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端的家，欢迎来串门。'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
茫茫盐碱地（下篇）
-----袁家坝学农回忆
（十）
一班回校后，就轮到我们班去了，这时候，已经临近冬天。我们班住进了我们学校自己的“贫农屋”，男女生各住一间大通间。室内是泥地，没有天花板，光线幽暗，条件比“富农屋”差了许多，但我无所谓，因为毕竟有上下双人铺，比我们学军时三个人挤两块窄门板拼就的床强多了。
我们班同样是个新集体。因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和一班的同学混，对自己班的同学反而有点陌生。形影不离的赵萱回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了，这让我若有所失。好在我在我们班并非“独养女儿”，小芳、王丽丽、陈红等几个我初中班爱玩爱闹的“政治局委员”尚在。我们班还多了不少其他班的“精英”，如一班的吴晓梅、二班的王晓红、五班的陈红卫、七班的小布，都是年级里的“名人”，只不过她们比较“淑女”些罢了。我最高兴的是原八班的班长分到了咱们班，成了我们班的班长。
她是我的住校室友。我们早就认识了。我还记得第一次和她认识时的情景。初中时，我和赵萱经常在放学后抄写“黑板报”，玩得很迟。静静的校园里，有一个胖乎乎，圆脸，梳着两个“扫把辨”，穿着一件碎花红棉袄的女孩经常在我们附近转悠。她远远地看着我们，却一直不好意思走近。我和赵萱觉得奇怪，这个女生为什么老不回家，一个人待在校园里呢？
有一天，我和赵萱在学校厕所旁一条小水沟里捉蝌蚪，这个女孩终于鼓足勇气走到我们身边，自我介绍说，她叫诸月娥，早就想和我们认识。她说她看到沟里有螃蟹，要领我们去看，我高兴极了。我们一边找螃蟹，一边就聊上了。月娥说，她住在学校，是 “警卫连”的人。
“警卫连”是我们学校护校执勤的一个组织，有点像学校的“保安大队”。只有进入“警卫连”的人才能住校。高年级一批最活跃的学生干部都在里面，是个非随意能进去的“组织”。听说月娥是我们年级里唯一一个在“警卫连”的学生，我和赵萱不由心生敬意。
那时我们晚上经常有会，一开就开到半夜，女生回家就成了问题。从求是村到学校的路上，当年两边都是茶园。这一带以前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坟场。我家一个先辈民国时当过浙大校长，就是他，买下了这一大片坟地扩建了校区，因此校园附近有不少坟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薄荷丛中的点点磷火和油菜花一样清晰熟悉。茶园里有好几座被人掘开的坟墓，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堵近90度的陡坡，一个掘开的坟裸露在这个陡坡上，黑黝黝的棺材穴正好龇牙咧嘴地对着马路。我每天打下面经过，总感到有点悚然。到了晚上更是把这段路当成“景阳岗”，没“武松”陪不敢单独过。我倒不是怕虎怕鬼，而是听人说，洞穴里有可能会埋伏活人。
我晚上回家经常由“警卫连”的男生护送，一大队自行车浩浩荡荡像“敌后武工队”。后来，校团委书记，也是管“警卫连”的王寄明老师嫌送来送去麻烦，也来动员我参加“警卫连”。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警卫连”早晨要出操，晚上要熄灯，实行军事化管理，而我是个迟睡懒起之人，不喜欢受纪律约束。我白天课外活动很多，作业通常要到半夜才做。还有我家里人都喜欢阅读，不管是饭桌，还是厕所，随手就可以抓到一本读物看。我父亲嗜书如命，不容许我把书带出家门，怕我弄丢，因此，如果我住校的话，我怕失去家里无拘无束的读书环境。
和月娥认识以后，她经常向我们介绍“警卫连”的诸多趣事，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警卫连”每星期要参加岳坟派出所的治安联防，晚上跟着民警到西湖边巡逻，真刀真枪地抓流氓捉小偷，惊险刺激。学生们周末用派出所发的夜餐费包饺子、下汤团，男生们还打来野鸡野鸟会餐。总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月娥如此这般一“引诱”，赵萱首先动了心。她一“变节”，我只好作陪。我们住校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果然好玩，又把林小燕也“忽悠”了进去。还有一个男生叫李恒民，他是校广播室的管理员。每天早晚要放《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住校不行。我们年级这5个人就成了 “警卫连”的“战友”。
记得当月娥战友知道我和她高中分一个班时，抱着我一阵激动，气得分到一班的赵萱白了白她那双挺漂亮的凤眼，一边叹气去了。由此，月娥取代赵萱，成了我的新“引擎”，一班班长赵萱则成了咱班竞赛的对手。月娥长得胖咕嘟噜，很结实，一笑起来眼睛就在她那胖墩墩的脸上眯成两道弯缝。她姓“诸”，性格又大度大方、随和诚恳，温和敦厚，颇像“猪老总”，和她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像“猫委员”。
到了分校以后，我和月娥选了“贫民屋”里最靠里墙角的一张床，我睡上铺，她睡下铺。我和她分别担任了我们班的正负“生产队长”，这张床就成了我们的“大队部”。
（十一）
一搬进“贫农屋”，其它条件也一概“贫民化”，如食堂自己开伙，吃不饱的问题严重凸现，时值冬天，江风如割，我们单衣簿被地无法御寒，真可谓“饥寒交迫”。要命的还有，第一天工宣队就强调了一条铁的纪律：只许使用我们学校自己的厕所！
