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叫什么，我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天两头播的那些名单里，有个马小六，有个马天水。马小六听着不象个大人，那么我们就叫他马天水。
马天水的身世，我也不知道。虽然每个星期见他二十回，我从来没有打听，也从来没想打听过。只是有一条，却是颠扑不破的，他在松木场，是个摆小摊的。
若是秋天里，出武林门向西，便见一条深灰色的砂石公路宛延于金色的稻田中。两旁整齐排列的乌桕树上，挂满了白花花的桕子。向前二里，大运河一段旁支的尽头，密密地拥挤着二百多户人家，就是松木场了。河道在尽处圆成了一个潭，人家们因了这潭和这段河道，分成河东与河西。在潭的进口处是一座小小的石砌拱桥，不知道多少年了，桥面和护栏的石板都已失了棱角，圆秃秃的透着温柔，连络起河东和河西。下了桥，就接上河西那条唯一的小街成了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酱酒杂货店，马天水的小摊就摆在那店的门口。自我上小学起，每日里经过马天水的眼皮底下走河西跨小桥穿河东到学校，那是必经之路，竟没有选择。不上学的日子里，买油盐酱醋也不得不绕到马天水的背后，所以这个小男人就是我们这些同学中无人不识的一个人物了。
马天水将近耳顺，大约一米六的个子，晃白的面孔上纵横着许多细纹，看起来有些风干，一说一笑，细纹就改变着方向。似乎有迎风流泪的毛病，眼角总是红红的，夹一些眼眵。夏天是白布对襟盘扣小褂，黑布裤子加一双海绵拖鞋；其它时候就变成蓝布中式外罩和黑色橡胶套鞋，永远如此。他坐在一张油光彤红的竹椅上，面前搭一架竹榻，陈列着一些针头线脑，便是他的衣食了。而我最感兴趣以至铭心刻骨的，是那竹榻边上小小的一座煤球炉。
小炉子上永远坐着一口深底的钢精锅，烟熏火燎地早就失了颜色，但是不妨碍它的内容总是那么丰富。春天是一锅紫菱，秋天是一锅嫩藕，冬天或者红枣或者豆腐干，一年四季洒一缕清香在这丈余宽的小街上，特别勾引放学时我们细细的肠胃。和马天水的交易十分方便，大到五分、一毛，小到一分、两分，都不拒绝的。有时多给些，有时少给些，看他的心情；有时说几句，有时不说话，也看他的心情，我们这些一分两分的小顾客，总是满意的。
马天水的公鸡嗓子是老远就能听见的。他喜欢隔着街和对面的猪头肉絮叨，一声高一声低，打发长长的白天。对门是一家糕团馄饨店，门口也摆一个摊。一块案板上，放一把砍刀，一碗椒盐，一迭书报纸和一大盘卤熟肉。案板后立一个大胖老头，手端一茶缸冷黄酒，不知姓氏，指物为名，就是猪头肉。他或许知道马天水的身世，可他不和我们说话，我们没有资格成为他的顾客，也就并不流连于他的摊子跟前。唯一的一次，猪头肉看着我们一群，说，小把戏，晓不晓得猪身上哪一块肉最好吃？我们咽口唾沫作不得声。猪头肉把砍刀在案板上拍拍，说，猪眼睛，记牢了！喝一口冷黄酒，并不笑。此后多少年，我也尝便了猪身上的各个部位，却一直没有尝过猪眼睛，所以我始终相信，猪眼睛是最好吃的。马天水就要随和得多。上课铃就要响了，一群孩子还在街上磨磨蹭蹭，马天水炸起公鸡嗓子，大喝一声，小死尸，几点了，还不快跑！孩子们打个激灵，撒腿便走，忘不了喊着马天水，马天水。。。。。。马天水哈哈地尖笑着，再追上一句，小死尸！
江南的秋雨淅淅沥沥，江南的春雨蒙蒙松松。马天水的摊子一年四季撑在那里。夏天的中午酷热难当，街上就没有了行人，马天水支个凉棚，可以歪在竹椅子上，懒懒地睡一觉。秋雨来了，马天水就把摊子向后拉拉，缩在杂货店的屋檐下。冬天的阳光里，马天水抄着手，看着人们来来往往地淌着泥水。最难熬的是春天。春雨蒙松，飘飘荡荡，那一份湿意，若不是躲进屋里，关上门，堵上窗，你竟无处藏身。马天水就无处藏身。他缩着脖子潮潮地坐在那里，竹榻上布了一层潮潮的水珠，就连钢精锅里的紫菱也潮潮的，淡了些许味道。
马天水的摊子究竟摆了多久，或许没有人能说上来。我读小学的那些年，他永远在那里。每天早晨当我路过，他已经整理好竹榻，坐在后边。下午放学，有时因为一些事情耽误到晚饭时光，他还坐在那里。猪头肉的摊子总是收得早些，他就独自坐在黄昏的街角，没有什么精神。他有家么？我没有见过；他有家人么？我也没有见过。读完小学，我便不必每天从他眼前走过，因此就连马天水本人也不是经常见了。中学、大学、滚滚红尘、他乡幽居，这么些年了，那条街是早已不见，就是松木场，也已经空洞得只是一个过去的地名。许多事情业已淡忘，可我还经常想起马天水，间或还有猪头肉。
老马如果健在，也该小九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