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端的家，欢迎来串门。'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
“梨”想
又是金秋季节，我家后院的梨树挂满了果实。那是我们十年前亲自种下的果树，和另一棵结果丰硕的桃树一起成了我家的最爱。
“桃梨满天下啊！”我总会情不自禁。
“你这不是家天下吗？”先生指着落叶覆盖的院子逗趣。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
“那就得你努力啰!”我笑应道。
孩子们欢欢喜喜地把梨采下来。
看着他们快乐的少年身影，我不禁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和 “梨”有关的往事。
一
那是我初中时代的一个夏天，当时正是“批林批孔”和“批儒尊法”运动如火如荼的文革中期。我们学生干部都被召到学校办学习班，高低年级学生被打乱分成四个小班，住在学校礼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那是作为“儒”家典型供我们批判的。记得当时我们都很困惑，不知道如何批判是好，因为我们在六十年代幼儿园时期受到的教育是要像雷锋那样“先人后己”，而孔融把梨让给哥哥的做法不就是“先人后己”吗？学习班结束后是联欢会，要求每个小班都出节目表演，并且要求至少有一个节目是和学习班主题相关的。这个节目可把我们给难住了，我们会唱会跳的节目没一个能和这主题扯的上套，更不要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主题搞懂。这时候，一班的同学突然宣布，他们已经排好了一个“法家节目”。这把我们都羡慕坏了，赶紧打探什么是“法家节目”，以期从中得到些灵感。可是每次问他们，他们总是神秘地挤挤眼睛，说：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他们越是守口如瓶，我们越是心痒难熬。
好不容易盼到联欢会，他们一个个全上台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要来个大合唱。我们认真地竖起耳朵，谁知道他们一张嘴，把我们全给笑了个人仰马翻。他们唱的是：
“李小多，李小多，
分果果，分果果，
分到最后剩两个，
大的留给我自己，
小的还要啃两口”
——原来他们神秘的节目就是改编了这首幼儿园的儿歌。
于是，掌声雷动，那节目毫无争议地得了第一名。其实这是聪明的学生对当时“批儒尊法”运动的绝妙讽刺。如果儒家是“孔融让梨”，那作为对立面的“法家”不就是不让梨吗，这岂不就是要我们自私自利？ 其实，那时我们对“儒”和“法”的理解全是瞎扯，将“儒”和“法”对立更是偏颇。但歌词“大的留给我自己，小的还要啃两口”和原歌词“大的留给张小弟，小的留给我自己” 这两种分梨方法倒也真是两种不同人生观的写照。
“小的留给我自己”的孔融分梨法，反映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教育，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基本上就是这个传统。虽然在那学习班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孔融的名字，但“李小多分果果”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学雷锋”更是我们受教育的一条主线，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是这样。有人说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并不然。文化有硬件软件之分，文物之类是硬件，文革对硬件的浩劫是毋容置疑的。在软件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礼仪层面和道德层面。文革对礼仪层面的破坏比较明显，但对道德层面，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破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道德毕竟是植根于多数人内心的人格品质的自我规范。良心未泯，道德何灭？所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所公认的善恶标准，那时也是提倡的。比如对学雷锋中 “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思想的倡导，和传统文化中的“礼义谦让”的宣扬在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中学时代虽然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还是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将中国文化中最质朴的内涵融于我们的血液之中。
所以，当时，不管社会怎么动乱，我们十五中的校风还是很好很朴实的。
我们组织了学雷锋小组，每星期都有活动，整个中学期间没有中断过。我们去工厂，去农村，去部队，去饭店，去公园，去植物园帮忙，学会了如何去做公益，如何去帮助别人。那时候，文化课不怎么紧张，这种活动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玩”得非常快乐，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许多年以后，我的美国同事常常惊讶我的知识面广，其实，很多都得益于那时的社会实践。
最重要的是，中学时代——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社会责任感。
