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端的家，欢迎来串门。'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
钱塘江边的回忆
-------------萧山学军轶事
天端
引子
人们都说，当你开始回忆过去，说明你老了。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常常回忆过去。这样算起来，我早就老了北去了，再老又何妨呢？不过，回忆归回忆，我却一直懒得把它写下来，心想，等退休以后再说吧。同学翁真的去世，让我意识到生命的短暂，生命的不可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何时而来，可谁能知道自己何时会走呢？有些经历，如果不写下来，等“老年痴呆”了，等和这个世界“拜拜”了，想写也没机会了。而且我发现，我的一些同学，二、三十年前还在津津乐道的往事，现在已经在头脑里变得一片空白了。可见，再过N年，我尚有的记忆，也会无迹可寻。于是，说服了自己，克服一次懒惰，为自己沉睡的记忆做一次人工呼吸。
平平凡凡的我，生活，自然也是平平凡凡。然而，经历过的就是财富！无论高贵还是凡俗；无论传奇还是平庸；无论完美还是遗憾，过眼赏来，都是风景，闭目品味，皆有千秋。更何况，我对生活向不讲究，随捡随涂未尝不可？所以，我决定试写一下我的中学生活，写写只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极具时代特色的“三学”。
“三学”---学工学农学军，在我们当年读书时占了很大的比例，每个学期至少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花在上面。我的经历又要比别人多一些。我将分几篇写一下这段历史，给我的同辈人复习一下回忆，给我的下一代满足一份好奇，给愿意为那个时代留下见证的人们抛砖引玉。
现在就从学军开始吧。
（一）
初一的时候，我们去萧山一个军垦农场学军，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家集体外住，新鲜感不言而喻。那个农场在钱塘江滩涂上。虽说和杭城只一江之隔。但那时交通不便，要坐车摆渡，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船，船很小，尽管我们孩子人小体轻，也得要分批分船才能渡江。
当年我们居住的大学教工宿舍区，四周有四个生产大队。我们的小学就建在农田中间。我们这些孩子，虽说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自小就和农民孩子同学同玩，对田野生活并不陌生。然而我们一过江，听着远处轰隆隆的江涛声，望着看不到农舍的大片滩地，心里还是不由地产生一种荒寂的感觉。最先想家的，就数毛小妹了，尽管她是地道的农家子弟。为了阿Q一下，我们唱起了“志愿军军歌”：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钱塘江……”
（二）
我们住的是一排长长的平房，象军营营房那种，但到底是不是营房我当时有点疑惑，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学军嘛，就是像参军那样，是和解放军住在一起的。但我们的住地除了带我们的几个军人外，在视线范围内并不见其他军人的影子。对此我有点失望，觉得我们不像是学军，倒有点像劳改似的。
说像劳改，并非是指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更多是指我们受到的不尽人情的管理。那时是工宣队管理一切，我们学校也是如此，作为“臭老九”的老师对工宣队员不得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不敢得罪。工宣队员当然也有好的，只是我们不幸摊上了“二百五”。带我们的工宣队员来自汽轮机厂。我姐曾在那个工厂劳动过，她的师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听她的师傅说，他们班组好的工人都不愿意当工宣队员，就把那些平时在厂里和工友搞不好关系，人人都烦的“刺头儿”派出去。那些人的素质本来就可想而知，一旦有了权力，就更加跋扈了。于是，我们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就有幸得到了这些未经培训的、不懂教育的人的“管教”。对刚步入人生的我来说，那种粗鲁、强制、谑弄，算是对自尊的第一次挑战吧。