我能理解领导们的意图，在盐碱地上开荒，要把生地变成熟地，肥料实在是太需要了。初中时，为了搞肥料，我们年级进行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积肥竞赛。校门口挖了一个大坑，老师拿了根杆称称学生交来的肥料。每个人的数量用红箭头标注在墙上。
学生家里哪有什么肥料？净是些蜂窝煤灰，一天一篮子，拎到学校辛苦不提，老师还频频摇头，说煤灰不能当肥料，份量要打折扣。
我和赵萱更惨，住在学校，连这样的煤灰也拿不出。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红汞柱”还在零！同学们都认为我们这回是输定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箭头一夜之间像发高烧一样窜上了天，把他们需拎一个月煤灰的份量全超了。有人以为我们作弊，去问称肥料的老师，却看到记录铁板钉钉，无懈可击。不禁目瞪口呆！
原来，是我被逼急了，逼出了一个“诀窍”。我和赵萱到学校食堂借了一辆三轮车，带上腿有残疾拎煤灰不方便的周萍同学（周萍写得一手好字，我们经常一起刻钢板，抄黑板报），一起到茶园地里拔了半天的草。茶园里的草又大又好拔，不费吹灰之力就装满了整整一三轮车。老师看到草，眼睛一亮，说这才是好肥料！一篮子带泥的鲜草比一篮子煤灰要重得多，一车草不知有多少篮。老师懒得学曹冲称象，随口就估了个几百斤。
这个办法别人很难模仿，因为会骑三轮车的人不多，没法把这么多草运来。我们班的积肥成绩因此让别的班级望尘莫及。记得“阿庆嫂”汪老师就是称肥料的老师之一，她当时是初七班班主任。我想，她后来让我担任高一班的“客座班长”有可能就是因为她相中了我这匹拉肥“千里马”。有趣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同学的家长，已经七、八十岁了的老太提起这事，说她们当年都很吃惊，因为她们那时都在很卖力地帮助自己的孩子收集煤灰，想赢得比赛呢。
想象从杭州这么远的路都要把肥料运到袁家坝，现在来了这么多现成的有机肥“供体”，领导们哪肯放过我们！
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把厕所建好。我们学校的 “厕所”整得像农村的公厕-----一个草棚、一个大缸，一块木板，至于透气---没门！，苍蝇横飞，脏臭就不去提了，地理位置选得尤其妙：建在紧靠操场的一个坡上，口子对着操场。男生一站，尚可以背对观众，女生一坐，就像坐在主席台上了。
我受不了这样的“礼遇”，悄悄和同学们密谋，怎样趁领导不注意，到杭一中那个有南北两扇门的正规水泥厕所去“串门儿”。我们班有个戴眼镜的同学是个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好同学，推了推她那副圆框眼镜，一板一眼地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我要去告诉领导。”
害得我暗暗叫苦：咱们咋这么命苦？人家偷东西鬼鬼祟祟，咱们送东西也得偷偷摸摸！
“眼镜” 同学的这种实诚和勇气如果用在今天的 “反贪”上，会难能可贵。但用在我们当年的“反污”上，就犯了“众怒”。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里”。但“眼镜”在理，我们无以反驳，只好采取“行为艺术”----当她“老人家”登上“主席台”的时候， 人体“幕布”及时打开。这样没几次，“眼镜”同学就受不了了。结果，她到杭一中厕所跑“单帮”，比我们还勤了。
后来，领导发现大缸“产量”减少，为我们送来了一只马桶，“赤字”才算填平。一开始，我还担心“倒马桶”这个活没人愿意干，准备排个值勤表让大家轮流，没想到，同学们个个学雷锋，争当“学农积极分子”。最勤劳的是小梅、火珍和小芳，马桶离她们的床最近，她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近水楼台先“送”月。
（十二）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年轻女教师，教化学。她的父亲也是大学化学老师。我们听说她是“高材生”，但那时她刚参加教学工作不久，课堂上尚未能“征服”学生。这个老师很注重衣着打扮，她高高的个子、鹅蛋脸，一头长发在后面扎成一辨，前额看不到一丝刘海。配上化衬衣，裙子，半长黑袜，脸上施以脂粉，显得非常古典美丽。不幸，那是个讲究“艰苦朴素”的“革命年代”，穿条裙子都会显得扎眼，更不要说涂脂抹粉了。她被看成了老师中的“另类”，树不起“师道尊严”。上班的路上，一些流里流气的男生追在她的身后，拿雪团扔她，骂一些难听的话。幸亏，这个老师心态极好，她不参与政治，安于“落后”，对一切白眼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那年代，做老师不容易，要和学生一起吃苦。有这种定力的老师就不会“自讨苦吃”。她把大小事全丢给了我和月娥，还赐了我们“尚方宝剑”，让我们管女生，也管男生。她自己每天“早朝”时根据我们的汇报例行训学生一通后，就想干啥干啥去了。后来，她连“垂帘听政”也免了，再后来，人也不见了---她不辞而别。听她的领导说，她是编了个“父亲病危”的理由回杭的，我回国时曾和她笑谈此事，她坚称“不可能”。无图无真相，留下谜团待解。不过，她“半途开溜”肯定是不争事实。代替她的是生物老师张美卿。
驻场的男老师就是我们的校团委书记王老师，他和化学老师完全相反，是个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如果不是戴着一副眼镜，他一身装束和农民没什么两样，谁也看不出他其实是个高干子弟。我和月娥都是“警卫连”他的手下，和他很熟，熟不拘礼，近不恭敬，是可以“爬到他头上的人”。冬耕时分，他整天开拖拉机大干苦干，没工夫搭理我们。
工宣队权威无时不在，人影却难见，他们像候鸟，经常回杭州。
