毛的侍从。要说重庆谈判的收获，有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
真正把毛泽东这首词和好的是柳亚子，他的下阕是这么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这个说得严重了，我只说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他说是横扫1000年——“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在他看来，豪放大师苏东坡还气势不够，“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轩，也只会发发牢骚……为了表达他的诚心诚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亚子又应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词上欣然命笔，加了一段跋，云：“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有嘡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讦耳！”（33）显然，柳亚子在这里是捧毛词而抑苏、辛，实心诚意难能可贵，言辞过激可以理解。
但是，柳亚子一介狂狷之士、一代词坛盟主，他都如此折服，其他人就更是趋之若鹜。什么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等，莫不如是，如果说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利用他的睿智、圆融、机敏、练达、亲和和耐心，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政要和民主人士，那么毛泽东凭一首词就把他们搞定了。当日的重庆上层和文化界都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随后就在很多场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不管是蒋的欢迎宴会还是毛的答谢宴会，总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接受敬酒或敬酒，周恩来紧随其后代酒。代酒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第一，我来先喝，如果酒里有毒，我以身试毒；第二，毛泽东不胜酒力，而周恩来酒量惊人。多年来人们盛传周恩来善饮，但是到底能饮多少谁也不知道，最近我在《特殊的交往》一书中偶尔看到水静的回忆，说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她和周总理两人对饮，一人一瓶茅台，半个多小时就喝完了，她佯装头痛，挂了免战牌，而总理却表扬她说：“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一瓶茅台，很不简单嘛。”随即扬长而去上舞厅了。（34）这是个小插曲，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第二、有文为证。
毛泽东诗词写得好，文章行不行？我来说两篇文章一封信，一篇文章的开头，一篇文章的结尾。文章都是毛早年的文章，没有秘书代笔，秘书也写不了。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读了不少博士的大作，很多人的文章是做得好啊，学问很大了，洋洋洒洒都是二、三十万字，但是有的人太绕，开头开了一两万字还是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建议他们去看看毛泽东的文章，作为一个大文章家，毛的文风是何其明快啊！
再说一个文章的结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年初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城里的一个米店写的，是为了回答林彪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的判断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怎么个快要到来法？文章的结尾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已看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看看毛泽东的这个比喻，这个排比，何等的清新、形象、生动、壮美！这样的文章，秘书能写得出来吗？
再说一封信，那是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用的是骈体文，充分展示了毛深厚的文言功底：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千万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
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
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35）
情意恳切，词格古雅，读之铿锵，闻之动容。这样的文章，也是秘书写不出来的。
我还想起，“文革”中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唱遍大江南北啊。大家今天知道，这个歌词是很讲究的，上下两段绝对是很整齐的，而且要押韵，这是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语录都是从他的文章中摘下来的，讲话中的一段段话，参差不齐，更不押韵，怎么能变成歌来唱呢？当然，作曲家劫夫很伟大，但是我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好啊！比如流行最广的一句，我们部队一遇到危难险急的时候，大家都念这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17个字，一念就鼓劲，充满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这样的语录当然可以拿来谱曲。换成别人的什么语录能随便谱成歌曲吗？即便劫夫再世，恐怕也无能为力。
其实毛泽东对作文章是下过大功夫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头角峥嵘了，到延安后，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起长沙第一师范教古文的袁继骝袁大胡子时还说：“‘袁大胡子’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36）有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作文章就文采斐然、势如破竹。如毛泽东在1919年7月28日《湘江评论》写的《民众大联合》：
“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37)
由于毛泽东的文章连篇累牍，来势汹汹，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400多种学生刊物中脱颖而出，誉满全国。9个月前还冷落毛的胡适之称此文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赞扬作者“极其深远的眼光与有力的、恰当的论辩”；李大钊则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予以全文转载；曾蔑视过助理图书馆员毛泽东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也称此文“表达了学生运动最本质的目的”。一时间洛阳纸贵，年轻的毛泽东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38)
中年以后，毛泽东潜深流静，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丽，而讲究内在的“神气”。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39)
“神气”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我个人理解，神气就是传神、气韵生动。而毛泽东总结“神气”的经验就是要多用口语。
口语好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从实用层面来看，第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广大官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讲通俗易懂的口语，大家容易听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还是书面的表述都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像鲁迅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把学术问题搞得跟聊天说故事一样，这是大家。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尔，像部分博士论文，确实有深度，但很晦涩，读得费劲。第三个层次是浅入浅出，像相声小品，虽然没什么东西，但好玩得很。最差的层次是浅入深出，明明没有东西，但搞得很深奥，这是比较烦人的，就像少数博士论文。
对这一类文章，毛泽东也是深恶痛绝，他曾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讽刺那些毫无神气的八股文章：“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到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两年寿命呢！”(40)
