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壮：窑洞里的史铁生和他的两个情结

延川县里有个清平川，川中部有个关家庄，离公社所在地关庄镇有十里地。在庄东头崖畔上有两眼窑洞，西面住的是房东，一个婆姨带着三个娃。男人在西藏是个“公家人”（干部），而东面那个窑洞，1969年住进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后回首一望，这个窑洞里出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孙立哲，一个是史铁生。这两位名人的共同点是：一是成名虽有早晚，但闻名全国的时候，都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二是都是既不可学习，又不可复制的“怪杰”。

于是可以成就一个对联：此窑走出两名人，走遍神州也难寻。横批：洞中岁月。

有记录为证：1969年元月16日从延安出发，中午到达延川县冯家坪公社下车吃饭，下午步行到关庄公社。晚上重新分组。交通工具档次一路下滑，已经探底。从此进入了“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原生态。

“重新分组”成为对孙立哲进入社会的“当头一棒”。我和立哲本来被安排在关庄大队第三小队，但和立哲同班的五名女生一致表示绝不和立哲在同一小队，原因是立哲太“不安分”。立哲找到过去相熟的同学史铁生和曹博，出于“哥们儿义气”，立哲被他们“接收“到关家庄。顺便也就捎上了我。

如果不是这一次成了“弃子”带来的强刺激，孙立喆绝对不会成为“赤脚医生“而名动天下，而他可能只是一个“不太能受苦”的“哈怂”，等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走人了事。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同队女生对立喆印象不佳，怎会让他“行医”？关庄是公社所在地，又哪里容得他造次？再说，那里有一批清华附中高一的老兵（1966年8月18日之前即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中学生的“统称”。清华附中红卫兵由于该年8月1日毛主席给其写过信而‘独占鳌头’ ），也轮不到立哲出头。

“困苦才乃见”。这两位名人的“大有作为“是由铁生的病痛为“基础”的。插队不到100天，铁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发作了，疼得死去活来，走遍延川延安，均是无法。只好由立哲陪着铁生回北京就医。

这次回北京，立哲“走后门“在酒仙桥职工医院学习了三个月。当时孙立哲的姐姐在酒仙桥职工医院当妇科主任。各医院办“红医班”成为一时风气，当时有不少知青采取这种方式学习医疗技术。

而铁生在京看病期间，也结识了许多过去不认识的知青同学，开阔了眼界。等他们返回关家庄后，队里照顾铁生，让他去喂牛。而立哲靠三个月的学医经历垫底，信心满满地开始了他的赤脚医生事业。

立哲是当时赤脚医生中技术最好的，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铁生也有个“第一”，却不为人所知。就在他们1969年七月回延川之前，铁生母亲拿到了医院开具的证明。靠着这个证明，就可以病退回京，可是被铁生撕掉了。这在全体知青中是唯一的。我们当时觉得，他比那些高喊“扎根一辈子”的同龄人都伟大。而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喊一辈子的，大都先走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铁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铁生不是第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那时还轮不到他。写剧本或长诗的是校友陶正。后来曹谷溪搞《山花》时铁生已经病退回家了，并未参与其中。铁生是知青中第一个给老百姓画箱子的，可他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没画箱子的校友邢仪倒成了一个画家。这就是说，在延川插队的校友里，铁生在哪方面都谈不上‘最突出’。是高位截瘫后无路可走，生生把他‘逼’到这条路上来的。

从历史上看，孙立哲和史铁生是“共生”相伴的。缺一不可。成名虽有早晚，但奋斗不分先后。二人的不同点在于，立哲是绝对的主动并极度自信被铁生戏称为“不要脸”精神；而铁生的极度自尊，使他显得相对被动。立哲老想走在历史的前面，争做命运的主人；而铁生则是面对命运的挑战，永远不屈。立哲的大有作为确实得益于“广阔天地”，铁生的成功则是由于在自己的心魂和头脑之间深入思考。他俩是“双子星”，却又互相独立。

同村插队的男生。一排左二李子壮，左三孙立哲，二排左二史铁生

史铁生的《清平湾》获奖并成为名篇，并非一日之功。这是和他的饲养员身份分不开的。喂牛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观察，也可以和老汉扯闲篇。关于“破”老汉的经历和他当时的感想，铁生早就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了。而关于两只牛的争斗，铁生也和我讲过多次，陕北的各种风俗，铁生更知道了不少，对此乐而不疲，为他那篇《清平湾》积累了深厚的生活素材。

从1969年1月13日到1971年9月17日离开延川，史铁生在延川也就不到1000天的时间。但就这一千天，成就了一个不同凡俗的著名作家。习近平讲到延川的知青作家时，提了三个人的名字和作品，路遥、陶正和史铁生。但只是在史铁生这里，提到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就是他插队的那个村子关家庄。

为什么？我推测：因为路遥、陶正的小说主角都是知青自己，而史铁生写的是陕北老乡，是自己眼中的那山、那水、那些事儿。只要把同时期的“伤痕文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小说主角和其他‘知青作家’的不同。