这样，我们“二工头”就“荣升”成了“大工头”。
在阴暗潮湿的“贫农屋”一住，悲情会不由而生。没几天，就有同学“崩溃”了。最先哭起来的是火珍。
火珍是我的同桌，和她坐，倒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高中时已不兴以成绩排座位），而是因为她个子小，坐第一排，我近视，没眼镜，也抢个第一排和她挤挤。高中期间，她帮过我不少忙。比如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课堂笔记基本全靠她抄，她上课一向很认真。我看闲书，坐第一排容易被老师发现，幸亏有她放哨，给我打掩护。不过这都是学农以后的事了。分校时，我们还是刚刚接触。这丫头，大概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来的时候，就和送她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的。才分手没几天，想娘竟会想得如此厉害！
我哄她，哄了好久哄不好，一回头，不得了了，她的哭声已经像传染病一样传遍了整个宿舍，到处啜音四起，涕泪横流，我让班干部王晓红、吴小梅去哄别人，结果她们自己也被传染上了，竟陪着人家一起哭。再后来，连睡在我床边的王丽丽和姚晓红，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哭的人，也情绪低落，眼含悲情了。
偌大的房间，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下，最后，只剩下孤岛----我和月娥的“大队部”没有“水灾”了。
如此大面积“闹洪”，哄，肯定哄不过来了。我和月娥分析了一下，觉得主要原因是由同学之间的陌生感引发了远离父母的孤独感造成的。我们只有像“警卫连”那样，让大家体验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才有可能改变现状。于是，我们决定当晚在寝室里开一个“联欢会”------做传花击鼓的游戏。我准备了一大堆字条，绝大多数是猜谜语、解字谜的题目，外加猜不出题目如何处罚等等。比如“灭火”，打字“一”，“一口咬掉一半多”，打字“名”，如果猜不出，罚唱个歌什么的。
智力游戏要动脑筋，同学猜不出会不会更加扫兴？觉得没面子会不会引发更大的悲伤？我很担心，就悄悄地准备了几张“恶作剧”的纸条。月娥很好奇，追着我问是什么，我故作神秘地说是“定时炸弹”，一心希望抽到纸条的是她。
“联欢会”一开，小芳、王丽丽、陈红这几个我原来初中班的“闹将”马上成为主力，她们拿脸盆击鼓，扔枕头当花，起哄逼猜不出谜的人认罚，一下把气氛拱热烈了。智商很高的王晓红、吴小梅对猜谜语兴趣盎然。特别是王晓红，别人抽到的纸条她一个不放，追着要我证实她的答案。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放纸条的茶杯，盼望“定时炸弹”被人摸到。果然，这些“炸弹”把气氛推到了高潮。
我现在还能记得的“炸弹”有两枚。一枚是，“请做一个杨白劳三扁担打黄世仁的动作。”那时候到处学演样板戏，有个业余演员这动作做得特夸张，一直是大家的笑料。我本意是想让猜不出谜的人挥三下胳膊，让大家联想到那个演员发发笑而已。没想到同学们真来劲了。摸到纸条的是张晶晶，小芳把叶月珍的床单扯来，围在她的腰上，陈红拿来毛巾绑在她的头上，王丽丽找来我们挑土的扁担塞给她，硬是把张晶晶打扮成了一个十分可笑的“杨白劳”。张晶晶平常就有一副故意装傻，把人家逗得半死，自己却能保持镇静的喜剧表情，这时就以这种表情做了很滑稽的挥扁担动作。她还没做到第三下，全寝室女生已经像黄世仁一样翻倒在地了。
另一个纸条是，“请做个解手动作。”我的本意是想让摸到纸条的同学蹲一下而已。而且我估摸人家连这个动作也不会肯做，大概会惨叫一声，跑过来揍我一顿老拳。我已经备好了一只枕头，准备到时候护头逃窜。没想到，摸到纸条的是位成绩很优秀的同学，她是个特别实诚的人，做事和学习一样认真。小芳一看这纸条，哪肯饶过她，转身就从墙角提来了马桶当道具。在大家的催促声中，这位老实巴交的同学真的要宽衣解带了。我一看怕太过分了，在笑得快要断气的情况下，我拼尽最后的力气，叫道“别开盖子，装个样子坐一下就可以了”，说完，就像交待完了“请帮我交党费”的遗言那样，再也没力气说话了。
那晚，女生寝室里的爆笑声把房顶都要掀开了，隔壁的男生不断有人来门外张望：“发生什么事了？”这以后的好几天，大家还是余兴未尽，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笑出声。这一来，大家情绪都好了起来，女生寝室出现了一片“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十三）
然而，男生那边却状况不断。我原来以为我们班的男生也会像一班的男生那样懂事听话，对“管”他们自信满满，结果发现我的想法太天真。他们中间有几个特别捣蛋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比如，有人冷得受不了。跑到杭二中的仓库里偷来棉花垫床。可是“笨贼--贼笨”！他们一路掉棉花，掉到寝室，第二天人家沿着“路标”找来，一下就把他们逮个正着。还有，有人饿得受不了，去偷人家的番薯，偷了不算，还在人家的仓库里烧烤，留下“革命火种”，吓得人家来告状，生怕仓库着火。总之，他们偷瓜摸枣的事不断，“挨克”成为家常便饭。
他们一开始就拧着脖子和老师工宣队作对，当我和月娥行使“宪兵”职责，要求他们准时熄灯，不准吸烟时，他们就把我们当成领导的“帮凶”，掉转枪口了。
他们首先和我们的“尊姓大名”过不去，给我们取了一个特标准的“成语”----“一胖一瘦”，与著名成语“一长一短”异曲同工。晚上，当我们走过他们的窗口时，就能听到里面有人在叫，“快点灭烟，一胖一瘦来了！”。当他们被领导批评时，就会在那里生气嘀咕，“肯定是一胖一瘦告的状。”，不管是否冤枉我们。不过，我们听到这“成语”时，总是想笑，因为确实，月娥很胖，我很瘦。