带男生的工宣队员姓潘，我们都管他叫“潘师傅”，是个颇“左”的人，但在我们女生眼里，他人并不算太坏，尽管男生们把他“恨”得牙痒痒。带我们女生的是个女工宣队员，比潘师傅要差很多，以至于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她姓什么。可见，我当初连叫她“某师傅”也懒得叫。这个中年女工没什么文化、也没修养、成天就知道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训人，蛮不讲理的样子，学生和老师都尽量躲着她。她也从来不参加军训，不参加劳动。当我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时，她却当着我们的面“炫耀”她的“特权”----洗她自己的衣服，晒她自己的棉被、打她自己的毛线……。而一旦有哪个学生做得不好，就会被她拎出去罚。我们对她不以身作则、又苛刻律人的作风看不惯，常常向老师抱怨。但老师总是小心翼翼、含含糊糊地劝我们不要多说。我那时小，不懂得政治的险恶，就不理解咋就没人敢去说说她呢？好在我军训劳动都很卖力，常常得到表扬，她找茬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但是，几件其它的事情却让我领教了她的“厉害”。
（三）
我们在学军时受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吃不饱。
我们全年级一共有8个班级，每班大约有45到50个学生。每个班级编作一个排，带我们的解放军为排长。学生正副班长就为付排长。班里的四个小组就成了班，小组长叫班长。我的班长是小宁。那时，吃饭是以班为单位，每个班分一个小号脸盆当菜盆子。饭是个人排队打，菜则由班长拿这个菜盆子去领，然后分给班里的人。
可能是因为劳动训练强度大，油水少，我们这些小时候喂饭都得要喂老半天的娇主儿，居然也野性毕露，狼吞虎咽地峥嵘起来了。不仅饭觉得不够吃，饭前解放军、工宣队的轮番训话，每每都觉得无限漫长。
我们1至4班的学生是从QS小学升上来的，5至8班的学生是从XH小学升上来的，刚上初中时，两边的学生互相都不认识。管分饭分菜的学生是5-8班的学生，其中给我印象深的是个个子有点高的男生。这个男生给5-8班的学生分饭菜总会多给点，而且态度和颜悦色，对我们1-4班的学生态度就很“牛”，分得少不算，你越抗议，他给你就越少。
饥肠辘辘的我们，本来就对“牢饭”看得很重，这一克扣，就引起了大家的“公愤”。可也奈何不了他什么，因为解放军工宣队员都很喜欢他，给他撑腰。
有一天，我和赵萱晚上值班巡逻，远远看到有个人拿了一把扇子朝厕所方向走来，我们感到很奇怪。那个地方蚊子特多，晚上学生都不敢上厕所，即使不得不出来上厕所，也是以最快的速度“速战速决”，谁敢在厕所里乘风凉啊？等走近一看，正是那位分饭的男生。“您这去哪儿呀？”，“我上厕所。”，“那你拿扇子干吗？”，“赶蚊子呀。” 乖乖，这要在厕所待多长时间啊？我和赵萱都暗暗吃惊。结果呢，他确实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后来我们发现，他几乎每个晚上都这样。想象他在蚊子堆里一边上厕所一边挥扇拍股的模样，我们觉得又同情又好笑。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干脆叫他“拿扇子上厕所的人”。很快，这个外号就在1-4班传开了，一叫这个外号大家就会心照不宣地笑起来，当作是对他分饭菜分得太少的调侃，搞得他颇尴尬。后来他对1-4班的学生就友好起来了。然而，尽管他分菜分得公平了，我们还是觉得那一小盆菜似乎永远不够吃。
把这一小盆菜分到每个人的手上是班长的任务，这个任务简直把我们的班长小宁同学的头发都要愁白了！这盆菜其实多数时候也就是清光光的一盆青菜，但对我们来说却异常珍贵。记得我们那时是坐在操场的地上围成一圈吃饭的，一圈人盯着菜盆子的模样，就跟一群嗷嗷叫的猪盯着泔水的样子差不多。小宁同学是个特别老实的学生，一说话就会脸红，而我和赵萱是班里带头闹玩的“玩主”，就爱逗她玩。每次吃饭前，我们会故意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敲着饭盒子，学着要饭的样子叫到，“可怜可怜我吧，班长，多分给我一勺吧！”。我们当然是开玩笑，但咱们班的有位同学就有点动真的了。她脾气急，再加上刚从外地转来，有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位同学长得人高马大，饭量大，平均分到的一份肯定不够吃，于是，她经常嚷嚷怪小宁分给她的太少。小宁不敢得罪她，就多分给她一些，这一来，其他人又不干了。凭什么谁吵得凶谁就能多分呢？