从审美的层面看，口语往往比较生动传神，形象活泼，便于记忆，便于流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共和国的外交方针讲了三句名言，一是“一边倒”，就是紧跟苏联；二是“另起炉灶”，就是打散国民党的外交旧摊子，重建共产党的外交队伍；三是“打扫干净再请客人”，就是不急于和外国接洽谈判，内部收拾好了再来建交。三句话都是通俗浅白的口语，但是主旨鲜明，形象生动，成了此一阶段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
毛泽东左手写诗，右手写文章，两手都很硬。
第三、有事为证。
说几件事情看看毛泽东文化的底蕴是如何修炼和怎么转化的。
1、建国之初，进得城来，环境始为安定，条件大为改观，毛泽东沉湎于书法之中。有一个经典情节颇能说明他沉湎之深，他从大收藏家张伯驹处借来一个海内孤本，陆机的《平复帖》，说好借一个月，天天有空抓紧临帖，到了第29天，张伯驹竟然径直打电话给毛泽东，提醒毛说你借我那个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等于是给毛一个通牒。毛泽东一听很生气，说不是还有一天嘛，你着什么急啊。
由此可见张伯驹和毛泽东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较真的人。一个是你借了就得还，哪怕你是皇帝。一个是我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决不食言，你29天催什么催？其实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过从甚密，多半也是诗词唱和、切磋书法。
2、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贻九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建国后的20多年中，毛泽东评点圈阅的1662首（篇）诗词曲的目录。远至上古的逸诗如《击壤歌》、《卿云歌》、《尧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经周、秦、汉、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还有许多一般诗人，甚至称不上诗人的诗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缕衣》、7岁女子的《送兄》、太上隐者的《答人》等等。足以见出毛泽东阅读视野之广阔，同时又不乏精读者。比如，毛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每句旁都画了曲线，每句末都画圈或双圈，并写下了100多字知人论诗的评语。
另外，圈阅之后是背诵。今天在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毛泽东手书的古诗手迹一共是117首，其中书写了两千年以来58个大诗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这些诗是在什么情况写下的呢？在毛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大书案，工间休息时毛就到这里，作为调剂，拿起毛笔，信笔就写，既是练字，又是默诗。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像600多个字以上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算是大作品了。这时毛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提起笔来就能默写这么多经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记忆天赋，也足可见出他对诗词下的功夫之深。决非一般的雅好，业余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41）
还有一个小诗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印发华东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当时毛是默写而成，事后工作人员查对，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是年，毛泽东70岁。(42)
再说81岁的毛泽东，此时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但是毛又须臾不可离开书本。怎么办呢？只有选一“侍读”。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里面选定一个名单，由张玉凤念给毛听，毛听后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荻来试试吧。”芦荻，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毛为什么挑中她呢？因为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人选注的《历代文选》，其中《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等篇为毛所喜爱，而这些篇目都为芦荻所选注，因此毛记住了芦荻，而此时芦荻又正巧调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缘啊。芦荻第一次去见毛，卧床的毛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不等芦荻回答，便自己背开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笑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然后从刘禹锡说起，表示欣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接着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等等，进而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最后说：“该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芦荻毫无准备，就凭着记忆背，引起毛泽东兴味盎然，又谈起江淹的《别赋》及《触詟说赵太后》。兴奋异常，下床踱步，边踱步边吟诗，走了三圈。从夜里10点18分到凌晨1点，大夫劝阻不住，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43)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毛泽东创作态度之严谨。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其间，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此中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毛泽东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毛泽东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视为至要。”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48）这两首七律，毛泽东是参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发表。如此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毛泽东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话风和文风。那时的毛有几个特点，一是能熬夜，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动辄三更半夜召集开会，一开一个通宵，搞得中央高层围绕他的作息时间转；二是好出行，动辄坐上专列出发，沿途召见省、地、县委书记，听汇报，作指示，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讲，兴致所致，信马游疆，天马行空，议论风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毛泽东都乐此不疲，前后多次讲话。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讲话中，倡导大家敢想敢做敢说，信口讲了这么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就搞起来的，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学，学问是后来慢慢学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马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他所批判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时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是三十三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49）
