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说禹建立了一个家族世袭王朝，也不是很公平，因为禹原来还是想禅位给益的，益辅佐大禹立下了汗马功劳。《孟子》说，禹决定让益做接班人，而且已经“荐于天”。七年以后，大禹死了，益却逃进了深山老林，死活不肯坐天下，要让给禹的儿子启，据说启也是个贤人。太史公的解释是，益这个干部不够老，不能服众。启的一派也是这么说。而我觉得，益不过是个识时务者。其实大禹本来就是主张子承父位的。舜早就指定了禹做他的接班人，舜死以后，禹就不肯即王位，一定要让给舜的儿子商均，可惜商均没有出息，诸侯不答应，方才作罢。启刚坐了天下，就酿出了暴乱，有扈国就造反，抗议启破坏了过去圣王建立的禅让制度。所以，启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督战，“恭行天之伐”，与有扈国战于甘。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后世之儒当然众口一词，都是站在启的一边。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再想想，这件事还是很可疑。此处搁过不提。
大禹这个河南人，继承了舜的天下，跑到山西去当王，并没有把都城移到河南去。为什么？因为山西那边的社会发展较之于河南还是要先进一些。大禹治水以后，把天下分为九州，所谓“九州悠同”。然后他把九州按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两个方面各設九等，作为天下输贡依据。河南属豫州，田土为四等，贡在二等；而山西河北所在的冀州，田土属五等，贡却在一等，经济文化进步的程度显然更高。大禹从嵩山北渡黄河，把都城安在中条山以北的安邑，他的子孙一直在安邑一带活动。夏朝四百余年，政治文化的中心一直维持在黄河渭水汇流区域，直到另一些更加正宗的河南人兴起以后，中华文化在东方才开始逐渐繁荣起来。
商汤灭夏，赶走了桀。商汤的一家子，算是更加正宗的河南人。商汤的祖宗契，是帝尧的兄弟，帝喾的儿子，封地就在商，即是如今的商丘一带。汤以诸侯身份起兵夺了天下，又回到老家，把都城设在亳（音博，在商丘北）。殷商部落有一大特点，就是好搬家。从契到汤，就有八迁，都是在黄河以南，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封地的限制。成汤得了天下，传了五世，迁了五次，殷商的都城便已经到了黄河以北。直到盘庚再迁，有说迁回河南，有说仍在河北，但是无论如何，殷商的后一段历史，依然是在黄河以北的安阳、朝歌一带演绎完成的。那么，殷商的屡屡搬迁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殷书》中遗失了一些篇章，其中有《仲丁》、《河亶甲》和《祖乙》三篇，据说是专门记载三代商王迁都之事的，而迁都的原因，都是因为“圮”（音痞），就是水毁，让大水冲了。那么可以想象，黄河水患自古以来在河南伊洛以下一段就十分频繁。从契到盘庚的十三次迁徙，都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水患。搬迁的路线大致就是由商丘向北，跨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太行山南麓地势较高的地区。而过于频繁的水患和迁徙，必然十分深刻地影响或阻碍了黄河以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
殷商都邑迁到黄河以北以后，在洹水淇水流域的狭小地域内活动，紧接着产生的新的问题就是人口增加、集居规模扩大与环境恶化的矛盾。《殷书 · 盘庚》三篇是商王盘庚的迁徙文告，劝说与威胁并用。文告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水患、环境恶化以及水源不堪负担人口的膨胀，是再次迁移的主要原因。可以猜测，商民在黄河沿岸及其以南地区的不断迁徙中，始终不能摆脱环境对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制约，而使其一直落后于西部。尽管商都朝歌在纣王时期已经可谓繁荣，但是周武王灭商以后，依然将王城設在了远在陕西的镐京。
黄河以南地区的真正发展，大约起于周朝以后，而与黄河上游的水利建设可能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大禹治水，是华夏水利建设的开始。大禹说：我决九州大川以通四海，修沟渠以通大川（“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虞书 · 益稷》），沟、洫、浚、畎、浍就是不同规制的人工行水渠道。自大禹治水以后，黄河上游地区的先民们长期致力于水利建设，到西周时，水利建设的成果已经相当可观，这或许为减轻黄河下游水患起了重要的作用。加之西周以后中原地方诸侯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崛起，西部少数民族向东压迫周王室东迁造成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等多重因素，使得“中原”在整个中国的重要意义，终于被动地凸现出来，成就为中华历史演进的重要舞台。
八年三月七日
双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