最后，大家就抢了起来，乱成一团，小宁急得掉眼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和赵萱就当起了“和事佬”，让小宁尽量平均分菜，我们也照样敲碗化缘。但分好后，我们以个人名义把自己的菜匀给几个确实不够吃的同学。这一来，同学们也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菜分给我们或者分给他人，包括那位同学后来也是这样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吃肉。多么难得的一次吃肉啊，而且是吃大块肉！那欢喜劲儿可以和今天的孩子过年过节媲美！我印象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奇怪，我在家里是从来不敢碰肥肉的，看到肥肉会本能地反胃。但那时候，别说我不挑精拣瘦了，对肥肉简直比对唐僧肉还要谗！肉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平均分不容易，我们班自然抢作一团。最后，我和赵萱都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份肉“贡”出来，安抚那些胃口大的“菩萨”。但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只好把口水往肚子里咽了。
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另一个圈里响了起来，“我们不吃肥肉，谁要？”一听有肉，我们圈的人都像饿狼似地把目光投了过去。说话的是翁真！她和谢嫩同学真行，再怎么缺油水，对肥肉还是毫不动心。
大家纷纷跑去抢，连男生圈里的人也眼巴巴地咽着口水。但是，翁真斩钉截铁地说，“谁都别抢啦，这肉只给两个人！”她和谢嫩把肉给了我和赵萱。
感动啊！这不仅是解了我们的谗，更是褒奖我们把肉让给别人的“义举”！这块肉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吃肥肉，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很少吃肥肉的一次。更重要的是，翁真给予我的友谊和支持，让我每每想起，都觉飘香留唇。
当年，我们班级的女生特别团结、活跃、有着别的班级都羡慕的班风，就是因为我们有赵萱、翁真等一大群大度、开朗、明事达理的好同学。
（四）
那时不让我们吃饱，很可能是部队故意锻炼我们。因为我们交足了粮票和钱，照理是不应该吃不饱的。一个佐证就是，我们被禁止从家里带食品。
为了防止学生“走私”点心，那位女工宣队员设立了一道封锁线。每次带进“监狱”的东西都要仔细搜查。搜到的话，学生就会上“黑名单”被公开点名批评。这女工宣队员干活没劲，当“守门员”却兴致高涨，哪个想给咱游击队送粮，简直比“潘冬子”还难。
我遵守纪律，不敢向家里要吃的，只要了一些日用品。那天我就毫不心虚地去她那儿领包裹去了。
我原以为她只搜那些调皮捣蛋的“怀疑对象”，没想到，连我的包裹也无法幸免，心里不禁有点不爽。搜包裹倒也没啥，反正我也没让家里带吃的。只是我觉得她这种做法说明她对我不信任，有损我的尊严。那时候解放军和老师都对我很好，我习惯了被尊重。我说我没写信让家里带吃的，你没有必要搜我的东西。要是有吃的东西的话，我会主动上交的。可她板着脸非亲自动手搜不可。不幸的是，还真被她搜出了东西---我那心疼我的妈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的包裹里放了一小包饼干。这个“罪证”让我无话可说，乖乖入围“黑名单”，成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成功范例”。
赵萱也上了“黑名单”，说她“走私”了一包香糕。赵萱很委屈，说那不是香糕，是肥皂。但是由于有我的前车之鉴，赵萱也不敢肯定她妈妈会不会“狸猫换太子”，敢怒不敢言。我决定去帮她争一争。我找到女工宣队员，要她把“香糕”打开看看。怪了，这回她死活不肯打开这包东西了，一口咬定就是“香糕”，要原封不动地退回家里。肥皂退回去，赵萱就没肥皂用了，而且，即使她没带吃的东西，也会上“黑名单”，这太不讲理了不是？我灵机一动，找来了潘师傅，潘师傅是工宣队的头，他不知道我们争论什么，随手就把“香糕”打开了，果然是肥皂！这回轮到女工宣队员无话可说了。
那次同学们都觉得很解气，因为被她冤枉上“黑名单”的，肯定不止赵萱一个！
（五）
如果说被工宣队员捉住“走私”尚属小事一桩，接下来的一件事却真的让我惊吓了一场。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是批林批孔的高潮，我们学军时正好处在批判林彪军事路线期间，中央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念。那长长的文件，通常在吃饭前传达，每次都把我们的饥肠整得咕噜咕噜的。