真正对我们的“报复”，是那次挑土。本来是男生挑土，女生装土。他们“磨洋工”一去不回。我们只好换了一下，让他们装土，我们挑土。不曾想，给他们创造了报复我们的机会。一开始，他们偷懒，浅浅地往畚箕里乱铲几铲了事。还美之名曰是为了“照顾”女生，不想让我们太累。为了激他们，我挑战说，“你们能装多少，我们就能挑多少。”这一来，他们来劲了，使劲给我和月娥装土。
他们欺我人瘦，以为能把我撂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在和一班劳动期间，已经把挑担练到了“九段”---能挑一百斤了。月娥更是身强体壮，一副铁肩膀。他们一看装满两畚箕土难不倒我们，急了，用铁锹使劲拍土，尽量多装，黄志忠还跳到畚箕上，又蹦又跳，把土踩得结结实实。月娥咬牙去试，结果“咔嚓”一声，扁担断了！男生们全傻眼了，有几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终于站了出来，说“算了，算了，绕了她们吧！”
（十四）
大田里的农活非常繁重，很多女生吃不消。身体不好的女生会被照顾在宿舍门口剥棉花。一边剥棉花，一边晒太阳聊天，确实比较轻松。有些女生就“花花肚肠”起来。记得有个女生一个月里竟多次用 “老朋友来了”为理由要求照顾，让我这个派活的“生产队长”暗暗发笑。不过即使我心知肚明，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同学的请求。看到她们弱不禁风的样子，知道确实是无奈之举。后来棉花剥完了，我把剥棉花的同学都派到了食堂去帮忙。那年极其寒冷，她们洗菜洗得一手冻疮，也吃尽苦头。
派同学去食堂是有特殊使命的。
我们那时烧饭，是把米先放在铝制饭盒里再放到一个大蒸笼里蒸的。铝制饭盒装满是八两米饭，吃过食堂的人都很熟悉。但我们发现，号称放入八两米的饭盒总是浅浅的，大家都吃不饱。给我们烧饭的是当地雇来的一个农民，他声称烧的是新米，出饭率不高。
男生们吃不饱，就去地里偷萝卜。打过霜的萝卜虽然好吃，但他们发现吃了以后肚子会更饿。女生们也吃不饱，记得我最饿的时候，给其它班的赵萱、翁真、林小燕等同学写过信，希望他们行行好，给我们捎点好吃的来。不过，大概是我的诉苦信写得不够悲惨，她们泡在“新社会”蜜糖里的人竟没人能够领会。赵萱班的同学传阅了信，据说很多人流了眼泪，可全是笑出来的。翁真来信谆谆教导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惟有四班的林小燕给咱送来了“吃”的------她画了整整一信纸的糖，有“大白兔”，有“米老鼠”……
粮草是我们自己采购的，为什么会缺斤少两？我们怀疑食堂师傅有猫腻。那时农民吃不饱饭，监守自盗在所难免。为了得到确凿证据，我们派小芳领一些同学以帮忙洗菜为理由到食堂卧底。小芳她们在米袋里做好记号，果然发现了食堂师傅在当“米老鼠”。这下，我们都很生气，我们的粮票是定量的，米被偷走，买都无法买到。
在证据面前，食堂师傅无话可说，同意让我们自己保管米。我们把米袋放在寝室，每天由食堂同学自己称量装饭盒，才算放心。虽然新米出饭率不高，还是不满一饭盒，但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洗菜也是，我们高度怀疑食堂师傅偷懒跳过了这道程序，因为我们经常吃到虫。所以，为了大家的生理心理健康，我们只好派出同学到食堂“自力更生”了。
小芳洗菜非常仔细，总是一瓣叶子一瓣叶子地用手洗。记得有一次她抱怨水太冷，手吃不消。我好心说，那你就别一瓣一瓣地洗了，用水多冲几遍得了。她说这样做，虫洗不掉。我不信，试了一下。她把我洗过的菜叶翻过来，居然真的有条青虫爬在上面！这一下，我接受了教训，以后一辈子都习惯像她那样洗菜了。美国买来的菜从来没看到过虫，我也无法改变那个洗菜习惯。
（十五）
我们的学生去偷别人的东西，我们同样怕自己的仓库被人偷。领导们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安排人巡逻值班。我和月娥排出了值班表。后半夜最辛苦，起不来不算，外面寒风刺骨，谁都不愿出去。我和月娥不好意思把别人排在那个时间段，只好自己顶了。但我们两个人不够，我们隔壁床的姚小红、王丽丽同学非常爽气，欣然加入。还有，我们全班的洗脸热水，每天早晨6点钟要用三轮车从食堂运来，热水桶很大很重。缺了我，别人摆弄不了三轮车，缺了“大力士”月娥，谁也搬不动热水桶，于是，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这活全包了下来。由此，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戏称自己为“四人帮”。后来，睡王丽丽旁边的陈坚同学也加入了，我们就改叫“四个半人帮”。
天太冷，我们晚上出去的时候，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全套上，穿得非常古怪。幸好是半夜，除了我们这几个人，别人看不见。我们谈天说地，以玩笑取暖。记得王丽丽套了很多衣服后，把我的一条围巾绑在腰上，头上七七八八不知道包了些啥，只露出眼睛。活像罗马尼亚电影里的养蜂老头，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一提“养蜂老头”，大家就忍俊不禁，王丽丽的那副怪模样会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很多同学在回忆袁家坝生活时，都提到对寒冷刻骨铭心。每每及此，我会想到，其实那时没有任何同学比“四个半人帮”对寒冷有更深的体会。当同学们每天清晨还在温暖的被窝里时，是这几个同学冒着寒冷为大家准备了热水。她们快快乐乐地为大家服务，从来没有怨言，没想过回报。他们皲裂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青春乐观的笑容。嗖嗖寒风里的笑声是那么朗朗爽人！
