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们有的被弄坏了，有的则忙不过来，于是就鼓励百姓告密，那时候叫检举揭发。当然是揭发反革命，也揭发坏人坏事。机关学校工厂街道，路边墙上大门后头都能看见检举箱。一个木头盒子挂上把小锁，门上一道缝，反革命或者坏人坏事就被从这道缝里检举进去。每天来来回回走在这些箱子下面，我对这些箱子就充满好奇，很想弄开一个看看，究竟谁是反革命。不过我没有这个胆子。
说起来，检举箱上的那道缝我也是用过的，而且是真地出于正义的愤怒。就是说，我也曾经检举过。我检举了一个大孩子，他抢了我的弹弓，而我肯定打不过他。我希望这种正义而阴损的办法能够给我找回公道。结果当然就是没有结果。我没有成为一个检举的受益人。但是没有多久，我却成了检举的受害者，而检举的人竟就是我自己。
那个时候，正是造反派动粗的时候，我的父亲和着另外一两个人连同一台吉普车，跑得找不见了。所以我的情况就有些被动。在某一月的某一天，我在某个厕所大解，那是一个无聊的过程。我坐在抽水马桶上随便检视墙上各种各样的口号和标语，忽然看见门柱的脚上有用铅笔写下的小而清晰的毛主席三个字，还打上了叉。这原本和我没有关系，但是让我看见了，就和我有了关系。既然时代考验了我，我就不能不去找居民区的王老虎，做出报告或说检举。
王老虎并不是个居民干部，连城市户口也没有，但是王老虎是造反派的，是居民区里唯一能说话算数的人。都说文革时候的造反夺权是血雨腥风，是“暴力的行动”，其实到了每一个地方也不尽然。王老虎的造反和夺权连大声说话都不需要，她一个中年女流，能有什么暴力？
王老虎的老头也是七兵团的南下干部，因为不识几个字，虽然南下了却不能真的当干部，整天腰里别个小手枪骑着边三轮送文件，是个机要通信员。大概就是因为通信员，别的南下干部的乡下老婆都早就迁了户口进了城有了工作，王老虎却是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把户口丢在山东乡下，带着一儿一女下了江南。王老虎不识字，说一口山东土话，可是南下才几天就能找着居委会傅爷爷的家，敲敲门进去拿了居委会的图章，夺了权。后来傅爷爷说，他当时以为是个想要当保姆的。
王老虎听了我的告密，兴冲冲地找来北山派出所的片警小刘。小刘勘察了现场，当场表扬了我，我很高兴，以为这件事就算了了。谁知道过了好几天，王老虎竟然拿不下这个反动标语案，转过身联合着小刘来找我谈话。王老虎的逻辑无懈可击，王老虎说，那么小的字，那么暗的光线，那么个地方，为什么别人都没有看见，就你看见了？
现在想起来，我的身上或许就是有共产党人的遗传？也可能是电影上的共产党人教育了我。我除了坚持真理，告诉他们那不是我写的，其他一概都是“不知道”。他们找我谈了两次话，每次都谈到半夜。其实大家都是坐着，都不说话。最后他们叫我回去思考，还说要去我的学校调查。喝！这个我倒真的不怕，我不仅是老师信得过的好学生，还是红小兵，更要命的，我还是红哨兵。你总听说过党卫军里还有冲锋队的吧？
我的案子到现在也还没有结论。虽然我并不经常地想起这件事，但是这件事给我的心灵还是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至于我现在一看见“朱一刀”或者“王贵”，小刘愁眉苦脸的样子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说实话，我挺喜欢林永健的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