传达文件后，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写学习报告。没有桌子，大家都趴在铺位上写。那时才初一，很多学生还不太会写文章。在学校时，有报纸有大字报，多少还能抄几句，到了这个和外界几乎隔绝的地方，没报纸没广播的，很多人就傻眼了。铺上哀声一片。
我小学时曾经有过一次大段大段抄文章的“壮举”，被我父亲发现后臭骂了一通：“你知不知道？这叫剽窃，是和小偷一样可耻的行为！”从此我的“抄功”大减。现在当大家都“熊”了的时候，我就“雄”了。
那次我收作业，发现小旦的作业落款写了个“志红”，我觉得很好奇，就问她为什么用这么个名字？小旦很认真地告诉我，这叫做笔名。人民日报的社论用的就是笔名，比如“梁效”就是一个笔名，是“两校”的意思，文章是北大清华两个大学合写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笔名”一说，觉得很新鲜。“那我也用笔名吧。”我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向红”。取好后，我又犯迷糊了，“我们取笔名干吗用呢？”，“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是谁呀。”小旦如是说。我一想，如果别人都用真名，就我俩用笔名，排长一看缺我俩的作业，不是一下就能猜出笔名是谁了吗？不行，得多点笔名才成。于是，我就挨个动员女生用笔名。同学们都觉得好玩，纷纷恳求我帮助取个笔名，我和小旦就挖空心思，给每个人取了个带“红”字的笔名，什么“卫红”、“心红”、赵萱叫“照红”，程红叫“晨红”……把全班女生全整成了“红字辈”。为了使大家都交作业，我还捉刀代笔，帮俺“红字辈姐妹们”写文章改作业，忙得不亦乐乎。正愁完不成作业的同学，这下有了“大救星”，个个像翻身农民那样，把咱当成了“东方红”
一切安排停当，只等好戏开场。
那天，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解放军赵排长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叠我们交上去的作业，开始念。上面一刀是男生的作业，赵排长结结巴巴地念着那些不甚通顺的句子不断地摇头蹙眉。很多男生只写了一、两句话，或者干脆就是白卷。赵排长不耐烦了，开始快速往后翻，终于翻到了写有整整一页字的一张，他眼睛一亮，停了下来，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一边念一边还不时赞扬几句。最后，他拖长声音念出了名字：向---红----。
“向红是谁？”赵排长嘀咕了一句。他感到奇怪，班里作业好的人他都知道，怎么对这个向红会没有印象呢？“向”是一个姓，姓“向”名“红”不乏其人，赵排长想了想，以为是他没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漏了这匹黑马，于是就不再迟疑地表扬开了。最后号召大家要向“向红”同学学习，向“向红”同学致敬！
我在下面就像是一个被摇晃过的汽水瓶，快憋不住笑了。
接下去是小旦的那篇，他读着也很满意，最后同样大声地念出了名字：“志----红-----“。可是，这回他怀疑了，“怎么会有姓‘志’的呢？” 于是，他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后翻，不再念文章，光是念名字了。这样，“红”字就一个一个地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本来，在他号召向“向红”同学学习的时候，我们已经快忍俊不禁了，现在，他每念一个“红”字，就像打气一样，一下一下地迅速增加胎压。
念到最后，赵排长自己竟然“扑哧”一声笑出了声，说了一句“怎么全叫红了呢？”
话音一落，我们的“笑胎”彻底爆裂，全班女生笑翻在地。男生们先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笑，旋即受到感染，也跟着傻笑盲笑起来。就这样，操场上笑声一片，胜过相声晚会。
就在我们笑得直不起腰的当儿，工宣队员冲了上来，厉声吼道：“笑什么笑？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那个“二百五”的女工宣队员更是夸张：“知不知道？这是破坏批林批孔！破坏批林批就是反革命！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揪出背后黑手！”