月娥、姚小红，陈坚、王丽丽----我亲爱的“四个半人帮”同学，今天，我在遥远的异国，还是想用感恩之心，对你们说声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我记忆犹新，艰苦生活里结下的友谊我怀念在心，那种温暖足以融化任何寒冷！
姚小红是个好睡之人，半夜三更叫醒她常令人心怜。有一次，我和月娥值班回来，正好碰到她在说梦话：“月娥，你为什么欠我粮票不还？”月娥大吃一惊：“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粮票？”
“欠了还说没有？”姚小红看来不许月娥耍赖。
月娥委屈死了！明明知道她在说梦话，也不甘心无端受冤。两个人一个说欠，一个说没欠地争了起来。一直争到姚小红翻了个身，嘟哝了一声“不跟你说了！”才停止。我在旁边快笑破肚子，暗暗庆幸，“欠粮票”的不是我。
月娥“愤愤不平”，恨不得把她揪起来辩个明白。可一想姚小红睡得正香，天不亮又要叫醒她打热水，睡不了多少时间了，只好“含冤”放她一马。
第二天，月娥问姚小红为什么要说欠粮票，这回轮到姚小红“抵赖”了，说她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这是当然，梦话，怎么记得住呢？
月娥拉我当证人。我哈哈大笑。呵呵，幸亏大家都是“四人半人帮”成员，不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官司”还真不好打。试想，现在有谁会在梦里惦念什么粮票呢？
（十六）
我们谗吃的，不曾想到的是，老师们正背着我们惦念“精神粮食”。
班主任老师的床位在我们女生房间，她常常要到半夜12点以后才回来。陈红对她的床很好奇，趁她不在，撩开蚊帐“搜查”，发现了一盒脂粉。陈红也是爱美之人，就美滋滋地用上了。那时店里只有“百雀羚”雪花膏，蛤蚧油可买，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脂粉。我们很担心，脂粉用完了，被老师发现了怎么办？赔也赔不起。于是，一看到陈红“化妆”，门口的同学就会叫“老师回来了！”吓得陈红鸡飞狗跳。呵呵，谁叫她敢对老师做“周扒皮”呢。
我后来在老师洗脸的时候注意到，她用脂粉原来确实是皮肤需要。唉，真冤哪！那年代，这样的需求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和月娥值班巡逻时还注意到，当所有的灯都熄了以后，只有驻场老师的那间宿舍灯火不灭，我们猜想班主任老师一定是在他那里。
只是我们有点疑惑，夜夜长谈，这两个在外人看来性格完全不同、表现截然相反、在学校时几乎不相往来的年轻人，难道成了知音不成？不过，好奇归好奇，老师的事我们也不去“八卦”。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青灯黄卷，这两位有共同文学爱好的“小资”青年，正在那个房间里苦读当时被禁的外国名著呢！在文化贫瘠的年代，在精神枯竭的乱世，“逾陇堆兮渡漠”（楚辞. 疾世），他们把天高皇帝远的荒摊盐碱地当作了柏拉图理想国《简爱》上了。老师们和我们一样，是时代的受害者。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有比我们更丰富的情感世界，更强烈的精神渴求。尽管他们要求学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其实他们私下并不“省油”。
记得我的大姐大周又红老师那时也在偷偷阅读这些名著，不过，她比他们仗义，她偷看小说以后会讲给我听。记得有一阵子我天天往她家跑，在她家的地板上，她坐着，我和赵萱躺着，各把她的一条腿当枕头。周老师用她标准的普通话，像电台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那样，绘声绘色，滔滔不绝，直讲到我俩用呼噜给故事配乐为止。我那时并不知道她讲的故事的名字，就觉得内容很新奇，和她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马列主义政治课完全不一样。粉碎“四人帮”开放书禁以后，我才知道，她讲的原来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唉，两位老师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我们谁都不知道盐碱地上还有那么一个“秘密图书馆”，不然，那些“外国名著”的命运，准比老师的脂粉好不到哪里去！
（十七）
老师玩“地下”，学生更喜欢玩“地下”。那时，对学生吸烟是“零容忍”，几个“玩火”的就玩起了“地道战”。领导到他们寝室检查了几次，都没找到“证据”。月娥分析，他们窗台下肯定有戏。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和月娥前去侦查，果然发现了烟屁股。但奇怪那天男生房间里悄无声息，没听到通常会有的对“一胖一瘦”的骂骂咧咧。他们怎么会这么乖，这么早睡了？我们觉得反常，朝窗子里一看，里面空无一人。直觉告诉我，他们全寝室的人偷偷去田里捉鱼去了。
月娥提议去田里找找，我俩就打着手电沿着田塍路找去。走了一阵，果然发现一群人影在田沟旁晃动。月娥拽紧我的手，头一缩，“咯咯”地笑了起来，像猜中了谜语一样兴奋。
这是当地农民的大田，前一届的学生经常去捉鱼，曾几次把农民的水渠给堵住了，影响了水田的灌溉，引起过学校和农民的矛盾，因此，领导早就明令规定不许学生去捉鱼。
“要不要阻止他们？”月娥问我。让男生恪守规矩是我们“宪兵”的职责。
