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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他
我父亲调任此地的时候,他家已经早来了。那时我尚小,只记得我家栅栏门外有双清秀的眼睛在注视。
我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哥哥。
我说:哪有叫哥哥的?
他说:我就叫哥哥。
然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牛奶糖,不由分说的塞在我手里,然后掉头跑了。
那天,我家栅栏墙上的牵牛花开的正灿烂。
马上,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又认识了一位叫小红的姐姐。大孩子们都不屑跟我玩儿,但是她屑。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她带我认识了许多内蒙古党委大院的孩子。
有一个星期天,小红又来找我玩儿,我说起那位叫自称哥哥的孩子,她说:嗨!我跟他特熟,我妈妈跟他爸是一个单位的。走,我带你去他家。
他家也有一个大院子,种满了玉米和葵花。那时的房子好像都是同样的格局,先是一条竖的走廊,然后是一条横的走廊,走廊两边是房间。小红领着我快步走过红砖铺的小路,推开他家的门,大声喊:哥哥呢出来!
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应答。小红带着我直奔左手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推开门,把我惊呆了——房间是一个卧室,有位四十出头的风姿绰约阿姨正坐在角落的一个木桶上盈盈笑着。
小红问:阿姨哥哥去哪儿了?
阿姨说:跟刘姨上街买铅笔去了,你们到他的房里等一会儿。
我俩在哥哥的房间里呆坐着。
我问小红:那是哥哥的妈妈?
小红说:嗯。
我问:她在干嘛?
小红说:坐在马桶上能干嘛?不是拉就是尿!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马桶”这个词儿,也是第一次看到实物。毕竟我们是北方孩子,没有江南孩子的眼福。
我问:她为啥不去厕所?
那时我们还不会把厕所文雅的说成“卫生间”,而且也不卫生,除了排泄没有其他任何功能,连个洗手的面盆都没有。更重要的是,厕所一般并不跟卧室建在一起,而是建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
小红说:这对我也是一个谜。
我问:拉完还得倒还得洗,不更麻烦吗?
小红说:她又不倒她又不洗,都是刘姨倒。
我问:刘姨是谁?
小红说:哥哥的保姆。
哥哥家里就哥哥一个孩子,但是忙于工作的父母仍然无暇照顾他,他从生下来便是刘姨在照顾,他性格内向而羞怯,跟爸爸妈妈不如跟刘姨亲。就是因为他羞怯的像个女孩子,妈妈特意为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哥哥。
但是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我一直都很纠结哥哥的妈妈在马桶上拉尿的事,我后来问小红:哥哥妈妈是南方人吧?因为我听说只有南方人才使用马桶。小红反问我:你见过南方人叫高娃的吗?
后来我知道了,小红的爸爸是秘书长,而小红的妈妈在监委工作,哥哥的爸爸则是监委书记。
文革很快到来了,这真是一场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运动啊。运动开始没多久,身为内蒙古自治区医院党委书记的高娃就给打死了。那时我们小,关于她的死有许多恐怖的传言,甚至有说是关在太平间里吓死的。
我听到消息后非常不厚道的想:刘姨再也不用给她倒马桶了。
哥哥的爸爸虽然那时也被关押,但是他获得了仁慈的政策待遇——允许他去看一下妻子的遗体。
他断然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表示要坚决和这个反动女人划清界限。
紧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搬家,我们都被赶出了原来的院子,我家是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小平房,当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居然找不到我们的新居了。
后来小红找到了我,我问哥哥被撵到哪儿去了?她摇摇头说不知道,他爸在关押中,不知道刘姨把他带哪儿去了。
小红的父母也被关押,我的父母也被关押,我几乎所有朋友的父母都被关押了。
大家都一样,谁也用不着歧视谁。
临近春节的一个黄昏,大雪纷飞,朔风扑面。我从同学家回来,街上人很少,只有一老一少两个人,穿着厚厚的棉猴儿,根本分辨不出男女。我快步超过,然而,后面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好熟悉的声音啊,我立定,回头,一双熟悉的眼睛,我家刚搬来那天栅栏门上的那双眼睛。
我迟疑的问:哥哥?
