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唯美主义诗人的邵洵美，出身显赫，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他与盛佩玉的婚姻更是强强联手，这俩表姐弟，一个出身于官宦世家，一个是盛宣怀的孙女，出身于名门的大家闺秀。两大豪门的婚姻，轰动一时，甚至上了报纸头条。而这样一个有着“纨绔子弟”味道的美男子，事业却丝毫不曾因家世雄厚而懈怠，他为中国近代史的出版事业埋下浓厚的一笔。
创办自己的书店，不为挣钱
邵洵美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书店的初衷，是因为在1927年，光华书局对出版邵洵美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犹豫再三，担心此书销量不好，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云：其与成仿吾、田汉等人在日本时，曾托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为其所设想创办的纯文艺杂志寻找出版单位，左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邵洵美因此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他决定自己创办一个书店，为自己及文友出版书籍。1928年，邵洵美在主持《狮吼》杂志出版的同时，创办了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在此后的20年间，邵洵美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名下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杂志，多达12种，涉及文学、诗歌、漫画、电影、时事、评论等各个领域。
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画报》，邵洵美关闭了金屋书店，两年间，出版图书三十几种。邵洵美还办有时代印刷厂，车间有台从德国进口、当时最为先进的印刷机，全国只有这一台。（而爱国敬业的他，在1949年，北京组建新华印刷厂的时候，因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夏衍亲自登门拜访，邵洵美忍痛割爱，将这台印刷机免费送了出去。）后来的邵洵美，还和徐志摩等人合作出版了《新月》月刊、《诗刊》等杂志。在邵洵美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就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出版界，无人能及。邵洵美创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更是30年代中国出版界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论语》、《新月》、《诗刊》等杂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论语》所创下的论语派，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林语堂、梁实秋、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都和它多多少少有联系。
而邵洵美所开的书店，是不为挣钱的。章克标《不成功的金屋》中就有提到：“他开书店，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可能只是一种玩好，而且有了这个书店老板的名头，他也可以在交际上有用场，书店则可以为朋友们出版书册服务了。”但邵洵美不挣钱也就算了，还是亏本经营。邵洵美所开的书店，重视外观，讲究用纸，又不计利害，不计成本，在经营策略等方面，又没什么促销手段，完全是为了方便自己出版和帮助好友们出版文章诗集。不以谋利为旨，为人坦诚仗义的邵洵美，常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下，依然倾注全部心血与财力经营这个事业。妻子盛佩玉在晚年回忆道：“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由此可见，邵洵美倾注心血与财力的事业，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的喜好和利益，更多的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文人，确切的说，没有邵洵美，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史将会改写。
现代文坛的孟尝君，留学生口中的“活银行”
邵洵美曾经留学英国，在这期间，邵洵美结实了徐志摩、徐悲鸿、谢寿康、张道潘等一干人，爱交朋友，仗义疏财的他还积极接济了许多贫苦穷困的留学生们，邵洵美也因此被这些留学生们称为“活银行”。就连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徐悲鸿蒋碧薇等人也多次受到过邵洵美的援助。因为邵洵美的热心助人，他也因此在文学界中获得个“孟尝君”的称号。除此之外，在邵洵美开办黄金书屋的时候，一位朋友送来一叠译稿，说译者刚留学回来，没什么钱，希望邵洵美能够收下这份译稿接济一下。邵洵美一听，看都没看，立马就拿出500块托朋友带给译者。而这位译者就是后来话剧界大名鼎鼎的夏衍（沈端先），他写的《上海屋檐下》在中国文学史和话剧史中有着深远的意义（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了解一下）。除了文学的帮助，邵洵美在生活上也很热心。当年胡也频被国民党绑架，妻子丁玲、好友沈从文束手无策。邵洵美得知后，即刻亲自出面，积极动用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要求保释胡也频。但刘建群不同意，于是邵洵美又找到拜把子兄弟张道藩，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人物向刘建群施压，刘建群鉴于邵洵美的社会地位，便透露说，邵洵美已经来晚了，1931年2月7日夜，胡也频与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23人已同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们均被机枪打死，据说胡也频身中3弹。消息由此才公布于世。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文艺界人士积极帮助丁玲母子，把丁玲的书稿推荐给出版社，徐志摩也将丁玲书稿推荐给中华书局，但也杯水车薪。邵洵美知情后，拿出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偿还。邵洵美对于身边的人从不吝啬。当时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四川路虬江路口的广东“新雅”茶室，许多文人墨客经常聚在这里高谈阔论，而只要邵洵美在座，所有文人的吃喝消遣费用，统统由邵洵美结账，这仿佛成了一种习惯。
要说邵洵美有多受欢迎？郁达夫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邵洵美家的晚饭经常都是开两桌，一桌自家人吃，另一桌就是留给杂志社的同事、文学界的朋友，如施蛰存、徐讦、林徽因、孙大雨、徐迟、钱钟书、许国璋、章克标等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文人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客厅里的灯经常是一直从晚饭时间亮到了凌晨。与汉奸亲弟弟断绝关系