文革对“师道尊严”进行了批判，其实这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误解，以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对学生专制性的压制。实际上，“师道”就是老师本身的人格品质、道德风范以及合适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育。受学生尊敬的老师在学生中自然就有“尊严”。
学生那时就是凭老师的“师道”来决定其“尊严”，而不是凭其“说道”。记得我初中时，曾有一位很会“说道”的高年级政治老师。一天，我经过他的教室，看到他正坐在讲台后的一张藤椅上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身体埋在一张报纸的后面。老师讲课都是站着的，哪有坐着上课的？我觉得好奇，就伸头张望，这一看把我给乐了，我发现那班上的学生早溜没了，只有最后那排还剩一个，再定睛一看，那老兄睡得正香呢！
有一个高年级物理老师想摆“威”唬唬学生，结果不但没有“镇”住学生，反而连他那颇具特征的鼻子也不幸地成了学生打趣的对象。听说有一次他在演示物理时，卷了个纸卷放在脸前问学生看到了什么，学生竞齐齐地回答：“我们看到了红——红——的鼻子！”。这个物理老师曾到我们初中班代过几节课，我记得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杯子，问大家某种物体放入杯子的话应该是浮在杯子的什么位置。班里乱哄哄的，没人在听课，自然是无人回答。他问了很多遍，也没人理会。我坐在第一排，听到了他的提问，觉得不回答老师提问不礼貌，但又因没听讲解，不知其然，只能轻轻试着说：“上面？”，他说不对，我就说：“下面？”，他又说不对，我只好说：“中间”。“对了！”他大喜过望，大声地对着全班表扬我，说我回答问题正确。这一下，全班同学全回神了，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到我身上。下课后，大家纷纷跑来问我，“你听课啦？”
“没有啊！”我老老实实回答。
“那你怎么那么聪明，知道答案？”
我飘飘然也，告诉大家：“ 我上下中全说了！”
现在想来，那时的学生真有点过分。我就挺懊悔那节课没有认真听讲，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高考时正是那部分内容搞得我一头雾水。
好在那时，我们这个年级的老师还算幸运。无论我们如何地顽皮，毕竟，那个年代的老师们是以他们的敬业精神赢得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所以在那个没有“师道尊严”的文革年代，我们并没有成为一群“无法无天”的毛猴。
我的音乐老师吴锦霓对我的影响深刻，她做事非常认真，是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那时她是校文宣队的指导老师，我是校文宣队的一员。我们排练的时候，她一抬手，我们就谁也不敢嬉笑了，因为谁有个小动作，大家都得重来！就是在这种重来又重来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严谨。那时进文宣队并不是很容易，我这个人并没有文艺特长，她偏偏把我招进去，并一直把我留在队里，甚至还给了我演主角的机会。连我自己都纳闷，为什么有些能歌善舞，长相漂亮，很想进文宣队的女孩反而进不来呢，或者进来了又出去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吴老师说她首先需要的是队风，她希望我的纯朴能够冲淡文艺女孩中通常会有的讲虚荣、爱嫉妒的毛病。她的这种价值取向实际上教会和鼓励了我和我的队友们怎样做人。
纯朴，就是我们十五中的校风！老师以身作则，学生敬尤效范。
我们每学期都有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我们和老师同吃同住，关系亲密，感情深厚。记得生物老师张美卿带我们去钱塘江边的学农分校做生物菌肥试验，黑呼呼灰蒙蒙的草木灰坑里，她二话不说地就跳了下去用手搅拌，搞了一身的灰头土脸。就是这样的敬业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每天半夜，她会悄悄地起床，到离驻地挺远的江边试验点去检查生物菌肥温度，我怕她晚上一个人不安全，就要求陪她去，而她总是不忍心叫醒我，怕搅了我的好梦。结果还真害得我睡不安稳，因为我怕她不叫我，就不敢睡死，她一有动静，我就翻身起床。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钱塘江的涛声令人有几分惧怕，咸涩的江风更吹得人凉飕透骨。我和老师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江边的田塍上，能够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和温暖。
在我们年级，老师对我们平等相待，关爱有加，因此就有了很多类似的往事。如，周又红老师在田塍小道上纽了脚脖子，汪明明老师的手指被拖拉机皮带咬了进去，我们这些“铁哥儿们”，噢，不！”铁妹儿们”都心甘情愿地“拔刀相助”。
难忘的中学岁月，我们就是这样携手走过！社会责任心、纯朴、认真、敬业、对他人的关爱——这就是母校老师们给我们的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在中学时代，住校，忙碌，充实，几乎参加了学校所有的课外活动。和我一起住校的同学说，在她们的印象中，没看到我在晚上11点前做过作业。但我好像很少有不交作业的情况，而且，我的作业也从来都不会马虎的。虽然我在学习上化的时间比较少，但我在文革后全国恢复统考制度的那年也考上了ZD，后来又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一路走来，许多中学未学的文化知识以后都逐渐补上了，而中学塑成的文化价值观则根深蒂固，铭刻终身！
我相信，在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即使在物欲横流、功利至上的今天，如果真让我们分梨的话，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大的分给他人，而不会是抢大啃小统归自己，吃不了还要兜着走！
