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传第十章：党员变团员，供给换薪给（我进浙江干校学习）

      １９４９年９月，余姚中学暑假后开学不久，浙江省干部学校第二期有个学习名额分配到校，我想不学习很难教好政治课，便主动争取，结果奉派前往浙江干校学习。

      当时浙江干校办在杭州灵隐一带，校舍大都借用解放前供香客住宿的寺庙庵堂的斋房以及街上的客栈。这时刚解放，上灵隐寺和三天竺烧香拜佛的香客骤减，斋房和客栈都空了起来，正好供干校各部门租用或借用。如校本部设在灵隐寺左边的一排斋房。一部部委在上天竺法喜寺斋房，二部部委在中天竺法净寺斋房。我报到的一部八班，住的就是上天竺一家临街的客栈。楼上的每间客房摆放四、五张双人木床和二张方桌，便可供一个学习小组住宿和学习。楼下的饭厅，既可供全班人员吃饭，又可在此召开全班大会。同样负责轮训中学教员的一部七班和九班，也分别放在附近的两家客栈中。

      一部八班有十几个学习小组，约有学员百余人。全班划分为三个分队，分队下辖三至四个学习小组。班部设班主任、组织干事、教育干事等，加上三个分队长、一个管财务的会计、一个管食堂炊事班子的事务长，共有干部十余人。一个班部的级别，相当于部队的营级或政府的区级。八班的班主任孔成久，解放前打过游击，当过团长，很会做动员报告，我对他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和引人入胜的讲话技巧很佩服。组织干事王振华是农民出身的南下干部。教育干事陈正元、一分队队长梁赞英、三分队队长王传琛，都是解放后刚脱产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

      我编入第一学习小组，全组共１０人，８男２女，分别来自杭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区。８名男教师睡４张双层木床，女教师另有女宿舍。。

      学习采取上大课的方式。全校几千人，都集中在大礼堂“听大课”。所谓“大礼堂”，其实是一个临时搭在灵隐寺右边的大席棚。棚中除了讲台和扩音设备以外，平时空无一物。学员上大课时，自己背着可坐双人的长凳前来听课。以班为单位排列入坐。上大课前或课间休息时间，各班指挥唱歌的人便会带领本班学员互相挑战应战。先是“××班，唱一个！好不好？好，好，好！要不要？要，要，要！”等这个××班刚唱完，又有个班继续提出要求：“唱得好来唱得妙！再来一个好不好？好，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要！”如果在第一次被要求唱歌时不肯应战，便会有其他的班来参加围攻，如果再不肯唱，便会得到“××班，老油条”之类的贬词加上嘘声，所以一般都是会应战唱歌的。有的班的学员全是女的，例如调训妇联干部的妇联班，往往成为被围攻的对象，每次上大课总得唱上好几首歌才能过关。这种唱歌挑应战的方式，是从解放军部队学来的。每逢这一场面，我总是心潮澎湃，有一种进了“革命大熔炉”的感觉。

      同样的感觉还发生在班中集体扭秧歌时。那时每个班都成立俱乐部，俱乐部主任由全班学员选举产生。俱乐部组织班中的锣鼓队、歌咏队、舞蹈队、腰鼓队、秧歌队以及拉胡琴、唱京戏、唱越剧等班子。我参加了锣鼓队和秧歌队。锣鼓队我只能敲铜锣、打铙钹，因为这比较简易，一学便会。敲鼓要懂鼓点，打板需知板眼，比较复杂，我就不想学。秧歌队几乎全班学员都参加，每天早晨在客栈外面的空地上，百把来人的教师队伍练起了秧歌舞，队伍中不仅有象我这样戴着眼镜的青年书生，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也在场上扭起了屁股。当时班中有一种气氛，似乎不参加扭秧歌便是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不肯向劳动人民学习。为了不当落后分子，所以踊跃参加。