邵洵美接济文艺界各方人士的故事有很多，但是更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出版事业，因为他的出版事业，除了为自己的情怀，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家。抗战爆发后，他借助自己雄厚的出版实力，大力宣传抗日思想，为中国复兴之路做下了许多的贡献。尤其是当时邵洵美五弟邵式军出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的时候，他知道邵洵美精通英语，外国朋友多，就想利用他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于是用丰厚的功名利禄贿赂他，还派人直接送来五千大洋，想借大哥为他做事，邵洵美直接拒绝，反而更加激烈抗日。并通过保姆传话给五弟：“我读书读了这许多年，已养成了一个懒惰的心情，不想把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他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更希望他能完成我读书一生的志愿。”他从此和汉奸弟弟彻底决裂。邵洵美的儿子后来说：“上海沦陷期间，父亲坚决不写辱国汉奸文字。”在混沌世界中做事业，为国为民为情怀，不失自我，不忘根本，唯邵洵美是一榜样了。除了邵洵美之外，其实有一位女人也应是楷模，这个人就是邵洵美背后的结发妻子盛佩玉。盛佩玉为了支付丈夫经常入不敷出的出版经费，将自己的巨额陪嫁与名下遗产一次次变卖或典当，却毫无怨言：“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钱，我总会全盘接受。”
晚年凄惨至极，苦不堪言
然而，好人也并不是就有好报，毕竟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实际上邵洵美的晚年凄惨不堪。新中国成立之后，邵洵美50岁，依然想在出版事业上重振雄风，但非常不幸，他出版了一部“托派分子”的图书，于是受到《某（省略）日报》连续7天的激烈批判。邵洵美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工作，找了一年多，却没有人敢要他。只因为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鲁迅曾在《拿来主义》贬低他：“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还在《准风月谈·后记》嘲讽邵洵美：“‘捐班’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一开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而看了前面邵洵美所做的，许多读者或许都能判断出邵洵美不应当被评为这样的人，那鲁迅先生又是为何会如此对待邵洵美呢？原来，在1933年8月20日，邵洵美发表过一些嘲笑某些文人“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廉耻。”的文章，而鲁迅却以为是在贬低他，于是就开始了接连写文大骂邵洵美。而也是因为这一“误会”，使人人乐道的邵洵美成了过街老鼠。无人聘用的邵洵美只能回到上海，依靠妻子盛佩玉变卖首饰度日。
1957年，陆小曼到上海来看望邵洵美，适逢是陆小曼的生日，为了替这位亡友的妻子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贫困至极的邵洵美忍痛将家传珍藏的著名画家、篆刻名家吴昌硕为邵友濂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了十元钱的酒菜给陆小曼庆生。而在此前，数次有人高价要买这块白色寿山石，邵洵美始终不肯，说家传的东西，要留个念想。由此可见，邵洵美对徐志摩、对朋友的诚意。而更大的苦难又来了，当时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邵云骧病重，无钱医治，邵洵美知道后忧心如焚，到此时的他哪来钱支援弟弟呢？老朋友叶灵凤跟邵洵美说起项美丽（美国女作家，曾与邵洵美相恋，后来回纽约成家，生活困顿时邵洵美曾资助她1000美金）生活富足，于是无奈之下的邵洵美就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表示：项美丽把他借给她的1000美金寄给香港的弟弟救命。
邵洵美拜托叶灵凤到香港再寄此信，不幸的是，这封信寄出后被截获了。1958年10月，邵洵美被抄家，他以“美与（某党领导人）特务”的罪名被捕，押进了提篮桥监狱。盛佩玉回忆道：“1958年，我到南京去看女儿，突然得知洵美被抓去审查了，家里被抄。”在提篮桥监狱里，邵洵美和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关押在一起四个月。贾植芳在回忆录写道：那是一个长宽各为6尺的小号牢房，密匝匝关着7个人，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被供奉在身边。邵洵美经常自告奋勇，弯腰躬背喘着粗气擦地板，监友们戏称他为“老拖拉机”。
直到1962年4月，邵洵美才无罪释放。邵洵美写了首自嘲诗：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盛佩玉说：“1961年，我在南京接到电报叫我去上海看守所接洵美回家。我高兴得心跳，叫女儿到单位里去借了些钱，因为卖东西也来不及。见到他，可怜他的身体真所谓骨瘦如柴，皮肤白得像洋人。”盛佩玉继续写道：“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这话听起来很是凄凉。
当年他们的深宅大院早被充了公，家中物件全被抄走，连个房子都没有了，怎么还有家呢？邵洵美只能和离婚的大儿子挤在上海的一间十平方米的简陋小房内，父子两人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盛佩玉则借住在南京的女儿家。到晚年，夫妻俩连见面都成为了奢望，荣华富贵也都成了过往烟云。盛佩玉从南京寄来的几只鸭胗肝，邵洵美都要吃上好几个月。邵洵美的女儿回忆道：“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
邵绡红3岁时（右）与哥哥邵祖承（中）、姐姐邵绡玉（左）在杨树浦家中而最悲惨的，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时期，邵洵美除了生活的困顿，还受着精神上的苦痛，更看到了昔日好友的悲惨结局，他似乎也看到了自己悲惨的前景。据记载：邵洵美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神秘的弄来一些鸦片精，天天当饭吃。大儿子阻止说：“害心脏病的人吃了鸦片是要死的。”邵洵美点点头，第二天继续。儿子极力反对，邵洵美只是朝儿子笑笑。 第三天，也就是在1968年5月5日晚8时28分，邵洵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而三代显赫辉煌半生的邵洵美死后却无钱置办寿衣，大儿子只是买了双新袜子送他上路。邵洵美的遗产是：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六百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元。
1985年2月，邵洵美终于被正名，而这个时候，邵洵美已去世17年了。辉煌半生，为国为民为情怀的邵洵美死了，前人的冤屈承担了时代错误的后果，如今我们常常会遗忘，美好生活一路走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抱怨当下，习惯了不懂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