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过去说法，文章千古事，也算是大道了。心思涌动坐立不安，于是穷天地究鬼神，字字辛苦地写了出来，结果却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更有因此生出龃齬的。文场小子还就不必说，即便像子美老杜这样的，文章已经“光焰万丈长”了，也还有人不喜欢，欧阳永叔就不喜欢杜甫。诚所谓此事古难全也。
人家不喜欢你的文章，或者因为你见识不到，或者因为他和你心思相左，还或者与你趣味不投，再或者什么也不为，就是不吃你那一套，这个是奈何不得人家的。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不同的情形在于，有的人不说什么，弃而不顾，向别处去了；有的人站下来，咿哩哇啦说一通，还要跺跺脚，实在都是一样的。总没有拉住人家 不叫走，非得让人说清楚的道理。如果真是因为自己见识不到，让人给看穿了，那就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不像那种由于趣味不投而来的争执，还可以说一句“青菜萝 卜各有所爱”什么的。
古人论文章功夫，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性、逻辑性和艺术性，思想观点是第一要义。有皇上的时候，蒙生考秀才，一篇文章交上去，主考也要下评语，就像现在给考生打分，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之类。最好一等的，考个“文理平通”，意思就是观点正确，说理清楚，句法章法中规中矩。次一等的 算个“文理尚通”，虽有瑕疵，并无大碍，假以时日，也能成才。再次一等就是“文理不通”，需要好好修理，好在愿意学习，勉强给个及格。最糟糕的是“文理荒 谬”，见识鄙陋还要胡说八道自以为是，就只好不及格，不准他当秀才。
不过话又说回来，见识的事情，除非是浅显的常识，到与不到经常说不清楚，尤其是自由倡明的现在，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容易裁判。这个时候如果辞章功夫了得，读者又没有成见，就能占很大的便宜。即便一千几百年前，骆宾王一篇《讨武曌檄》，中间不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把戏，可是因为气势浩荡词锋凌厉，竟连武则天自己都大为赞叹，还要怪宰相怎么没有网罗到这样的人才。不要说武则天，孔老夫子看见这种文辞绑架思想的情形也无可奈何，也要害怕，要把它定为“人生之 罪有五”的其中一条大罪，“言伪而辨”，要行“君子之诛”。所以，辞章的力量不可低估，艺术的感染力是很能拉拢那些处于中间状态，心里还不是很有主意的人。
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文章写出来，希望天下的人都喜欢，实在没有什么错，也是天经地义的，毕竟是劳动的果实，如果能在辞章上下点功夫，就会有更好的效果。麻烦的是，这 个功夫怎么下？又没有一个原料配方。有的人就把文采的希望寄托在冷故僻典上，写诗做文章如同破谜，让读者备受煎熬。再有的人则干脆专找笔画多的字来用，逼 得读者自惭形秽抱头鼠窜，弄得事情与愿望大大地相违背，原本是讨人喜欢结果成了与人为敌。另一些有着同情心的写家就把艺术力量的传播寄托在语言浅近趣 味通俗上头，就像白居易的办法，不能不说也有一点道理。白香山做诗力求浅近，若有诗成，就上外头去拉个老太太来念给她听，如果听不懂就改，直到听懂为止。 此即所谓“老媪能解”，也算是个敬重读者的做法。可是众口难调，白居易这样做，老媪们是听懂了，专业人士却就不大高兴，苏东坡就说了一句“元轻白俗”， 把他从追求上层境界的诗人里给划拉了出去。 苏学士的说法好像也不错，艺术毕竟与迁就流俗是背道而驰的呀，借文取利的人，才尤其讲究人场。
如此说来，故弄玄虚佶屈聱牙的文章固然令人生厌，可是通俗浅近又难寄寓奇情别意高致雅趣，而奇情别意高致雅趣又不见得人人能领略能喜欢，可是领略不了高 雅艺术的人一样有着享受艺术的权利，而且他们还是大多数。这就是个大麻烦，是一些充满热情的文章写家的尴尬，也是个许多年里争吵的由来。只要读者的情趣有 高雅俚俗之分还是一个事实，面对着街上的老媪和“居有竹”的东坡，争吵就还会继续下去。当然，力求雅俗共赏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努力使文章的情致趣味的更加 丰富和具有多取向性，让雅者能见其雅俗者能见其俗。但是这样也难免迁就，令一些有着强烈个性的写家感到不痛快。
如此转着圈地说下来，文章写家们最后就只能捏着指头盘算清楚，降低一点期望，使出浑身解数，为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读者去专心地舞蹈，用敬意和诚心去争取更 多的人。至于别人的说长论短，能听则听不能听的不妨放过一边，不要为此坏了兴致。只是要明白，要想一文既出而尽得天下欢心，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很可惜， 如果反过来不慎而“文理荒谬”了，尽失天下人心，倒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敢不小心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