这一段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这就有点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大家心里都发虚啊！虽然有几个人能写，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写诗的。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50）
毛的这一番宏论，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随后，柯庆施、胡乔木、邓小平、薄一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发言，而且开始偏离了会议主题，纷纷赞扬毛泽东个人。以柯庆施的发言最为典型：“我们跟从毛泽东要达到盲从的程度，我们相信毛泽东要达到迷信的程度。”一时成为名言。会后不久，柯即进了政治局。
最近有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动议，准备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因为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叫《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文章为毛所激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全文三万多字长篇报告的第一、四部分。到1958年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拿出这张报纸，将周恩来的军说，恩来，你能写出这种文章来吗？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然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书，有辞职的意思。毛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后来，以邓为首的书记处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才没把周换掉。（51）
当时，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大概作了这么一些表态——
“我们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毛主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有的不可学，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革命经验、那么强的记忆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到的；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学好，做好。”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些话，态度都是诚恳和严肃的，对毛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是1958年春天，还没有整彭德怀，党内空气还是比较民主的。“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开了新中国的先河。”（52）
如果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有所准备，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问题。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乘船走三峡，由党内一支笔、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陪同。几十年后，吴冷西还充满感佩地回忆道：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还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论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53）
信手拈来，纵论古今，这种领袖你能不服吗？西哲有云：知识就是力量。毛的力量如何？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慑。
因此才有《乌托邦祭》所记录的一幕。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一天，上午八点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员本来是一路上聊着天往会场走，进门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经坐了一个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于是，大家立马踮起脚来，轻轻地走进去，慢慢落座。全部落座以后，毛突然讲话了，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来得很早，但是我比你们来得更早，我现在还没吃早饭，我想就在这里吃点早饭，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有点傻了，不知所措，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突然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大家都热烈鼓掌。等鼓完掌以后，毛又说话了：看来大家是没有意见。然后他对幕侧一招手，上菜。服务员鱼贯而出，把早点端了上来。然后，毛泽东坐在台上，喝着稀饭吃着馒头和100多个中央委员谈笑风生。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场景？（54）
什么叫君临天下？莫此为甚哪！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极尽排场之能事，千方百计想突出帝王的所谓威严，但是跟毛泽东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毛是不严自威，视中央大员如无物，这就叫鹤立鸡群。我就想，假若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把这样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拍成电视剧，让后人瞻仰一下，当年的毛泽东是何等气派，何等威风！
还有关于许世友的故事。前不久我读到杨成武的回忆录，谈1966年冬，他以代总长身份陪毛泽东视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许世友秘密弄到上海来。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预感形势不妙，就跑到大别山下的一个军队农场去避风。当时，张春桥主持上海工作，准备揪斗许世友。但毛听到这个风声，就是要当着张春桥的面接见许世友，意在告诉张春桥，我是要保许世友的。
许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干什么，心怀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但进了客厅，一下看见了毛。抢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双腿，号啕大哭。你们想想，许世友也是一名悍将啊，一生杀人如麻。但是此刻见到毛泽东，就像幼儿园的小孩盼家长盼了好多天，终于来接他了。这对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号，已经八十岁的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有一段话是对许世友说的：许世友同志，你现在看《红楼梦》吗？许说，看，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我全看了一遍。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说，没看那么多，刚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毛说，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你就只讲打仗。许说，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我的要害。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面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看得懂吗？许说，大体可以。毛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毛说，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55）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前面说王明的例子作个比较，毛对王明那样的雅人，就来粗的，把他说得狗屎都不如，对许世友这种粗人就来雅的，说要读五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许世友读一遍《红楼梦》，就读得一头雾水，读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说，毛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四，有史为证。
