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叙述真实，文笔诙谐，尊称简略。
一九四九年年初的大年三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将沈从文接到颐和园附近的住处小住几日，那时北京二环里的傅作义已经被包围着，但清华北大那一片已是解放区，每天还有如张奚若等文化大佬登门小坐，梁思成夫妇近期心情不错，因为前些天有几个解放军军官拿着北平地图来请教他们，北平城里哪些是古迹不能炸哪些地方可以炸，梁氏夫妇觉得这是个“仁义之师”啊，知道保护古迹有文化吗！同时他们因为将来和平解放后有这一贡献也不免沾沾自喜。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句式，“多少年以后，当梁思成眼睁着从北京旧城墙上拆下的一卡车一卡车城砖，不由想起那天野战军军官手捧地图的眼神，浑身打了个哆嗦。”
可是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很坏，因为北京大学这几天有人贴出了大字报，重温郭沫若四八年写的《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面把沈从文的创作定性为“桃红色”，是文字里的“春宫”，大字报旁还挂了标语“打倒沈从文！”作为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不免觉得彷徨，真不知道未来自己在新潮流里算什么东西。
沈从文想起了一九四八年和一帮文学家在一起讨论过文学的方向，他提出了一个“红绿灯”问题，也就是用“红绿灯”在比喻政治对文学的管控，沈从文认为没有“红绿灯”的掌控更便于文学的创作，作家的路会走的更好。他担心政治权力会操纵“红绿灯”，他甚至提出优秀的文学可以修正错误的政治，但是作家废名就比较悲观，他认为文学是天才的事，文学只揭露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没有影响，废名说一战以来都没有好作品，就苏俄为例，那里就是红灯管控着。那天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也参加了讨论，他更悲观，他认为政治肯定要掌管“红绿灯”，那是没办法的事，作家要活下去只能听从“红绿灯”指示行动。北大英文系教授钱学熙作了一个总结，他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不管“红灯绿灯”一直往前走，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就是妥协，作家不写了，也就是枪毙自己。这场很少被提起的讨论其实很有前瞻性，它预见性地提出了一个真问题，政治掌控下的文学命运，而这个问题被许多年后的文学事件和命运所回答。我们戏称它是新中国“文学事故”。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句式，“许多年以后，当他们中的某人想起那场讨论话题时，不竟恍然大悟，莞尔一笑。”
离开梁思成夫妇家后，沈从文决定“枪毙”自己，他不是不写了，他是不活了。他磨了脖子，不久前他还摸过电门没死成，这回是用剃刀割了自己的颈部，还将两手腕割破，喝了碗煤油，这乱七八糟的死法至今我还没搞懂，当然他还是没死成，伤愈后就把他转送了精神病医院，我国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沈从文就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进入了一九四九年社会主义新社会，在这之前他最后一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传奇不奇》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那年他才四十五岁。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开始粉墨登场，他成了这台戏的主角，跟他比起来张爱玲只能算是“路人甲”，张女作家在一九五零年后也写了些东西，《十八春》就是后来改名为《半生缘》的，这些张爱玲自己都觉得挺别扭的，仿佛自己写的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她去了香港，然后又转道去了美国，所以张爱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没地位的，我们就不用再假设她如果一直留在大陆会怎么怎么，看看别的作家命运也就有答案的。这是个“毁灭”事故。胡风太悲壮了，他以一人之力创出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文学红绿灯”事故，这事故有数千人受波及和株连，他自己也度过了悲惨的一生。本来胡风是左翼文学的大哥大，鲁迅是教父，他自我感觉特好，新政权建立后他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开国大典后，胡风踌躇满志地写了四千六百多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这么棒的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颂圣诗”。
但没多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他是国统区跑过来的，和解放区的文艺人差得不是一个起跑线，他没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就算没有“醍醐灌顶”,哪能领会座谈会精神。要知道解放区的文学不是左联的延续，胡风哪分到一杯酒，能让他上桌就不错了。所以在新中国党的文艺队伍里磕磕碰碰，别别扭扭几年后，胡风终于安奈不住给党中央写了封长信，洋洋洒洒的二十七万字，够得上一部长篇了，就是在这部“上书”中提到了“五把刀子”一说，他这“五把刀子”刀刀都砍在党的文艺大旗上，完全背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枉顾解放区文艺实践的成就，对抗党对新中国文艺战线的领导，活脱脱的就是错误的反党反革命观点，胡风连检讨都没来得及，和胡风观点相近的好友，学生以及那些同情者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发文，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操刀撰写，结局是胡风入狱，这回和他打交道的是公安局而不是作协，然后劳动改造，精神失常，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二十七万字，几乎一万字关你一年，挺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