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传第六章：备考“三人行”和报到“四人行”（我的投考大学）

      高中毕业后，我面临升学还是就业的抉择。如果就业，就重走我的哥哥的老路，即经过亲友介绍，进入上海的银行当练习生，以后逐步升迁。我的母亲希望我也走这条路。但我希望投考大学。当时招生的有国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私立大学门槛低，容易考取，但学费昂贵，一般的人家都读不起。国立大学的学费便宜，有些学科还招收“公费生”，但门槛高，考取难，录取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也就是说，十个考生中只能录取一人，有九人要落榜，其难可知。我审时度势，决心投考国立大学。国立大学一般都是秋季招生，我高中是春季班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复习备考。当时我与母亲约定：考取国立大学就升学，考不取便到上海的银行界去找工作。

      这时，与我同时高中毕业的二十多个同班同学中，大部分人不再升学，有几个家境较好的投考私立大学。准备投考国立大学的只有二位同学，一位是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陈宜张，他的父亲陈伯瀛是大学教师、历史学家，曾写过《国史旧闻》等著作，叔父陈叔陶当时在余姚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带他来插入余姚中学高中毕业班；另一位是后来成为总工程师的邵淇泉，他是在姐姐邵曼轩来余姚中学任教时，插入余姚中学高中班的。我们三人志同道合，便结成互助组共同复习迎考。

      复习迎考首先要确定自己准备报考的院校和科系。陈宜张和邵淇泉都准备投考理工院校的电机系。我因父亲辛辛苦苦读到医学博士最后还是成为疯子，怀疑自己也有神经病的遗传，因此不想辛辛苦苦攻读理工科或医科，以免重走父亲走过的老路。于是决定读轻松一点的文科院校。文科中我决定报考法律系，因为将来的就业较有保障，进可当法官，退可自己开业做律师，也可以到学校兼点课。我的堂叔父王传记就是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余姚开业做律师，又在中学兼课，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还不错。他成为我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投考的目标既定，就开始进行复习，主要的复习方法是“答考题”。那时各个大学是分头招生的，或者几所大学联合招生。书店便将历届的大学招生试题和标准答案汇编在一起，名之曰《升学指导》。我们三人便买了不少的这类书籍，收集历年来各个大学的招生试题，自己进行答题，再与标准答案对照，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重点进行补习。有了疑问，我们三人互助解决，或找老师请教。这种补习方法针对性强，对投考大学时提高自己的考分很有作用。后来我们三人都考取国立大学，虽由于我们在中学读书时成绩优良，基础较好，但通过半年迎考复习，摸到了应考的路子，也是我们能被“十中取一”的重要原因。

      到了１９４６年的夏天，报纸上陆续登载各大学的招生广告。我们复习迎考的三人便根据这些招生广告，具体安排各自的报名和应考历程。当时浙江大学与南京的中央大学联合招生，陈宜张和邵淇泉报考浙江大学电机系，我则报考中央大学法律系。两校联合招生的“杭州考场”，设在杭州市大学路的浙大老校舍。我们三人就同赴杭州在那里应试。那时学校放暑假，学生宿舍都空着，正好用来供考生临时借住。膳食则由学生食堂供应。后来陈、邵都被浙大录取，我则被录取中央大学先修班，就是说我的考试成绩离中央大学正式录取的分数线还差一点，需要在“先修班”预读一年，才能升入大学一年级。

      我在杭州应试后，紧接着又赶到上海应试。那时我的二舅父和三舅父都在上海的钱庄里工作。二舅父有六个孩子，家中住得很挤。三舅父没有孩子，夫妻二人除了寝室和厨房以外，还有一个亭子间。我便在这个亭子间里住了二十多天，在上海先后考了五个大学。校址在上海的国立复旦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各在本校应试。校址在苏州的国立东吴大学和校址在厦门的国立厦门大学，这时也在上海设立试点，我就到试点应考。厦门大学来上海的招考人员中，有个法律系教授陈文藻，是我的二舅母的亲戚，他向我介绍了厦大的情况。厦门大学原是华侨陈嘉庚捐资创办的私立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福建长汀，改为国立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厦门。我还投考了一所私立的震旦大学，这是法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我想万一所考的五个国立大学都考不取，面子上太难看，可用考取这个私立大学来“保面子”，而且教会学校的学费要比普通的私立大学低一点，考取了我可能还读得起。

