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没有什么病。早起打了几个喷嚏，还有些鼻塞，用纸以后见了些血痕，大约是暖气开得干燥了些。因为现下小猪流感闹得纷纷扬扬，由不得我不下意识地重视了一下，尽管我也觉得没甚来由。
鼻子与我的纠缠已将近四十年，竟成了我飘洋过海诸因素中的一个。如今回想起来，不外就是因为环境污染。“革命委员会好”那阵子，我的父亲遭窜，在安徽的煤矿里挖煤，母亲带我举家追随过去，也是坚贞不屈的表示。煤矿里的人民自然家家烧煤，还烧松脂丰满的坑木废料，免不了终日里烟尘滚滚。烟子纠合在一起，像雪花一样飘摇落下。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不再通畅，青黄之物随之而来且终日不绝。“坠机事件”以后稍稍地复辟，我们又回到城里，鼻子的情况虽有了好转，但是一遇感冒即行复发，渐渐地于香风臭气都不甚在意，对世界的认识也开始扭曲。南下读书的那些年里，康乐园中到处生长的小叶桉似乎一体散发出酱油的味道，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本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香。
出道之初，鼻子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负担。鼻腔整日胀满引发头疼，严重干扰了一名文坛战士的凝神思考，而且医生竟也在我的鼻腔里发现了息肉，因为息肉已经发育得快要从鼻孔垂出体外。温良恭俭让的办法终于失败，我下决心住进医院，听凭医生们动粗。
现在看见唐人超市里卖猪脸，便常能唤起我对那次手术的记忆，因为医生说，必须从上嘴唇内侧切开，将脸皮翻起，凿开两侧颧骨成一分硬币大的一个孔，方能实施清理。当然必须全身麻醉。侥幸的是，我对任何一种麻药都有过敏反应。于是，主任说，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撑开鼻孔，直接做表面切除，先恢复呼吸功能再说――不用麻药。一个半小时的手术里，恐惧和痛苦都在最初的五分钟。我忘了想起“刮骨疗毒”的掌故或者渣滓洞的那些故事，因为做助手的我的住院医生长得确实很漂亮。术后，鼻腔里塞满了止血纱布，两眼便被挤向额角处，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活得便像个螃蟹。我发现，我能经得起刑讯，不过长辈们说我受不得委屈，却是个弱点。
如今人们的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了，生病却也因此没有了谐谑的感觉，动辄就是性命攸关，看看前几年的ｓａｒｓ，今年的ｈ１ｎ１。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除了脑膜炎之类不大见到的吓人玩艺，多是些红眼睛猪头风癞痢头之类可怜可笑的事情，一旦在学校里流传，大家便出尽洋相。我就有过癞痢的经验，忽然一夜醒来，头上刺痒难熬，眼见得一小片头皮清白起来，头发也落了。于是就有邻居的老太太，大惊小怪地拿一块生姜，叫蘸着墨汁在癞痢上磨擦，一时的痛痒快活，不久竟会痊愈，而且不留下什么痕迹。那个时候你能看见，班上好几个孩子染过的头皮，和头皮上散发出的一点墨臭――没有谁肯用“胡开文制”之类的好墨的。
跨海以后，生病也变得肤浅和乏味，虽然我的鼻息肉又做过两次手术，最后一次也是十年前了。奇怪的是，我对这里的麻药全不过敏，如此就没有了多少痛苦。因为是全身麻醉，所以，非但不曾觉得无聊，而且连医生究竟是不是还有个助手也不曾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