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诗人，虽然我也写过一些诗。年轻的时候写自由诗，现在写些旧体，都是一时的感情。写新诗的和写旧诗的总要争论。不过我觉得，新诗的历史至今不及百年，要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就不易。反正于我的经验，要是拿来作匕首或投枪，我还是写新诗。
虽然我不是诗人，可是并不妨碍我和诗人们有来往。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就出了个诗人。我们年级一百来人，几个年纪最小的里头，我是老大，老二叫朱子庆，他就是个诗人。他可是个真诗人。不仅有诗人的长头发，而且就活在诗里。上一级还有个学姐叫马红卫，当时在广东就小有诗名，后来改名叫马莉，做了子庆的浑家。他们的校园婚礼，曾也是康乐园里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情。如今子庆已改梳光头，一家子当了南方一群诗人的领袖。
毕业以后，因了职业缘故，我认识了许多老一代的诗人，有唐祈丁芒谢冕艾青他们。不过老诗人是用来尊敬和学习的，一块玩的还是年轻人。杭州有一条郊区公交线，跑的是十二路公交车，沿线都是些大型国营企业。有企业就有青工，有青工就坐十二路，坐十二路的青工们爱写诗，就有了个“十二路诗社”。他们虽然没有诗名，却有真的诗情，和他们坐在一起，你就会受感动。它里头有沉稳真挚的社长陆军，宽厚博学的老大哥吴远明，慷慨激昂的何鑫业和神鬼莫测的曹工化。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和他们同坐，是八八年的初秋，在城南城隍山的顶上，我带的是四特酒，有人带了油炸的小猫鱼。我们照例从诗开始，继而历史功罪民生是非，终宵而达旦。我是他们的近友。除我之外，常来的还有骆寒超、王旭烽和沈泽宜。沈泽宜是我极为敬重的师长。
泽宜先生的年龄去我父母无几，然而他于我只认做兄长，所以我就呼他为泽宜兄。他的道理很简单，在他的一生中，至少要减去二十岁。那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理由。一九五四年，泽宜兄考入北京大学，风流倜傥而有才子名，不知不觉中撼动了新闻专业才女林昭的芳心。林昭托同学传过话来，他却高傲而彬彬有礼地谢绝了这个令多少人望眼欲穿的彩球。即使才华横溢冷峻不屈的林昭，也为此黯然许久。每当说起这段故事，我总有无限感慨，不知是该为泽宜兄惋惜还是侥幸。林昭因为右派罪名被捕，释放后又以反革命罪被捕，终在一九六八年遭枪杀。人们还记得张志新，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林昭？想知道江姐是怎样坐牢怎样英勇就义的吗？那么，就去看看林昭！
让泽宜兄名垂青史的不是他的风流倜傥，而是他的仗义直言。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和同学张元勋合写的长诗《是时候了》对当时盛行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了尖锐猛烈的抨击，在北大贴出以后，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浪潮，他从此成了“右派进攻”中的急先锋，也为此遭受了残酷的惩罚。他被捕后，遭发配到大西北去烧石灰，一烧就是二十年。在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个皮肤干涩瘦削微驼的汉子，比他实际年龄应有的模样直老了二十岁。残存的一些灰白的头发，残存的几颗牙，被风沙常年侵袭而不断渗出眼泪的眼睛，被石灰水常年浸泡而皲裂的手。你无法想像这双手当年是如何写出那些美丽和愤怒的诗篇！这就是我的泽宜兄！他把这一切看得不值一提，他爽朗的笑声依然年轻，他说，一切都过去了，直接从我的年龄里减去二十岁。七十年代末平反右派冤案的时候，许多当年叱诧风云的年轻人在申诉材料中写下了自己的委屈和解释，可是泽宜兄的申诉根本就是一篇檄文。
泽宜兄常来杭州，或者私事或者公干，少不了来我家。不过他总不事先招呼，推门便进来，进门便吃饭，一碗面条就行，所以颇受我父母的欢迎。我也常和泽宜兄一起出差，多是开会。那时兴搞“自由化”，所以到处是争吵。遇到师辈对手，我们想进攻又不便猖狂，就说，泽宜兄。泽宜兄便站起来，红起他小小的头，大声地说话。到了会下，我们围住他，说，我们终于知道了当年你是多么地猖狂。他就哈哈大笑。
辞去林昭的彩球以后不久，泽宜兄便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二十多年过去，当权利再次回到他手中，机会却已经不多了。不过他的心始终年轻，他的时间，也多花在他的学生们身上。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看见他的学生们在文章里赞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