      这一期的课程内容，首先是学习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的入学动员报告，提高学习自觉，端正学习态度。接着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检查和批判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随后学习社会发展史，弄懂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树立阶级观点，检查和批判反动阶级思想。。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放下包袱，交代问题，做到轻装上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一入学就向分队长梁赞英和组织干事王建华汇报了我在厦大参加地下党和城工城部组织被解散的问题，要求重新入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厦门解放，对我在厦大的表现及撤退离厦等情况，有不少同志为我写了证明材料。后来王振华对我说：“你的历史是清楚的，在厦大和余姚中学的表现也是好的，但党籍要等整个城工部问题审查清楚以后才能解决。现在班内正在发展青年团员，你是否先入团，党籍问题待以后再解决。”于是我由王振华介绍入了团。同时入团的还有同组的青年教师陆维匡和杨清莲（女）。我们三个团员算是学习小组中的积极分子。学习组长张常惺是宁波市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员，曾当过反动头子陈诚的秘书，历史比较复杂，解放前夕转入学校教书，原因不明，是组内的重点审查对象。许良鑫和胡葆良解放前当过浙江省教育厅的督学，许还当过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们留恋过去，思想比较落后。副组长沈兆彰是绍兴稽山中学的总务主任。诸葛文、叶玉福来自常山中学，叶是体育教师。女学员王韵琴是一所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师。

      在组内放包袱、交代历史的阶段，强调积极分子要带头放下包袱。我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可交代，就交代反动的社会关系 --- 逃到台湾的舅公、反动官僚蒋梦麟，还检查自己在内心深处同情地主母亲，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限等丧失立场的问题。青年团员杨清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交代了解放前她在中学读书时曾参加三青团的问题。副组长沈兆彰在组内最后交代自己曾参加国民党的问题，边交代边打自己的耳光，连说自己该死，不应隐瞒至今。我们几个组内的积极分子安慰他说：“一个人的觉悟有早有迟，进步有快有慢，你自觉放下包袱，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话帮助他安定了情绪。曾当过省督学的许良鑫和胡葆良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他们二人属于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而且比较清楚，思想检查也还可以，在组内较快过关。只有重点对象张常惺政治历史复杂，疑点不少，检查态度又不老实，象挤牙膏那样挤一点、讲一点，到学习结束也未弄清问题，最后留校进校部直属班继续学习和审查。浙江干校的直属班在茅家埠，收容的都是各班中那些政治历史比较复杂而又未查清问题需继续留校审查的“留级生”。

      浙江干校第二期原定学习三个月，后来一再延期，实际学习时间五个多月，在１９５０年３月结业。校方要挑选一批学员留校工作。八班的组织干事王建华征求我的意见，说希望我“脱产”留校工作。这引起我的一番思想斗争。

      我当中学教员后，一直拿薪金。解放前由于物价飞涨，每月薪金发下后，过几天即形同废纸，所以靠的是每月三担米的生活补贴，发的是万源米厂的米票，可凭票到该厂领米或换钱。解放后，物价的涨风尚未止息，所以对教师发薪改用“折实单位”的办法。每个“折实单位”包括一斤米、一尺布、一两油、一两盐等等每日生活必需品，每天按市价计算在报上公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进浙江干校学习时，我的工资关系从余姚中学临时转到浙江干校，可向干校领取。我的工资每月约一百个“折实单位”，当时每个“折实单位”为旧人民币五千多元，我每月可领取旧人民币５０多万元，折合后来的新人民币为５０多元（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一元）。这笔钱除了交饭费和零用之外，统统存入银行，五个多月积有存款２００万元左右（合新人民币２００元左右）。这时，同组的许良鑫由于家中孩子多、吃口重，遇有急用，常向我借钱，前后借了５０万元左右（合新人民币５０元左右）。他结业离开干校后，家中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居然陆续把钱寄还给我。其实我在借钱给他的时候，是并不想他归还的，就当作送他一样。他能守信陆续将钱寄还，倒出乎我的意料。

      “脱产”留校工作，就必须放弃薪给制，改为供给制，因为那时干校的干部都实行供给制。这事使我为难。我之所以想保留薪给制，是考虑到土地改革后父母的生活来源问题。父亲是疯子，母亲无工作能力，土改后没有田地收入，应该由子女供养。我如果改为供给制，就无力供养父母，要哥哥、嫂嫂独自负担，这有点说不过去。后来想到哥哥解放后在上海市纺织局担任副科长，工资有旧人民币百万元左右（合新人民币百元左右），嫂嫂在中学教书，工资和我差不多，供给父母生活勉强还可以，而且我在参加地下党时已决心不怕牺牲，献身革命事业，撒退离厦时也打算参加游击队，那里拿的也是供给制，为何解放后对薪给制倒留恋起来？这样一想，顿时下定决心，表示愿意脱产留校工作。轮训教师中同时脱产留校工作的，还有陆维匡、诸葛文、郑鹏高、舒平、陈烈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