我的妈呀！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这可不是开玩笑，那年代，因为一句话、一个错字、一次失手打破领袖像、或者垫错一张报纸而坐牢送命的人大有人在，这破坏批林批孔的罪名可是领受不起！我暗暗叫苦，最严重的后果想都不敢去想了，最轻的后果就想到了“学军积极分子”当不成了。
“坦白从宽”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去自首了。工宣队、解放军、老师“三堂会审”，工宣队态度十分严厉，我被吓哭了，嗫嗫说到：“是我带的头，可我们用笔名是从人民日报学来的，人民日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报纸，人民日报用笔名一定是毛主席同意的，反对用笔名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吗？反对毛主席不就是……”
满屋子的人显然也是第一次听到“笔名”之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同意用笔名”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听我这么一说，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一愣一愣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师看我可怜，就趁机打圆场，说我平时劳动训练样样带头，是听毛主席话的好学生，不会是故意破坏政治斗争的。赵排长也帮我说话，说我写的那篇文章是全年级最好、最深刻的一篇，我们班女生虽然都用笔名，但全部都交了作业，质量又是全年级最好的，谈不上破坏批林批孔。工宣队员听他们这么一说，有了台阶，就严肃地对我说，“鉴于你平时的表现，这次就不追究你了，但你一定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是是是！"，捣头致谢，破涕为笑，我大舒一口气，庆幸逃过一劫！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以后的几十年，我也确实没再用过笔名，直到前几年上网写诗，才用了“天端”作笔名。抚摸着自己那双还算洁白的“黑手”，扳着自己细细长长的手指，想起那个年代，不禁感慨：“苍桑已去，四十年河水东流……”
（六）
遥远的往事，很多同学可能已记不得多少了。但对于“手”，我确信，每个人都有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军工宣队拿“手”做文章，给了我们一场“恶作剧”似的戏弄，目的是要我们充分体会“没有大粪臭哪有米饭香”，彻底“改造”我们的思想。
我们被要求去运猪粪，大家都必须裸手把猪粪从猪圈抓到筐里，再撒到田里。猪粪臭味难闻，忍一忍倒也没啥，麻烦的是，这个臭味会“经久不息”，怎么洗也洗不掉，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恶臭难褪。试想几百号人睡在一起吃在一起，不光自己的手，还有别人的无数双手在你的鼻子前晃来晃去，会是什么样的享受？
我们抓粪的当天，连里竟“善心”大发，做起了馒头。吃馒头要用手抓。白白香香的馒头固然诱人口水，但臭气熏天的双手却近敌难挡，同学们都叫苦不迭，而解放军、工宣队员等则袖手旁观，露出诡秘的笑容，分明在为他们的“杰作”洋洋得意！"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还有点哭笑不得！
（七）
令我们哭笑不得的还有解放军的晚上巡房和半夜紧急集合。
前面提到过，我们全体女生是住在一个大通间里面。1-4班靠北墙，5-8班靠南墙，中间有一条走廊，放老师的铺位。所谓床就是在泥地上垫几块砖，用两块约2尺宽的窄门板拼在一起而成，每张床睡3个学生。我和老米、列阳睡一个铺。3个人睡两块门板显得很挤。我睡在中间，因为中间有两块门板的拼缝，睡着不舒服，学生干部一般都会把不方便留给自己。
中间要睡人，一顶帐子不够宽，两顶帐子不好挂，我们只好把两顶帐子的开口朝中间对挂。把开口卷起固定。帐子朝外没有开口，爬进爬出就不太方便。中间卷起的地方也常会掉下，碰到紧急集合，黑灯瞎火的，很可能整个帐子都会掉下，把人罩在里面。因此，“帐友”的合作很重要。
对我们女生来说，帐子不仅仅是驱蚊用品，更是我们保护隐私的避难所。
那时是夏天，我们睡觉时衣服穿得不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已经很懂害羞了，我们最怕的就是男人们打着手电筒往我们的帐子里窥。可是，那些年轻的解放军排长们，还有男工宣队员，偏偏好这一手，一到天黑，他们就借口查房，成群结队地来了。