“别！”我回答。男生们已经很讨厌我们婆婆妈妈管他们了，他们玩性正浓，这个时候去阻止他们，无异于“感情自杀”。况且，我自己也是捉鱼“超女”，从小就在田沟里练了一身“雌猫功夫”。就在上一届随一班学农时，我还和张宏在这同一地点玩过几次把式呢。所以，我完全理解男生们的兴趣。
“看我的。”我对月娥说。
我们向男生走去。听到他们一阵紧张，“糟了！一胖一瘦怎么来了？她们怎么发现我们的？”走近一看，他们虎视眈眈，明显敌意一片。
他们的捉鱼技术和我用的一模一样，用泥在田沟截面堵一个坝，中间挖一个口子，放一只竹畚箕，人在沟里走，用脚把鱼赶入竹畚箕。数九寒天里，只见黄志忠高挽裤腿，赤脚在冰冷的水里趟着，衣服裤子全是湿漉漉的，让人一看就打个冷战。
我故意装出很好奇的样子，仿佛这辈子从没看到过捉鱼似地问这问那，还关切地询问黄志忠冷不冷？男生们本来预计我们会兴师问罪，准备好了“反抗”，看到我们态度和蔼可亲，反而不知所措了，欲出口的冷嘲热讽都憋了回去，张弓拔弩之势顿时缓解。
黄志忠赶了一趟鱼，守畚箕的同学提起畚箕，一条鱼也没逮着。大家责怪他怎么这么笨。黄志忠很委屈，天太黑，水里什么也看不见，他是盲目地乱趟。
我用手电筒一照，看清了水里的一群鱼，而且鱼被灯光一照，都停在那里不动了。我赶紧叫男生过来看。男生一看，喜出望外，顿时对我的手电筒发生了兴趣。
“你们想借我的手电筒吗？能否答应我几个条件？”我问他们。
他们问我什么条件。我说一是你们要在熄灯前按时回去，这样我们才好向领导交账。二是走的时候必须把泥坝去掉，恢复原状，省得农民找上门。他们满口答应。
就这样，我把手电筒借给了他们。他们利用这个工具很快就捉到了满满几脸盆鱼，个个兴高采烈。
回家的时候，他们拿了这些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拿食堂烧了呗。
那天晚上，我特意安排食堂的女生为男生们搞来了姜汤水驱寒，把他们着实感动了一把。第二天我又吩咐食堂的女生把鱼洗了，做了一餐很好吃的“面拖鱼”。全班同学难得“沾腥惹荤”，都像过节似地喜气洋洋，连领导们也吃得眉开眼笑。
那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我知道次日一烧鱼的话，男生违纪捉鱼之事必定逃不过领导法眼，就把男生捉鱼之动机说成是他们为了改善集体伙食而去，并为了集体的利益不顾寒冷，勇战冰水。领导们听了甚为满意。第二天他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把男生好好表扬了一番，还特别表扬了黄志忠。这一来，把从来没得到过表扬的黄志忠乐坏了！他象“祥林嫂”似地，逢人就唠叨：“鱼是我抓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这以后，只要一有人说“一胖一瘦”，马上就有人出来制止，“别这样，她们不坏的，借过我们手电筒。” 从此，男生和女生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虽然互相不怎么说话，但班级活动十分合作，各种竞赛，如运动会什么的常常能拿第一。
不过那次，我被食堂的女生们埋怨了一通------为了洗那些“要命的”鲳条鱼，她们不幸又多了许多冻疮。
（十八）
和男生的关系，因为一件意外事件进一步改善。
有一天晚上，甘利群同学突然找到我，吞吞吐吐地说马自达同学的手被拖拉机皮带咬进去了。
“取出来了没有？”
“还没呢！取不出来。”
“为什么不把皮带剪了呢？”
“老师不敢”甘利群说，“怕被工宣队说成破坏冬耕，担不起责任。”那时冬耕很紧张，全靠这台拖拉机。班主任老师离开之后，取而代之的张老师比较胆小，对情况也不熟。
“你有办法嘛？”甘利群问。那年代比较封建，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甘利群之前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这回他来找我，我感到非常意外，觉得义不容辞了，我赶紧带上药箱赶到出事地点。果然，马自达的手还夹在拖拉机皮带轮里，血流得怕人。有同学试图用工具撬皮带，想帮他把手取出来，结果皮带咬得更紧，痛得他大叫。
“快把皮带剪了！”我果断地说。“如果要追究责任你们就说是我说的。” 我经历过汪老师手指被皮带咬进去的事情，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皮带断了可以换，手指断了超过24小时就无法接活，人和机器孰轻孰重，再浅显不过了。我想工宣队不会不懂这个道理。而且，我也计划好了，天一亮，就派人去镇上买皮带，如果买不到的话，附近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去问，或者向劳改农场求援，不信搞不到皮带。
甘利群等同学立即把皮带剪断，马自达的手被取了出来。我做了包扎。完了必须上公路拦车，送马自达回杭州医院。我担心男生拦不下车来，因为司机怕碰到劫匪，看到男的拦车一般都不会停，尤其是晚上，因此，我特意叫了几个女生同去。
但是女生也没用，天太黑，司机根本看不清我们。我们拦了一辆又一辆，都不成功。着急中，我想起了《红灯记》，赶紧用一只红袖章包在手电筒上，站在马路中间摇晃“红灯”，终于，接下来的一辆车停了下来，把马自达送回了杭州。
第二天，男生们凑钱，金翔和方豪到袁家坝镇买到了皮带，我才算放心。多年来，我一直以为马自达是“只身闯祸”，直到今天，男生们回忆起往事我才知道原来是“团伙作案”，班干部金翔、伍可都是干将。
原来，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没有物理教材，用所谓《机电》代之，讲得是农村的水泵、交流电之类。在分校时，就拿手扶拖拉机学习机械原理，每人在农田驾驶拖拉机实践了一把。我也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开拖拉机。男生余兴未尽，在金翔、伍可带领下，乘老师不在，又去偷拖拉机“自学”。白天他们创造了一起“无人驾机”事件，秦勇把拖拉机发动起来后，被甩了下来。拖拉机像野马一样冲了出去。幸亏大伙儿追赶及时，没有酿成大祸。晚上他们不甘心，又继续摆弄。晚上冷，拖拉机发动不起来，秦勇十分内行地“指导”，通过拉皮带可以发动，大家都没有怀疑。好几个人一起去拉。马自达一马当先拉在皮带最前面。结果当皮带转动起来后，他的手首当其冲，先交“学费”了。
