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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不禁火冒三丈。辛子陵又编造出新谎言来四处散播，而且更荒唐，更离奇，必须尽快批驳，以免谬种流传。
据《炎黄春秋》介绍，辛子陵的真名叫“宋科”。辛子陵说：“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1974年的辛子陵（宋科）并不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与外交部、财政部更不沾边。他讲的这一大段奇闻的出处何在？依据何在？他一字未提。
其实，稍有历史知识、国际知识和财经知识的人，一看那个《发言》就知道，辛子陵所讲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是辛子陵凭空编造的一个新谎言。
早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决议，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十五天后（11月9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就乘飞机离开北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常驻联合国总部。与此同时，新华社组建了拥有十来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的“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常驻纽约。第一任分社社长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名记者张海涛（他于80年代回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已离休在家）。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经常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来访，交流情况，商谈工作。所以，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相当多。据张海涛同志介绍，我国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不久，就花485万美元在纽约的曼哈顿西区购买了一幢拥有 270多套房间的十层大楼，拥有自己的医务室和汽车队，办起了可供三百多人用餐的内部食堂。为了便于招待外宾，食堂里配备了从国内选调去的高级厨师。
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是在两年半之后（1974年4月6日）。我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各项设备都已齐全，连新华社联合国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设备。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住进了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那幢大楼的第十层（邓小平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在代表团的办公楼办公，在代表团的食堂吃饭，并在那个食堂宴请来访的各国友人。辛子陵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纯粹是辛子陵编造的谎言！
在本机关、本单位的食堂里吃饭，要给服务员付小费吗？这样的怪事谁见过！？辛子陵如此胡编乱造，实在可耻！
辛子陵说，邓小平回国时，穷得“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这也是荒唐之言。当年的代表团人员和随团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邓小平回国时途经巴黎，用自己的钱在巴黎买了一百个牛角酥（巴黎小吃）。飞机到达北京，发现周总理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当即取出牛角酥来请周恩来等同志品尝。
这里再简单谈谈我国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外事经费情况。
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学贯中西”、眼界开阔而又脚踏实地的先进人物，一贯重视国际交往活动，因而也重视外事经费的筹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选调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在香港办起了华润公司、五丰行等等（统称“中资公司”），赚取外汇（港币、英镑、美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那年头，在蒋管区受到国民党军统特务追捕或监控的文化人、学者专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到香港去避难。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费用，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办的中资公司，并没有“缺乏外汇”。
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我们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决定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帮助民主党派人士从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或苏联轮船去华北、东北的解放区。他们的交通费、生活费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在香港办的中资公司。从来没有因为“缺乏外汇”而误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的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从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长达二十年之久。（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页）
那二十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两个重要渠道：一是通过香港出口、进口；二是从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一年两次“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国来的商人，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国从对外贸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镑，除去开支（包括外事活动的开支），还有不少节余。这些节余（即外汇储备），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银行里，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银行。一来是为了“保险”（瑞士的银行不听美国政府指挥，不会侵吞或冻结中国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我国经济曾一度受到较大的干扰、破坏。但是，我国的对外贸易照常进行，每年两次的“广交会”照样举办。
进入70年代，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加快。1970年，达到45•9亿美元。1971年，由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 145•7亿美元。（见《陈云传》第1407页，第1433页）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见《陈云传》第1406页）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美国的经济、金融却出了大问题。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国内外的个人和公司不能用美元去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只有外国的中央银行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1973年3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连外国的中央银行也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了。谁要黄金，请到自由市场去购买。
1973年7月，即邓小平率团去联合国开会之前九个月，陈云找财政部、外贸部和银行的负责同志谈话：“目前，我国的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陈云主张把我国存在外国银行的美元取出来，买成黄金作储备。当时，银行的同志想不通，因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银行里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买黄金，会带来利息损失。陈云同志多次对银行和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强调：美元肯定要贬值，取美元买黄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时候，可以卖黄金换美元嘛！（见《陈云传》第1414页）
请看，1973——1974年间，主管经济的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为“外汇储备较多”而担忧；辛子陵却说，1974年4月邓小平率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特别大会时，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只有三万八千美元，“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多么荒唐啊！
当年有一件大事值得在这里说一说。
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较多，在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指导和支持下，国家计委接连提出了从国外进口先进的大型成套设备以武装我国工业的计划和方案。
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从西德、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项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资为38•96亿元，使用外汇6亿美元。
1973年，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引进项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等。（见《陈云传》第1401—1404页）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陆续签约，执行。加上后来追加的项目，达到51•4亿美元。按黄金价格计算，当年的51•4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亿美元。
与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石油化工业、化学纤维工业。当年建设的合成纤维工厂在1978年前后陆续建成投产，大量的涤纶（的确良）、晴纶、锦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进入商店，很快就解决了我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使中国人民告别了“凭布票买衣服”的历史。
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广大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本工厂、本企业的主人，工作积极性很高。他们不是单纯使用从外国引进的先进设备，而是在使用中研究它，改进它，然后自己制造出更好更先进的设备来。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神，使我国的工业迅速腾飞。
“四三方案”引进的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化肥”设备13套，在1978年前后建成投产。以后又继续引进，与我们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配套，使“大化肥”生产设备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一斤尿素可增产4—5斤稻谷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 6500万—8000万吨。这对于增加粮食产量，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国各地的百货商店里，食品、服装、鞋帽、轻化工业产品和家用电器的品种很多，质量很高，价钱也不贵。售货员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销售不快。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店里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别是服装、鞋帽、儿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追本溯源，一是上世纪60年代几个大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化工原料；二是“文革”后期的“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为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台阶。