      不久，各大学的录取名单先后在报上公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收到。我投考六个大学，结果录取三个半。正式录取的是国立的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私立的震旦大学。还有半个是指被录取中央大学“先修班”。我经过反复对比，“先修班”要多读一年，首先不予考虑。震旦是私立大学，也不该去读。暨南大学法律系与厦门大学法律系相差不多，就读各有利弊。暨南大学在上海，离家近，我的哥嫂和两个舅父都在上海工作，照顾方便。厦门大学远在南方，但环境优美，有陈文藻这个亲戚可以照顾，而且我考取该校法律系的名次是第二名，可以享受全公费待遇。经反复考虑，最后我决定就读厦大。陈宜张和邵淇泉也都同时考取几个大学，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就读浙大。从此我与他们二人分手，直到全国解放后才重逢。陈宜张入学后，由电机系改读医科，解放后终因医学科研方面的出色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规定：新生必须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前报到注册，迟到就取消学籍。这时从杭州到厦门没有火车可以直达。乘汽车需多次转车，我初次出门远行，人地生疏，又带着铺盖行李，转车极不方便。于是我决定走海路，准备从上海乘招商局的海轮去厦门，据说三天可到达。我在１０月中旬到上海候船。谁知这时是台风多发季节，招商局从上海到厦门的客轮暂时停开。我在招商局买不到船票，便天天去探问开船的消息。在那里碰到三个和我一样急于乘船赴厦报到入学的厦大新生。他们都是我的浙江老乡，一个是奉化县的冯有圣，也考取厦大法律系；另二个是经济系的庄贤亲和生物系的郑钦达，都来自慈溪县。眼看新生报到截止日期一天天迫近，而轮船还无消息，我们四人心急如焚，于是一起商量，采取两条对策。一是四人联名向厦门大学发电报，说明我们四个新生目前滞留上海待船，如果１０月２３日不能及时到校，要求允许延期报到；二是设法联系购买飞机票，如过几天仍无船，便乘机赴厦。虽然机票难购，又很贵，但为了上大学，也只得花钱。后来从招商局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是有一艘海军的军舰即日从上海驶往厦门，可以允许你们四人搭乘，但没有铺位，只能睡甲板。你们如愿乘，就在招商局购买四张统铺票，凭票上船。我们四人当然愿意，立刻照办。

      我们上了军舰以后，便把四人所带的铺盖在甲板上打开，合成一个大大的地铺。舰上除了水兵和我们四个学生之外，没有携带其他乘客。这是一艘三千吨的军舰，一到了外海，虽然天气晴朗，船也摇晃得厉害。我们四人顿时头昏目眩，有的人还想呕吐，只得一个个躺在地铺上，才稍感舒服。水兵们却行动自如，安慰我们说：“军舰到了外海，这种摇晃是正常现象。你们没有乘船到过外海，所以要晕船。象我们这样习惯了就没事。”我们四人白天在地铺上躺躺坐坐，晚上躺在甲板上的被窝里眼望月亮和星星，耳听轮机轧轧、海浪呼啸，觉得非常新鲜和兴奋，竟不知何时入梦。次日凌晨，又在海上看日出，但见满天红霞中，一轮旭日冉冉在东边的海上升起，海浪被染得金光闪闪，蔚为奇观。舰行二天，到了福建的马尾港口暂停，听说这里离福州很近，但我们四人没有离舰上岸。过了一夜，军舰继续驶向厦门。第二天清晨，我们张开眼睛，就看到美丽的厦门岛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岛上怪石突兀，如兽踞鸱蹲，而又表面光滑，仿佛经过水洗刀削，衬托着沿岸不断跳动的喷着白沫的海浪，那景色是美极了。我感到这是一种阳刚之美，与我们浙江杭州西湖的那种“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女抚媚之美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四人没有在厦门的码头上岸，而是带着铺盖行李离开军舰，乘了一只小船直奔厦门本岛对面的鼓浪屿小岛。那里的厦门大学新生院，正是我们报到入学的地方。因为这时还在１０月２３日报到截止日期之前，于是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我们四人顺利报到入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