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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十年代末我在东京时,认识了一位华侨老者。他是保定人,我的老家也属保定地区,他认我作老乡,十分亲热。
老人60多岁,满头银发,身形矫健,很健谈。抗日战争胜利后,盟军占领日本,中国也派出军事代表团驻在东京,他当时是代表团里的一个青年军官。
他说:那时候中国人在日本可威风啊!我穿一身军官服,从地铁通道一过,其他人全都闪到两边去,给我让道。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边挎一个,有的还说,“我还有个妹妹,请您也一起关照吧……”因为当时日本太穷了,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他退役后,一直住在日本,成了侨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有一家小贸易公司。有一天我们俩在新宿的咖啡馆里聊天,之后,他说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邀我去看看。那是靠近新宿车站的一栋大楼的一层,只有一个房间,临街一扇木板玻璃窗的拉门,门很旧了,木头变形,费了一番工夫才拉开,关也无法关严。我说:“您也不锁门呀?”他说:“不锁,日本没人偷东西;偷,我这里也没值钱的。”的确,办公室狭小凌乱,一张写字台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张文件,唯一有点用的,只有一台传真机。
那正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最巅峰时期,新宿车站周围是黄金地段,他这间房子寸土寸金。他说,这是他几十年前买的,当时很便宜,如今贵得吓人,现在老有人找他要买下来,“我就是不卖!”
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大陆。他和他的家人至今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因为日本不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入籍的要求极为严格,他的子女都出生在日本,却仍然是“民国人”。
在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时,他的老母亲仙逝了。他虽然几十年没再见过母亲,却无法回大陆奔丧,而且他有着国军军官的个人历史,那时也不敢回去。于是,他决定让女儿代他回去给老人办丧事。方法是,女儿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放弃民国护照,申领了大陆护照。顺利回老家!
“这下可坏喽!我女儿到现在还埋怨我。你们这个大陆的护照啊太不好用了!到哪个国家办签证都难,去趟泰国旅游都麻烦。去法国,要邀请函、要住宿地址、要存款证明,要这个要那个……把我女儿给搞得啊!过去用民国护照,什么都不需要啊!”
2.
我在东京时,曾与当时的社民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秘书有过交往,可惜现在记不住名字了。社民党多年来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左翼。这位秘书1940年代生人,也是左派,而且可能是相当激进的一个,因为她告诉我: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她与一伙日本青年专门赶去北京,也参加了接见。这件事对我很觉新鲜和好奇。
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台湾作家陈映真是她的好朋友,现在在东京,想和大陆的年轻人见面聊聊,问我能不能抽出时间与陈见见?
陈映真名气很大,我知道这个名字,但对他基本没有了解,在北京时读过他的一篇小说,是写在台的外资企业里工人与资方斗争的,没有留下特别印象。
我们三人在涩谷(或池袋)的一家咖啡馆里,谈了一两个小时。
陈映真高高大大,花白头发,说话底气足。我首先震惊于他的日语,说得非常纯正,而且使用极为礼貌的敬语说话,词尾总是用“狗砸一妈斯”结束。由此我想到,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时台湾人从小学起就学日语,像陈映真这个年龄段的人,日语也是他们的母语。
陈映真,图片来自网络
令我感到奇怪和不服的是,陈先生老教导我要读马列的书。读马列,这不是我们大陆人的专长吗?还用得着你来提醒?当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与赵家人说阿Q“你也配姓赵”如出一辙。可当时我被陈先生反复刺激,一逞能,脱口说道:“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了《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陈先生听了,笑容灿烂,是发自心底的愉悦,拍着我的后背说:“好青年!好青年!”
临别时,他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穷人的希望啊!”
后来一位大陆作家给我讲了他和陈映真的一件小事。八几年时,他和陈都在爱荷华的写作坊访学。陈对大陆作家很感兴趣,要对他做一个访谈。陈映真拿了一个小录音机,打开,开口就问:“××,你对人民大众怎么看?”××回答:“我就是人民大众啊。”陈映真听了脸色一沉,半晌不说话,然后咔嗒一按开关,关上录音机,中止了谈话。大概这位××的回答,未在他预期的答案范围之内,让他失望。
3.