夫子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焉”，在那个时代，则正好相反。最易受女生青睐的往往是“才高望重”的先进典型。

1970年，立哲因在窑洞里动手术而出名后不久，有一我同班的女生不远十里，来到我村，要和孙立哲“学医”。这也算是另类的“司马昭之心”之心吧！好在孙立哲把清华附高三大哥陈小悦的三句话：“家者枷也，婚者昏也，爱者碍也”宣告于众，并且反复吟咏，在花丛中倒还把持得定。

后来，在本村女知青的强力劝阻下（主要说：这对立哲不好，会耽误他的前途等等），她终于退却了，回到了她原来的村庄。但此例一开，众雌仿效。虽然可以拒绝知青，却挡不住本地女子。有各类‘好学者’接踵而至，流言蜚语随即而来。好在当时立哲有条不成文的底线：‘好学上进’不妨接待，结婚成家肯定免谈。这类不走心的“爱情”（如今叫八卦），对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来属于“不可抗力”。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是那时一道永恒的辩题。铁生有篇《黄土地情歌》，就是专门描述那段时光的。

1971年的夏天，立哲被驻延安的北京干部发现（197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派出1200名干部支援延安，参与管理北京赴延知青的学习劳动生活。）并定为“大有作为”的典型。选入延安赴京汇报团，名声大振的同时也使上面对此事的真实性疑窦丛生，各种调查团纷至沓来，于是我们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员。

其实，这个夏天，在村的知青剩下没几个了。记得当时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铁生、钟兴华、陈绳祖几个人，女生就剩下了小闵和小杨。由于在1969年我村的知青闹了一场后，按性别分灶吃饭。虽然第二年经过谈判，又合了起来，雇了一个老乡给我们做饭。但裂痕尚存，基本上属于说话声相闻，但从无往来。

1971年夏日的一天，小闵突然对我发出邀请，要求男生出两个人，今天晚上到女生窑里去打“升级”。我受宠若惊，回去和同窑的史铁生、钟兴华说了此事，钟兴华那时是基建队队长，带着一帮女子在打坝，整天累的要死，马上拒绝了。于是铁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的窑洞。打了一晚上“升级”，也记不得谁输谁赢了。在打牌时看见炕上有一本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于是要借回去看看。小闵很痛快地答应了。从这时开始，一来二去，男女生之间的壁垒打破了，关系‘正常化’了。当时我们还附庸风雅，借助中美之间的“解冻”，把这次活动命名为“扑克外交”。

也在这前后，北京干部老傅找到我，要我给孙立哲写发言稿。原因是我和孙立哲最熟，他为了使我接受这个差事。还夸我年纪虽小，但看书不少。同时，让在张家河插队的解明明到我们村来帮助我。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同队的女同学阮中健的材料写作，老傅很满意。该文的题目是《乐在槽头干革命》。具体事迹是当好饲养员，精心喂驴。我看了这篇“范本”，马上就心生反感，觉得要讲“槽头”，史铁生无论如何也比阮中健强。但老傅本身还兼着张家河大队的驻队干部，而我们村又不好同时出两个“典型“，只好算了。

当时我不满十七，不知深浅，但只要不出工又有工分挣，这等好事是绝对不能放过的。虽说上了中学以后作文就没得到过什么好评。但在窑里“笔耕”，不仅免税，而且还能少受苦呢！

应该说，铁生这时候还是比较封闭的。一是身体状态，不能远游，二是交友不多，只限于本班男生。这就是他的生活，除了喂牛，就是读书。当时铁生已经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虽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马恩的著作（当时毛主席提出高级干部要看六本书），他甚至还可以大段背诵马克思的那段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可以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由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种拮据聱牙的话也背的精熟，可见喜爱程度。而一旦接触了马克思的文笔，立刻就会对“整理材料”这种“雕虫小技”丧失了热情。

我曾试探地问过铁生，是否可以参与整理立哲的材料，铁生回答了两个字：没空！

事非经过不知难，真动手码字，才知道这点工分也不好挣。写得像小说吧，良心通不过；写的像大字报吧，文体不合适；如实写吧，“政治不正确”，加点语录吧，又找不到合适的。解明明不定期地来帮助我，还把小闵拉了进来，初稿刚成，铁生又老病复发，行动日渐艰难，只好回京看病，于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车回京治病。当时他拄着棍还可以上坡，时间是1971年9月17日。当晚，我写下了一篇小文：

当我从县中学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你正在吃力地向上走着。看见了我，你便停下了。一只手扶着那条背叛了你的腿，从你那毫无表情的脸上，我从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内疚。这内疚把我带回了三年来的每一幕……

雪地上，你喊着“参谋长”滚下永坪山的情景；夕阳中，你吆着一群吃的滚瓜溜圆的牛上“坷峒”的情形；油灯下，你孜孜不倦地读着《资本论》；窑洞里，咱们为一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这一切，都深深地留在你我的脑海里。但他们都像流水一样逝去了。