秦勇后来当了空军，金翔成了海军工程学院高才生，伍可研制夜视武器，想必这一“自学”成果一定都用上了。没想到吧？盐碱地上的机械“启蒙课”，培养出了一代“海陆空钢铁长城”。马自达的手指虽然接上了，但留下了残疾，幸亏他是足球健将，后来当了足球教授,可以“用脚投票”。
这次事情以后，男生们对“一胖一瘦”言听计从，不再闯祸。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一胖一瘦”自己也不安分，她们带着女生出去玩，也差点出状况。
（十九
人道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吾曰之“未探钱江枉潮人”。早就听说钱江潮要到七堡、八堡看才有意思，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有一天，趁老师不在，我带着女生们出去，半夜2点就出发了。天很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塍路上，大家都有点害怕。
走了七里路，走到公路。有一条小路通往袁家坝镇，叶伟、小布、赵祝明等同学想去镇上赶早集，和我们分了手。“赶早潮”的人则跟着我沿公路继续朝八堡方向走，一路问人，问到了一处当地人认为颇佳的观潮地点停了下来。这里，公路建在堤坝上，高高的像检阅台，下面直接就是江水，不见江滩，驳岸砌石整齐，河道束窄，有一条长长的丁坝横伸江中。
我们等啊等，终于听到了远处传来轰隆隆的潮声，江面风平浪静，声音却越来越响，远方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了一道白线。白线越来越近，像雪崩一样滚滚压来，到了眼前变成了一堵高高的白墙。运动的白墙，如万马奔腾，咆哮而去，这就是所谓的“一线潮”。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新奇，因为“一线潮”我已经在我们驻地附近的江段看过几次，只是那里江面宽，“白墙”没有这么高。
我感到意外的是，当潮水冲到丁坝之后，突然翻卷折回，与后面汹涌前冲的潮水猛烈对撞，激起冲天巨浪，足有数层楼高，这样的巨峰一个连一个出现，风驰电掣般地向后回奔，瞬间，形成一排“雪山” ，像挥舞起来的巨大白练，凝成一道正弦波，凸立江面，蔚为壮观。耳边，声如狮吼，势若雷霆，磅礴的气势让人热血沸腾，震撼无比！
这样的“回头潮”我之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愕然眼前，一时兴奋不已。
回来我就琢磨，涨潮如此壮观，退潮又会咋样？为了解这个谜，我又带了一些女生去驻地附近的江面看退潮。
我们来到江边，大吃一惊，宽阔无垠的江面竟变成了大片沙滩，河不见了！莫非可以走到对岸？
我们走进河床，一直朝中间走去，蓦然，一道深深的“峡谷”凹现眼前，“峡谷”两岸峭壁陡立。把头探出直壁，居高临下一看，脚下泥沙裹水，急速东流，原来青白色的水色完全变成浊红色，到处是涌浪漩涡，看得让人头晕。我想，这掉下去可不得了，这么湍急的水流，再好的水性也会抵挡不住，即便能游到岸边，两边都是90度沙墙，毫无攀援之处，根本不可能爬得上来。我提醒大家千万小心别失足。未几，听到几声轰响，向两边一看，远处峭岸开始塌方，一块块沙墙掉入江中，激起冲天浊浪。一开始，我还觉得很好看，每看到一块沙墙掉入，就欢呼一阵。突然，我发现离我们很近之处也开始塌方，我大惊失色，意识到不对了，赶紧命令大家，“快，往回跑！”我们一阵狂奔，跑出大约50米开外的样子，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我的妈呀！我们刚才站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我腿一软，瘫坐在沙滩上，跑在我前面的王晓红回头拉我，我摆摆手说“别管我，快数人！”我不是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个个临死都拒绝帮助，而是我知道，只要我一站起来，内急就会控制不住了。
总算能站起来了。虽然我相信王晓红数得准确，我还是让她数了再数，我自己也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确信一个人也没有少，才算放心。回来的路上，大家都觉得后怕，幸亏撤得及时，不然我们怎么向家长交待啊？
回望我们已经走过的历史，忽然觉得和钱江大河何等相似，记忆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中度过，什么“文化大革命高潮”，“批林批孔高潮”，“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上山下乡高潮”，“农业学大寨高潮” ……等等，次次“高潮”惊涛骇浪，汹涌澎湃。潮退之际，又泥沙俱下，涌浪翻滚，什么“道德滑坡”，“信念崩溃”随之而来，似乎和沙墙无甚两样。人人是浪花，也是沙粒，无论乘风追潮，还是随波逐流，无论掀浪还是跌宕，无论漂浮还是沉沦，皆身不由己。只要人在江湖，都逃不脱潮起潮落的命运。也许，这就是江的脾性？河的铁律？
出国之后，发现自己已被潮水冲到了一条平静的河汊，惊奇地发现，没有“高潮”的地方，人们照样能一年一年宁静度日。再听到一波波“房地产高潮”、“炒股高潮”、“红歌高潮”之时，我已修炼得心如止水，没有了赶潮的躁动。甚至痴痴乱想，为什么我们非要下一代做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潮人”呢？