二
我来到美国已有二十余年，我的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对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教育，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可鉴。我母亲那一辈是用雷锋精神把我们教育大的，但是在她来美国帮助我带孩子时却发愁了，美国没有雷锋，怎么教育孙儿辈呢？
有一天，一场“战争”在我那两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之间爆发。由于是弟弟抢姐姐的东西，我母亲就把那“战争祸首”的男孩搂在怀里，娓娓地讲起“孔融让梨”的故事，她的用意不言而喻。
故事讲完了，外婆出考题：“要是让你分梨，你会怎么分？”
外婆期待他复述孔融的回答。
谁知小家伙却眨巴着眼睛，不假思索地说：“切开来分。”
外婆一时语塞，我也感到意外，但是细想之后大家都忍俊不禁。有道理啊，要是大梨和小梨都切开来平分，不是更公平合理吗？
“到底是在美国出生的！”外婆嘟哝着。我却感到纳闷，百分之百的中国种儿，还没有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呢，怎么天生就有了平权思想？
后来，女儿进了学前班，有一天，她放学回家说，她登校车时，看到有个小朋友摔倒了，她跑去把小朋友扶了起来。
“你做得很好啊！”我很高兴地表扬道。
“可是，老师说我做的不对！”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觉得不可理喻。
“老师说了，我应该管好自己，扶小朋友是老师的责任，你只要告诉老师就可以了。”
不久后，我碰到了那老师，老师说，你教育孩子很好啊。我以为指的就是那件事，心想，你不是批评她了吗？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已经理解了美国对成人责任和儿童利益的明确。
谁知道，老师不是说那件事情，而是说，“我今天看到你女儿把别人丢在地上的垃圾捡起来丢进了垃圾桶。”
我愣了，甚至脸红，因为我还从来没有教过女儿捡丢垃圾，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捡丢别人垃圾的习惯。 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对美国在孩子品德教育方面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后来的事实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当美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宣誓要诚实，要忠诚国家的时候，当孩子们参加每星期都有的学校道德教育课的时候，当孩子们在作文中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这个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些什么”的时候，当童子军们自豪地串门为慈善机构募捐的时候，当看到美国各种学生荣誉学会都要求会员必须自觉完成规定时间的义工的时候，当大学录取新生和颁发奖学金，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奖学金都以学生为社会服务方面的表现作为重要考量的时候，你对美国孩子诚实、礼貌、讲公德、独立、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形成的社会环境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你难道不会以为“孔融让梨”的道德内涵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精华，而且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精神财富吗？
我更注意到，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谦让”，那么，美国的文化就不光是强调“给予（Giving）”，而且更强调“（Fair）平等公正”。
我儿子小时候不经意爆出的“切梨均分”理念，确实在美国的教育和社会实践中处处体现。“You are unfair! (你不够公正！)”，是我们常常从小孩口中听到的抗议。我们刚送小孩到学校的时候，对小孩直呼老师的大名“史密斯女士”、“爱德华先生”等不习惯了好大一阵儿。你不讲“师道尊严”，好歹也得有点“尊师”的规矩呀。后来看到老师身体力行地和孩子们平等相处，处处灌输“平权”理念的时候，我就对美国的“师道”多了几分佩服和敬意。
美国的学校没有班长、课代表、队长之类的班干部，他们的理念就是不应该在小孩中划分等级。他们有“Star of Week (星期之星)”，每个小孩子轮流当值，每个小孩子都有机会享受荣誉感。至于学生会，其会长、秘书、班代表等通通要由学生竞选投票产生，老师绝不越俎代庖，但老师会指导学生如何遵循程序。学生会的产生过程和美国选总统没什么两样，他们强调的就是学习选举程序。选出的学生会和学生会的头真正能在学生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在实际上跟没有一样。考试成绩是绝对的个人隐私。成绩公开，甚至排名次是不可想象的。老师充分理解各人有不同的智力和能力，评判标准总是因人而异。美国每年也有统考，其中有一门考试叫能力测试，该门考试跟文化课程度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对人的某个阶段的智商和潜能的一种测试。如果你的文化课考试成绩分数比较低，但只要是比这门考试的分数高，就说明你在学习上是尽力的、是发挥了自己的学习潜力的，就应该肯定你做得很好；相反，如果你的其他文化课考试成绩要比这门考试低，就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水平，还能够继续进步。因此，学生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永远是表扬和鼓励。美国中小学的考试三天两头有，学生就跟平常作功课一样习惯，这次考砸了，下次再考考好就是了，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统考的目的是为了给教育部门作统计参考，而不会成为制约学生前途的桎梏。