更要命的是，睡在我们旁边的毛小妹同学是那么一个爱笑的人。查房的一来，其他同学都摒住呼吸，大气不敢出，生怕手电筒朝自己的帐子晃。毛小妹却不行了，越安静她越憋不住笑，而且她的笑声很滑稽，本来不想笑的人，听到她滑稽的笑声，也会情不自禁地笑将起来。离我们很近的走廊上睡着我们的校医陈医生，陈医生是个不太有心思的人，倒下就能睡着，一睡着就鼾声连连。每当她的呼噜声变调或变奏时，毛小妹就像被桡痒似地“咯咯”笑出声。而她一笑，附近的人就像被传染似地也跟着笑起来，然后就像波浪似地一片一片传遍了整个宿舍。
解放军和工宣队员一听到笑声就会冲进来查是谁先笑，毛小妹很快就出了名。殃及池鱼，我们班的几个帐子就特别受手电筒的光顾了，一次次近距离的窥照，说是查找毛小妹。把我们吓得暗暗骂他们“流氓”。
（八）
毛小妹是我的同桌，她是个农民子弟，不太喜欢读书。那时排座位总是把成绩好的人和成绩差的人排在一起，所以我和她同桌时间最长。她考试经常抄我，但从来适可而止，抄到及格就打住了。只有毕业考的那次英语考试，她抄过了头，得了个良好。那次她忘了写名字，深知她水平的英语老师，就没有把这张缺名字的卷子认出来，以为她没有交卷。当毛小妹找到这份考卷时，老师赶紧诚恳道歉，“对不起，我没想到你考得这么好。”不说还好，这一说毛小妹就委曲地哭了起来，哭得特别伤心，认为老师看不起她。我后来刮着她的鼻子说，“你还好意思哭呢，老师冤枉你了没有？”毛小妹明白我的意思，转而破涕为笑。
毛小妹自己不抄书，抄书容易被人发现。但要是她发现我也饶头搔耳，哪个字写不出时，就觉得“报答”我的机会来了。偷偷“冒险”翻书找字，什么旁儿什么旁儿地讲给我听。这种机会虽然不算太多，却足见她的“义气”。老师们其实也知道她抄作业，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那时农民都不太愿意送孩子读书，尤其是女孩子。认为她们书读了再多也是做农民嫁人，不如早点挣工分养家。我好几个农民同学小学毕业就不读了。毛小妹是很少几个能坚持读到中学的学生。如果不让她抄的话，也就意味着她要缀学了。反正那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大家读书都不认真，何况考试了。
毛小妹不爱读书，但其实她并不笨。她有个令我十分惊奇的本领，就是听了故事后，能一字不差地复述。那时农民为了省电费，天黑后都到晒谷场乘凉，侃大山讲故事是他们晚间的主要生活内容。毛小妹就把她在乘凉时听来的故事，一字不差地讲给我听，而且讲得绘声绘色。像《梅花党》、《绿色的尸体》这些长篇故事我就是从她那儿听的。她一天一讲，最后还不忘说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被她搞得心痒难切，总以为她故弄玄虚，就“威胁”她说，不讲完就不给你抄作业。她总是苦着脸说，真的没骗你，我也只听到这里。那时，我也想让同学们一同享受她的这个本领，但因为那些故事都是当时的手抄本“毒草”，查到是要被抓的，所以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每天上课时头碰头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别人眼里，毛小妹是个老挨批评的“疯丫头”，在我眼里，她是个讲义气的“铁哥们”，所以，我对她的关照就比较多。解放军一次次来“骚扰”我们，我们就团结起来保护她。解放军在帐子外面叫“毛小妹在哪里？”我们就捏着嗓子回答，“毛小妹在这里。”，“我是毛小妹。”好几个帐子里都有毛小妹，解放军就搞不清楚毛小妹到底在哪个帐子里了，他们用手电筒照，我们就用被子蒙住头。他们毕竟不是“流氓”，不敢撩开帐子查，只好悻悻地走了。
（九）
查房可以躲过，紧急集合就躲不过了。
紧急集合通常在晚上进行，事先不会通知。哨子一响，就要在黑灯瞎火中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打好背包，跑到操场集合，然后就是一段长途跑步。解放军会看表记录时间，早出来，先跑回来的人都能得到表扬。
我常常是得到表扬的人。我动作快，得益于我和我的“帐友”们合作精诚。