（二十）
我们班结束之后，我和张宏随三班又去了一趟袁家坝，此时已是来年春天。这段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中间，我打农药时滑了一跤，满满一桶“敌敌畏”把我浑身浸了个通透，第二天又正巧闹肚子，以为是农药把咱这倒霉虫儿给挂了，不得不回杭观察。我好了之后，张宏又得了急性肾炎，我们便不再回袁家坝了。
高二时，我随生物老师张美卿又两次去那里做5406菌肥试验。第一次，生物小组的人全去了，男生比较艰苦，为了记录菌肥温度，他们睡在菌肥坑旁一个仓库里，用稻草垛当床。最可怜的是江农同学，他妈妈有“洁癖”，家里非常干净，别人睡在稻草堆里尚能忍受，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折磨。
张美卿老师非常敬业，夜夜亲自去检查菌肥温度。从宿舍到草棚路很远，且都是田塍小道，我担心张老师一个人夜行摔跤，或碰到坏人，会无人知晓，提出陪她同去。张老师看我睡得香，不忍心叫醒我，仍旧悄悄独去。于是，我不敢睡死，她一有动静，我就赶紧起来。她一看不叫醒我，反而害得我睡不踏实，只好老实“听话”。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她手挽手地走在田间小道上，互相鼓励，形同母女。
最后一次，只有张美卿老师和我两人同去。临近毕业，老师不好意思让学生再耗在“广阔天地”了，而菌肥试验又不能半途而废。我看她一个人孤单，主动陪她前去。为了不拉下功课，我在那里自学了《三角函数》。回来时已是毕业考试。记得那次数学考试，老师出了道棱模两可的题，不同的理解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我的理解和老师的要求不一样，老师承认我的理解没错，但不想开恩，说大家都按照她上课讲过的理解考才公平。这道题一扣就是20分，使我得到了我从小到大唯一的一个“良好”，让我郁闷了好久。实际上，自学的东西更容易记住。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量子化学》考试有一道附加题，看着复杂，其实用三角函数一化简就很简单，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完了那道题。记得教授还专门跑来向我祝贺，说我“Save（救）”了他。因为那道题是他费尽心思设计的，颇为得意，批考卷时见没人做出，心情沮丧，以为会浪费他一番辛苦。有一个美国学生，没做完那道题，只是想到了用三角函数，老师也大方地给了他满分。虽然不太公平，但我没感到郁闷。那道附加题也正好是20分，“顺差”填补了当年的“逆差”，让我觉得，盐碱地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廿一）
在袁家坝的日子里，有一个夜晚我记忆特别清晰。
那天，我和张宏晚饭后去耘田，一直干到晚上9点多钟。累了，我们并排躺在田头，头枕着田埂，望着满天繁星，“地当床，天当被”地那样躺着。
那是一个月明星朗的夜晚，清清的江风夹着海水的咸味吹干了我们身上的泥水和汗水。白花花的衣服与白花花的盐碱地混为一体。夜色笼罩下的江滩是那么安静神秘、空旷无垠。人声绝无的田野，蛙鸣虫叫的天籁之音正在为万物催眠。我躺在地上，仿佛能够感觉到大地的心跳和呼吸。远处的江涛声空偬传来，像是教堂的钟声，庙宇的鼓声，抑或是天外传来的梵音，忽然让人心生一种宗教般的神圣和安详。我感到整个身心尤置于大自然的摇篮，在圣乐伴奏之下轻轻摇荡，真是一个充满感情，充满激情，充满友情，充满诗情的夜晚！我那时不会写诗，但在如此奇妙的浪漫夜晚，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飞升入天，正在用满天星辰排列一首无字的诗，我注视着自己的灵魂，情不自禁地问张宏，
“你说，十年以后，我们还能想起今天这个夜晚吗？”
张宏也在深情地望着深邃的夜空，空气中传来了她略带颤抖的声音，“我想，应该能记住吧。”
无字的诗行，记录了那个晚上对未来的想象和对友谊的承诺。
十年！那时，我们心目中的十年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概念啊。然而，弹指一挥间，当我再见到张宏的时候，三十多年都过去了！真是又感慨，又有点不可思议！那时我们都做好了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以为十年以后还会头枕田埂躺在地上。不曾想，漫长的岁月过去后，我再一次躺在她身边的时候，是在一张舒适的手术床上。
她当了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正在准备为我做检查。用了安眠药之后我昏昏欲睡，张宏的身影就像是在钱塘江的夜雾中那么缥缈。我问了她一句，“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 ， 空气中传来略带颤抖的声音“记得，当然记得！我怎么可能忘记呢！”。朦胧中，听到小护士们在问，“张院长，你们认识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没等听到张院长“在那高高的草垛上，讲那过去的故事”，安眠药已经催俺“苏州”去也……
没有更多的话。三十多年前的回音，是一种心灵的交流，也许多一个字都会显得多余！
泪潮如盐
盐渍的思念
流淌在心岸
于茫茫的滩涂堰
往事蒸发
回忆结晶着怀念
饱和咸涩的
溶解深情的留恋
缱绻之心绵连
绵连成田
真诚晒白的沉淀
心在提炼
（诗歌作者：天端、海上云）
（全文完）
3/16/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