一九九七年,好莱坞开拍一部电影,招募大量的华人演员。我也前去应聘,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在好莱坞,演员是演员,群众演员是群众演员,薪酬和待遇都不一样。只要在影片里有台词,就算演员,而不是群演。我演一个警察,说了一句“吃吧”——就靠这句话,我成了“演员”。
在拍摄场地,每个演员都拥有一个房车的车厢作为个人休息室,室内有长沙发(打开是单人床)、有卫生间和淋浴设备。一天中午,戏拍完了,我从摄影棚里出来,走向自己的休息室,一开门,只见长沙发上坐着两个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陌生华人女子,把我吓了一跳。这时,老朋友保罗闪现出来,赶忙说明情况,我才知道是他带来的人。也只有保罗这么熟的朋友,才会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我的休息室。
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的房车
保罗说,这两位是女演员,都来自中国大陆,他带她们来参观拍摄现场。至于我,他说我是作家。聊了几句闲话就开饭了,其中一个女演员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女演员?看着可不像。二位的穿戴打扮和言谈举止,几乎一望即知是风尘中人。后来保罗带他们进餐厅吃饭时,剧组里那些美国人场工、助理等,也都好奇地直看他们。
保罗所在的公司是给好莱坞找演员的,因此接触的人非常杂。过后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把俩妓女带到片场来了?他浑然不解,说没有啊,人家是来我公司找工作的。他还问:你怎么看出来是妓女?
怎么能看出谁是妓女呢?我说不好。一条齐大腿根的小黑短裙可能是标配,其他就凭直觉了。
我的拍摄工作结束十几天后,忽然接到了那个“女演员”的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她了?说想请我吃饭。
我很好奇她找我究竟有什么目的?肯定不会是性交易,因为如果甲乙双方在交易场所以外的地方吃饭的话,也应该是甲方请客,还没有乙方在交易进行之前,先自个儿掏钱请甲方撮上一顿的,而且是在大白天儿!那么,是Dating(约会)吗?更可笑了,我还没傻到这种程度……我猜不到她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山谷大道上的全统广场的一家餐馆见了面。她是沈阳人,年不到30岁,身高近170,身材很好,长得不漂亮,谈吐粗俗。她说她有个儿子,跟谁生的我已经记不准了。她说她有过一个美国人男友,男友如何有钱,他们一起去非洲旅游过,“非洲那叫美呀!你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她是怎么到美国来的?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是短期签证。现在她带着儿子住在海边的一套高级公寓里……她的故事庸俗老套,一听就是假的。
饭快吃完时,重点终于来了。她说,现在在美国办身份(绿卡),有一条途径是正治庇护,一胎化政策长期以来为西方所诟病,因此,中国人如果因为生二胎而遭到迫害,就是申请庇护的很好的理由。现在,她已经找了律师,就想以此理由来申请庇护、取得绿卡。
不过,她实际上并没有怀过二胎,自然也无从受迫害,这就需要编造一个很好的故事。“你是作家,编故事那绝对能编得精彩。我想请大哥你帮忙,给我写这么个材料,不用多长,具体时间地点人名我提供给你……”
我哼哼哈哈,未置可否。站起来要走,她赶忙结账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我的车就停在那儿,你来看看,奔驰敞篷,今年刚买的。”
她把我拉到了奔驰敞篷旁边,让我摸座椅的皮面,“你摸,意大利真皮,手感好吧?”
几天后,她又来了电话,我没接,她留下录音:“大哥啊,我那事拜托了啊!你有传真吗?我先把资料给你传过去……”
又过了两天,我踏上了早已预定的飞往北京的航班,再也没听到“沈阳人”的消息。
老子自二十几岁拿起笔写东西时,即发誓不写遵命的、歌功颂德的、虚假的文字,写了这么多年,写得好坏另说,大节从未有亏!我警惕的主要是大的方面,对权力的影响尤其敏感,哪想到要把我当枪使的,却是一个服务行业的自由职业者,真令我哭笑不得。我的笔虽轻,谁要是想从我手中夺走,那是做梦;因为对我来说,它有千钧重。我有意识地不去歧视她的性工作者的身份,结果,她却在无意中侮辱了我的职业。
我这是自取其辱,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