美国教育的主线就是“社会提倡公平，个人提倡贡献”。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和谐要素。试想，如果大家都不奉献，都自私自利，社会怎么会有公平；如果社会不公平，又有谁愿意无私奉献去填饱另一些人的贪婪无度？我想，中国教育的努力方向也应该是在追求公平的同时提倡奉献。
现在的有些中国孩子，一说开放，学西方，就以为是灯红酒绿，时髦攀比，这是完全的误解！西方电影中的灯红酒绿就和警匪片一样，完全是娱乐刺激而已。美国的孩子都知道电影是电影，不是真的，他们的实际生活就不是这样的。今年，我女儿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成绩于十六岁高中毕业，并考上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而在生活上，她从来就不追求名牌，不讲究吃穿，我相信她比中国的多数女孩都还要来得朴实。在她看来，朴实也是一种个性。美国的学校对学生穿着是非常宽容的，对学生个性很尊重。学生没有必要以穿着来表现“叛逆”。我想告诉中国的孩子，别去模仿电影，坚守你自己的天性。如果你真的想逆反“小的留给我自己”的传统，那还不如在“切梨”上下下功夫，也许，这会为你们的未来，为你们的下一代带来福祉。“咬两口”的极端不应该是追求的方向！
美国学校从小就有反吸烟的教育，在校园里，你不可能看到有任何人吸烟。在公共场所吸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公德的。我的孩子曾把他们在中国旅行时看到的国人吸烟情况当新闻一样地讲给同学听，美国孩子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喝酒就更严重了，美国法律规定青少年不能在学校的任何活动中喝酒，要是违反，“警察叔叔”就上门了。我女儿在高中时，有个年轻老师一时兴起，邀了一帮学生在他的宿舍喝酒，结果连老师带学生全部开除，男女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吸烟喝酒在美国孩子看来实在是一点都不“酷”。美国的商店也不敢卖酒给青少年，规定顾客得出示证件证明是十八岁以上才能买到酒。有一次，我那年近八十，满头白发的老爸去买烹饪用酒，碰到一位收款员习惯性地请他出示证件，老人家只好乖乖从命，我在旁边差点脱口而出：“他看上去还不够十八岁，是吧？”
我所受到的教育，或者说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是有缺陷的，以至于我的孩子常常要抱怨我爱批评的“专制”，尽管我已经是常常刻意提醒我自己，我的女儿还是抱怨说，“所有的中国孩子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做中国小孩真累！”作为家长，我在反思。我曾经将我女儿送去寄宿学校，为的是避免她被我的缺陷所累。是的，中国小孩在美国都很优秀，我女儿，还有我几乎所有出国的同学在美国的子女都已经轻松地考入了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和勤奋好学等遗传因素固然给了他们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对于在美国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难道不是美国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提供给了他们一片清朗的天空吗？如果有家长有老师对我们的孩子有所羡慕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够和我一起对自己的教育理念进行一些反思。
“实现社会公平，提倡个人贡献”，其实这也是中国很多教育家的教育理想。我的先辈中就有人是教育家，海外也有人誉他为“一代儒宗”，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曾当过北大校长、也当过浙大校长，他将在美国学习的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学科设置引进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并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之，期望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救国的光明之路，虽然他的理想被旧中国的黑暗所湮灭，但所培养的许多科学人才，后来成了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我们在国外的经验，中国历史的经验都证明中西优良文化的融合能够行之有效地培养出优秀人才。我希望祖国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家长都加油努力，注意教育理念的更新，注重教育方法的改革。那么，芬芳天下的不就是更加高质量的甜美桃梨了吗？
“喂，过来，帮帮忙！”先生在叫，把我的思绪打断。
他正在清理后院，将一堆落叶，腐叶，烂梨耙拉到一起，准备深埋作堆肥。
我顺手将一根剪下的梨树枝捡起，不料，一根尖尖硬硬的梨刺扎进了手里，血出来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先生嗔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