我这个“史”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毛的诗拿来和别人的诗宏观地概略地比较一下。怎么比？跟谁比？先纵比，跟中国历代帝王比。不是有350多个皇帝吗？就跟他们比比看。按说，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边是封建帝王，没有可比性。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一国之君，以一国之君来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都是业余诗人，这都是可比性。从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执政时间，在2000多年350多个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汉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曾举行了一个“千叟宴”，有一个赴宴老翁自称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扯得有点远了。毛泽东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毛泽东是写不过李煜的。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但他的诗词不如毛泽东。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跟毛不是一个档次。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然后再由此想到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我们不能总体上说毛泽东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毛泽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毛泽东。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毛泽东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毛泽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毛泽东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最后的忠诚和景仰。（56）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五、五个来源
前面我们讲了毛泽东诗词的高蹈和精妙，讲了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文化底蕴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下面，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7）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第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应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表达他对毛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58）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的屈原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在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我这里再提供几个毛喜欢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屈原作品，如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笔记《讲堂录》，共计47页，前11页就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还写有《离骚》的内容提要。到了建国以后，更是经常读《楚辞》，1957年专门搜集了《楚辞》的各种版本多达50 多种。不仅仅是读了，而是喜欢到把它当作一种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给江青写了个便条，“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时年，他已经65岁了，这天晚上睡觉前又重读了一遍《离骚》，而且读完又有所意会，有新的收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离骚》读几十年，读成百上千遍，叫做温故而知新，有了一点新的领悟，还特别高兴地与江青分享，可见其愉悦之情。（59）
（3）1961年秋，毛专门为屈原赋七绝一首：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诗词里专门写历史人物的一共就几首。写过鲁迅两首七绝；写过贾谊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是长沙人；写过刘贲的一首七绝；还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写给曹操的。然后就是这一首写屈原的。至于他写给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怀、郭沫若、罗荣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突然把正在阅读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辞集注》一共六册收拢起来，送给田中。这是在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为之惊喜不已，因为这是毛自己的读本，并有很多亲笔批注，弥足珍贵，从书桌上摊开的《楚辞集注》说明毛有事没事就在阅读。
综上可见，毛读屈原近80年，屈原确实是毛泽东喜爱最早、热爱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用我的一种读书方法来衡量，你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就会象情人一样伴随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情人。
当然，在上古作家里，毛泽东还喜欢一个人，就是庄子。毛泽东书读庄子，多能背诵，诗词创作深受其影响。仅以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例，其中收毛诗词50首，引用典故词语出于庄子的就有7首，共11处。特别是《逍遥游》所创造的鲲鹏形象，被毛诗词5次引用，成了毛诗中鲜明的主题性艺术形象。（61）但是庄子和韩愈一样，作为大文章家，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文风。
第四，源自“三李苏辛”为代表的优秀古典诗人。
“三李苏辛” 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他们的诗篇词章，无疑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璀璨瑰丽的浪花，也为毛泽东所钟爱。195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少有的对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较，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62）由此可见，“三李苏辛”共有的特质，如幻想、浪漫、飘逸、华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毛有抄袭他们之嫌。我不否认，在毛的诗词中有一些直接从他们的诗词中搬出来的原句，如：“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贾生才调世无伦”这都是原句或某个字颠倒一下，但如人们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毛泽东就抄得恰到好处，显示了他的渊源和师承，至多流露了他的个人偏好而已，这跟抄袭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喜欢他们是真的，现存中央档案馆里的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隐的诗，多达40多首。还有一个是苏东坡，古代诗评家评价苏是“开阔心胸，推倒豪杰”的一代词宗，毛对其人其文也极为心仪，我认为毛泽东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化自苏东坡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至于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词风，就更是和毛泽东心有灵犀 。
前面，我们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毛泽东读书无数、广采博收，这里的例子又说明他情有所钟、精选细读，这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方法，所谓：“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泽东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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