三个人睡一张床，如果安排不当的话，就会乱套，第一是衣服找不到，第二是打背包没地方打。在我们这个“营帐”，我们三个“臭裨将”经常分析“敌情”：如果查房频繁，说明解放军想让我们早入梦乡，那么，晚上就必有“阴谋”。“妙算”每回精准无误，“先知先觉”的我们，断然不敢睡死。还有，我让睡在我旁边的两位把各自的衣服放在他们朝外的一侧，我睡中间的另一头，我的衣服放在另一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各人摸三角形的一头，就不会拿错衣服了。打背包也是，大家都在三角形的三个角落打，尽量拉开空间，背包线就不会缠在一起了。另外，我每次打背包都只粗粗地捆个形状，不图打紧，这样时间就很省。而且我鞋子也不系就冲出了门，先抢个第一再说。室外光线比室内好，等别人全部出来还要等很长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我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就着月光把扣子扣好、把鞋带系紧，把背包带抽紧，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了。
我们是不能事先打好背包的。就像金翔同学回忆，那时男生也有人在天天“侦察”，有人上厕所回来后说看到解放军或工宣队在操场上转悠，就把背包打好等待吹集合哨。结果，解放军和工宣队想了一个“绝招”对付，命令只准带背包带集合。已经打好背包的人就“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慢了，从此没人再敢“自作聪明”了。
不屑事先准备的同学，自然是乱成一团。他们在黑暗中穿衣打背包，花了时间多不算，质量也不会好。一跑步就更惨了，很多人最后是光着脚、提着裤，或抱着散了的大棉被哭着回来的。滩涂地非常滑，一下雨就更糟糕，我曾经在去水塘洗衣服的途中滑过标准的“铲球”动作，当过“灰毛女”，连换洗的衣服都得向别人借。这黑灯瞎火的背着棉被在堤岸上跑步就更不好玩了。果然，大家摔跤连连，后面的人摔倒了，抱住前面的人的脚想爬起来，结果前面的人也被拽个狗啃泥。
我跑得快，早早就回来了，金翔也回来得很早，我们几个人和排长一起看着一群群“伤兵败将”狼狈回来，心想，国民党溃退的时候大约也就这模样了。
最好笑的就数刘倩的衣服被穿走的那回了。我记得那天我正蹲在月光下整理背包带，赵排长突然惊叫起来，“快来看，快来看，你们看看这是谁啊？”，他把他的手电光从一个人身上慢慢往下打，那件衣服怎么这么长啊？原来是毛小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都快到脚背的军装，活像穿了一件大褂，样子十分可笑。这件军衣是刘倩的，而且是她当军医的妈妈的衣服，穿在高大的刘倩身上都显得十分肥大，现在穿到矮小的毛小妹身上就可想而知了，所有看到的人都无法忍笑。毛小妹知道排长在取笑她，哭得像猫似的。我也纳闷了，毛小妹和刘倩不是睡一张床的，她怎么会把刘倩的衣服给穿出来了呢？这种“乾坤大挪移”本领不被排长见笑也难了。
刘倩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每次都要争早出来，这回衣服被人穿走了，可以想象她急成什么样子了。过了一会，小宁也出来了，穿了一件特别肥大的裤子，我一看，竟然是刘倩的军裤。完了！完了！衣服裤子全被人穿走，刘倩真够“倒霉”的了。果然，同学说，她正在里面骂山门呢，都要急疯了！后来小宁说，她把刘倩的裤子当成了衣服，穿了老半天也穿不进，当时也快急死了。
（十）
我们的排长争胜好强，总希望我们排在连里的汇操评比中争第一，因此在军训中对我们的要求很严。男生“骨头轻”的就得到了他的皮带“教训”。好在他对女生还比较客气，顶多挥着皮带吓唬吓唬几个爱哭的“杀一敬百”而已。
然而，女生“骨头软”的弱点，还是尝了另一种“苦头”。
那时，我们晚上要两人一班轮流站岗放哨。钱塘江的海潮天下闻名，“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汹涌壮观的钱塘潮，历来被誉为"天下奇观”。农历八月半是观潮的最好时机，人们多以为只有此时才有潮水。殊不知，夏季的钱塘江，每天都有“怒潮”，只不过相对小一些而已。我们的驻地离钱塘江很近，虽然我们看不到海潮，因为中间隔了一大片滩涂地，远处又有一道很高的堤坝挡着，然而，海潮雷鸣般的吼声，我们是能够清晰地听到的。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更是震耳欲聋。
解放军为了要我们提高放哨的警惕，编了个曾经在我们的住处抓到过泅渡过江的特务的故事，对此，我们都深信不疑。对“敌情”的想象加上黑暗中一阵阵狂涛怒吼的伴奏，果然产生了恐怖的心理暗示作用，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感到毛骨悚然。
得得瑟瑟地躲在屋檐下面，想让自己怦怦乱跳的心平静下来。不料，“扑通”一声，就从房顶上突然掉下了一只鞋！尖叫声顿时划破夜空。
房顶上怎么会有人呢？经过“侦察”，我们发现原来是有人从房子的另一边把鞋子扔到房顶，鞋子又从房顶滚落下来的。