辛子陵想全盘否定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近日读到《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不禁火冒三丈。辛子陵又编造出新谎言来四处散播，而且更荒唐，更离奇，必须尽快批驳，以免谬种流传。
据《炎黄春秋》介绍，辛子陵的真名叫“宋科”。辛子陵说：“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1974年的辛子陵（宋科）并不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与外交部、财政部更不沾边。他讲的这一大段奇闻的出处何在？依据何在？他一字未提。
其实，稍有历史知识、国际知识和财经知识的人，一看那个《发言》就知道，辛子陵所讲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是辛子陵凭空编造的一个新谎言。
早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决议，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十五天后（11月9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就乘飞机离开北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常驻联合国总部。与此同时，新华社组建了拥有十来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的“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常驻纽约。第一任分社社长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名记者张海涛（他于80年代回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已离休在家）。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经常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来访，交流情况，商谈工作。所以，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相当多。据张海涛同志介绍，我国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不久，就花485万美元在纽约的曼哈顿西区购买了一幢拥有 270多套房间的十层大楼，拥有自己的医务室和汽车队，办起了可供三百多人用餐的内部食堂。为了便于招待外宾，食堂里配备了从国内选调去的高级厨师。
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是在两年半之后（1974年4月6日）。我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各项设备都已齐全，连新华社联合国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设备。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住进了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那幢大楼的第十层（邓小平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在代表团的办公楼办公，在代表团的食堂吃饭，并在那个食堂宴请来访的各国友人。辛子陵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纯粹是辛子陵编造的谎言！
在本机关、本单位的食堂里吃饭，要给服务员付小费吗？这样的怪事谁见过！？辛子陵如此胡编乱造，实在可耻！
辛子陵说，邓小平回国时，穷得“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这也是荒唐之言。当年的代表团人员和随团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邓小平回国时途经巴黎，用自己的钱在巴黎买了一百个牛角酥（巴黎小吃）。飞机到达北京，发现周总理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当即取出牛角酥来请周恩来等同志品尝。
这里再简单谈谈我国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外事经费情况。
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学贯中西”、眼界开阔而又脚踏实地的先进人物，一贯重视国际交往活动，因而也重视外事经费的筹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选调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在香港办起了华润公司、五丰行等等（统称“中资公司”），赚取外汇（港币、英镑、美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那年头，在蒋管区受到国民党军统特务追捕或监控的文化人、学者专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到香港去避难。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费用，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办的中资公司，并没有“缺乏外汇”。
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我们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决定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帮助民主党派人士从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或苏联轮船去华北、东北的解放区。他们的交通费、生活费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在香港办的中资公司。从来没有因为“缺乏外汇”而误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的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从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长达二十年之久。（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页）
那二十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两个重要渠道：一是通过香港出口、进口；二是从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一年两次“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国来的商人，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国从对外贸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镑，除去开支（包括外事活动的开支），还有不少节余。这些节余（即外汇储备），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银行里，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银行。一来是为了“保险”（瑞士的银行不听美国政府指挥，不会侵吞或冻结中国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我国经济曾一度受到较大的干扰、破坏。但是，我国的对外贸易照常进行，每年两次的“广交会”照样举办。
进入70年代，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加快。1970年，达到45•9亿美元。1971年，由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 145•7亿美元。（见《陈云传》第1407页，第1433页）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见《陈云传》第1406页）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美国的经济、金融却出了大问题。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国内外的个人和公司不能用美元去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只有外国的中央银行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1973年3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连外国的中央银行也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了。谁要黄金，请到自由市场去购买。
1973年7月，即邓小平率团去联合国开会之前九个月，陈云找财政部、外贸部和银行的负责同志谈话：“目前，我国的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陈云主张把我国存在外国银行的美元取出来，买成黄金作储备。当时，银行的同志想不通，因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银行里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买黄金，会带来利息损失。陈云同志多次对银行和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强调：美元肯定要贬值，取美元买黄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时候，可以卖黄金换美元嘛！（见《陈云传》第1414页）
请看，1973——1974年间，主管经济的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为“外汇储备较多”而担忧；辛子陵却说，1974年4月邓小平率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特别大会时，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只有三万八千美元，“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多么荒唐啊！
当年有一件大事值得在这里说一说。
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较多，在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指导和支持下，国家计委接连提出了从国外进口先进的大型成套设备以武装我国工业的计划和方案。
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从西德、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项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资为38•96亿元，使用外汇6亿美元。
1973年，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引进项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等。（见《陈云传》第1401—1404页）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陆续签约，执行。加上后来追加的项目，达到51•4亿美元。按黄金价格计算，当年的51•4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亿美元。
与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石油化工业、化学纤维工业。当年建设的合成纤维工厂在1978年前后陆续建成投产，大量的涤纶（的确良）、晴纶、锦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进入商店，很快就解决了我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使中国人民告别了“凭布票买衣服”的历史。
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广大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本工厂、本企业的主人，工作积极性很高。他们不是单纯使用从外国引进的先进设备，而是在使用中研究它，改进它，然后自己制造出更好更先进的设备来。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神，使我国的工业迅速腾飞。
“四三方案”引进的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化肥”设备13套，在1978年前后建成投产。以后又继续引进，与我们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配套，使“大化肥”生产设备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一斤尿素可增产4—5斤稻谷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 6500万—8000万吨。这对于增加粮食产量，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国各地的百货商店里，食品、服装、鞋帽、轻化工业产品和家用电器的品种很多，质量很高，价钱也不贵。售货员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销售不快。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店里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别是服装、鞋帽、儿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追本溯源，一是上世纪60年代几个大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化工原料；二是“文革”后期的“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为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台阶。
辛子陵想全盘否定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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