他撕下口罩,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也认出了刘姨,我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刘姨告诉我下午就出来了,是带哥哥去买条绒布,要给他缝过年穿的新衣服。
刘姨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而哥哥虽然是一身学生蓝,却没有一块补丁。男孩子的衣服裤子没有补丁,在那个时代真是一件稀罕事。
他告诉了我刘姨家的地址,但我没记住。
他爸爸“解放”的比较早,出来不久就安排到一个大型国企当党委书记。这只是过渡,很短的时间里,他又去了高检。他来我家的时候我问他哥哥干嘛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跟刘姨在一起生活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哥哥为啥不回家而要跟刘姨在一起的原因,他爸爸很快就结婚了,女方是离婚的,带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是小儿麻痹。老公当时还在在牢里,他们结婚不久刑满释放,也添了许多麻烦。
哥哥的爸爸正在辛勤而细致的照顾三个新孩子,怎么顾得上这个旧孩子?
哥哥跟我说过,他一生最重要时期的温暖,都是刘姨给的。
后来哥哥也有了职业,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有一次遇到他,他说很不习惯工厂师傅们的粗犷,啥玩笑都开。他虽然穿了一身工作服,但还是掩盖不住他的内向和羞怯。
再后来,为了安排老干部在文革中受牵连的子女,内蒙古公安厅办了一个边防民警训练班,一大批干部子弟都进了这个班,他也来了。
不到一年的短训,他们都成了边防民警。他被分配到了二连口岸,做一个边检员。
因为家庭的缘故,他春节主动申请留下值班。一连三年,年年如此。
他因此成了模范。
模范不能总在基层,他很快被调到内蒙古公安厅三处。他的气质与他的单位很协调,不张扬,很内敛,接人待物,客客气气。于是一路升迁,做到了政治部主任,副厅级。
我知道他至少在做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是非常廉洁的。那时我也在公安厅住,有时一起喝茶,不免谈起时下的腐败,他总是义愤填膺。
后来他在做政法委副书记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几次,谈吐已经不似在做政治部主任时激烈。我指出他的变化,他微微一笑,说那时不成熟。
以后又做了司法厅的一把手,我去过他的办公室,狭窄而简陋。我表扬他的朴素,他说根儿上来的,变不了啦。
昨天夜里睡不着,我想,写《创业史》的柳青曾经有过一段话,他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
那么,他的要紧处是在哪里行差踏错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政法委。
那时的政法委书记是邢云,我认识这个烂人。这个烂人本来创造了一个贪污受贿记录:四点九亿,但是很快就被新人创造的新记录打破了。
其实我认识好多这样的烂人,对于他们的锒铛入狱,我从来都觉得很爽。意大利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里有一句台词,让我记了一辈子:手指甲黑糊糊的本性难改。
但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天下指甲一般黑?
他在政法委直接做邢云的下级,他不会看不到邢云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我想他最初一定是很愤懑,但逐渐转变为随波逐流和同流合污,他喜欢读书,他一定读过渔父对屈原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他的妻子脑癌去世,我想,给他保媒拉纤的一定不会少。但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也许是他父亲当年的大义灭亲刺激了他,他直到今天也未曾再娶。
假如他的行差踏错是在政法委,那么,病灶一定还是文革。他家的惨痛变故以及周围朋友的遭遇肯定会给他的心以重创。当他看到对结发妻子那样无情无义的丈夫可以活的有滋有味——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保护下一代协会理事长——世上还会有真情吗?
文革也是一次疫情,经历过的人,有的终身免疫,有的终身带毒。
后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呼和浩特10月28日综合报道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兼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徐呼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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