我们一些胆子稍大的学生，尚能沉得住气，假装“革命警惕性不高”。但大惊小怪的毛小妹，天生胆小的小宁等同学就惨了，她们越害怕，这样的怪事情碰到就越多。
后来我们得知，尽出“夜半鞋声”这类“馊”主意的“刁参谋”，原来是我们那位姓李的政治老师。这位男老师瘦瘦的，下巴有点尖，做报告还喜欢叨叨，于是，就得到了一个“隔夜螺蛳”的外号。
（十一）
我们的住地，有个很小的水塘，那么多人，洗衣、洗碗、刷牙洗脸全在这个水塘里。那水是咸咸的，因为靠近海湾。这个水塘的自清能力还是比较强，一池的肥皂水，第二天清晨就比较清了，但我们刷牙还是要有一番心理挣扎的。我们刚去的时候，池塘里有些细小透明的“毛毛鱼”，等我们离开之际，已经被我们的洗碗水“喂养”成一群比手掌还长的白花花的“鲳条鱼”了。
光阴荏苒，我们去农场的时候，还是不成熟的“毛丫头”，现在也快步入“白花花”的“老头老太”了。记忆，自然不会像水塘那样有自清能力，但少年往事荡漾在心里总会有一种清清纯纯的感觉。也许，它就像一幅水墨画，虽然不那么清晰，却淡淡地有它的神韵、有她的美丽、有它的回味无穷。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得到的毕竟是一段今天的孩子不可能有的经历，尽管很平凡，对别人来说，甚至枯燥无味，毫无意义，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却犹如一枚珍藏在记忆里的人生邮票，时间越久越弥足珍贵。这枚邮票封装着我们逝去的青春年华，封装着我们曾经有过的对未来的遐想。现在期时已至，或者会象翁真那样随着生命的远去而带走，或者也可以象我这样，悄悄打开，自娱自乐……
回忆起我们的读书时代，学工学农学军时的趣事远远要比教室里精彩。掸去岁月的尘埃，摈除历史的瑕适，我们曾经“恨”过的工宣队员，抑或解放军排长，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十分可爱，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段意志的磨练，给了我们一段人生的体验，给了我们一种团队精神的培养，给了我们一片从校园拓展到社会天地的眼光。想到这些，对他们的感激，我是由衷的。
那时学的打背包技术，我现在需要打箱时得心应手。还有，我们在农场时，曾经在甘蔗地里干活，甘蔗地里的印象，如今成了我诗歌创作的素材。旧梦依稀，甘蔗地里的歌声，有泪水，也有欢乐，对我来说，更有思考……
《甘蔗》 by 天端
记得很久以前，在钱塘江大堤下的一个部队农场，我曾趴在一大片甘蔗地里劳作过，拔杂草、松泥土，指尖的血殷红过那片沙土。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直直的甘蔗是竖着种的，没想到却是横着来的。那时就在想，与其“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我倒更愿意像甘蔗那样“横着进来，竖着出去”。
在那片深色的壤土上
平静而温柔地躺着
躺过了褴褛和枯衰的冬天
生命，穿过粗大的关节
从母亲的骨髓挺起
遗传的密码
为每一根纤维，注入甘甜
根，仍要从地层深处
去寻找源泉
当须髯一个个从毛孔举起旗幡
不再像芦苇那样垂下腼腆
你终于使大地的脸
从青涩走向了成熟
也把江风的割剪
钝化在，浸泡过潮水的
那道颧骨的下面
花卉，并不是你示魅的容颜
最甜的糖分，偏偏
光合在你沾泥的足腕
我不知道蜂鸟曾否与你邂逅
那扫雷的剑喙
能不能把深藏在根部的蜜意
侦探？
那不过是我的悬念
我没有折断的记忆
是用张开的手指，插进你的陇间
在触到库思老一世的灵魂以前（注）
心，已在那刻震颤！
你的脊椎，纵然吹不成空箫
却以实心的秉直
邀云作杖
你的头梢，哪怕编不进挂匾
亦可用仰起的尊严
裁雨拭剑！
记忆其实早和岁月一样
被嚼成了渣滓，
被炼成了细绵
可那又何妨呢？
就像我无形的笔笺
没有青囊、没有红皮
却照样能在自己纯白的残骸上
涂一首榨去了甜味的
浪漫！
注：公元6世纪伊朗萨珊王朝国王库思老一世（不朽的灵魂）（Khosrau I Anushirvan率先将甘蔗引入种植，后传播世界各地。
打铁匠先生为这首诗做了漂亮的帖子，梦鸽儿做了深情的朗诵。作品放在我国外文学城的博克：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38346/201001/36106.html
（注：文中部分同学姓名用了化名）
（全文完。 下一篇学农待续。）
2-1-2011
我们的年代是有点特殊，老师管我们管得很少，学生不得不自己管自己。老师也把我们当朋友、同事那样看待，非常随意。
你们那样和当兵差不多了。我记得我们多数军训在学校的，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