随着这些愉快回忆而来的，是你第一次痛的彻夜难眠，在炕上翻来覆去；是你茫然若失的双眼；是你踉跄欲跌的步伐；是你那半夜突然发出的呻吟……这一切，挤走了愉快，使我回到了冷酷的现实。

是的，朋友：你具有一个背叛了你的肉体和一颗战士的心和意志，世上没有一种悲剧比一个人兼有这两者更悲惨了。我深深体会到你的痛苦，便想用无尽的耻笑怒骂来冲淡它，但这一切又使你陷入了更大的烦恼；于是我只好闭口不语了。我为你那不听话的肉体难过，但使我更悲哀的是你那心灵的创伤。肉体的缺憾或可能弥补，但巨大的心灵创伤又谁能治得好呢！

你蹒跚地走着，步履踉跄。但我从那不听话的肉体中，看到你那颗战士的心仍在燃烧。永远保持那颗心吧，朋友！只要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落伍，在勇猛精进的队伍里，你的刺刀，仍和我们在一起。抛弃烦恼，打碎枷锁，未来是属于那些战斗着的人们的，是属于我们的！

现在看此文，虽是真情实感，后两段基本上都是“口号堆积”，多是空话大话。这也算时代烙印吧。

这篇日记写完后，“心潮澎湃、忐忑不安”，什么事也干不成。不几日，就把写材料的事情“甩锅”给小闵，由她和解明明、杨圣敏（后来的）共同操持，自己回京了。

回京之前，我和小闵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立哲的事迹材料交给她，让她接着“攒”；第二件就是让她给史铁生写信，鼓励他“和病魔作斗争”。

回京后不久，就接到了小闵的第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和我探讨“理论问题”，什么“共产主义能不能在一国实现？”“怎么理解列宁的‘土地、和平、面包’反战的口号赢得了政权”等等，当时的感觉很像是一次 “盘道”，虽然我对这些问题也似懂非懂，但是家在清华，有不少师兄可询，所以抱着有问必答的态度，给她回了信。同时，信中还问她是否给铁生写了信。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动员一切力量，转移铁生的注意力，免得铁生想得太多。

铁生当时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家，拄着拐换尚可行走。处于求医问药幻想着“可以恢复原状”，铁生的父亲从丽江干校回来，照顾铁生的生活，把铁生的妹妹史岚也带回北京就学。在铁生还未住院的时候，同学朋友经常去看他，不好说是门庭若市，但用史岚的话来说，那时我家的门口，“就像一个存车处。”。因为房间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一去，铁生的父亲、妹妹和奶奶只能出来，在那个大杂院里溜达。

那个年头，人的情绪不稳，攻击性都强。小闵不知道给铁生写信说了些什么，引起铁生的诘问，于是小闵给我一信，信中还附了十元钱。称铁生太难伺候，寄上十元，可购月票，铁生处请你代劳吧！我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铁生是个病号，你作为同学，不必如此计较。寄钱给我，是觉得我很穷吗？当时也的确穷，父亲只发38元的“生活费”。

看铁生的队伍逐渐扩大。除了清华附的‘同班’和关庄的‘同插’，有些同学的好友也加入进来。不仅有男的，而且还有女生；为了转移铁生的注意力，插友兼插友的文津江拿了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对其的质疑的文章来给铁生看。铁生看完很感兴趣，认为此文“很有见地”并推测是男生写的，当发现作者是个女生后，不知在什么时候，H就成铁生家的常客，七弄八弄，后来就成了铁生的“红颜知己”。

这是也许是那个时代副产品，有些恋爱是从探讨国家大事开始的，能不能探讨国家大事和‘理论问题’，成为一种“格”。

那时知青的手抄诗，也往往带有“世界革命”的氛围。曾经有一首现在我还记得几句：“……正襟危坐南窗下，攻读马列正专心，……待到革命惊雷响，再听公社万岁声！”

铁生在《插队的故事》很多章节写了这种成长中的怪现象，里面几乎有我们所有人的影子。尤其是这段‘心理分析’：“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会有一段互相憎恶的过程，按我的经验看，相憎绝不在相吸之前，保险在其中，那炽热的相吸一时难于表达，便只好找茬打几回架。”这个判断分明是源于我们头年的分灶。

铁生的病情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友谊医院，住院部探视有时间限制，并且仅限两人。这当然不能满足探视的需要。后来我们发现了从门诊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于是就大摇大摆地直插大厅。友谊医院是苏联人设计的，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摆着一长溜皮沙发，其条件比前永康好多了。我们下午接踵而至，动辄就超过十人。所以，在外人看来，很像一场病房里的‘校友会’。那年头，插队的谁都不敢惹，医护人员也同情铁生，所以也就视而不见了。

小闵这时也回北京探家了，出乎意料的是，到京第二天，她就直接到家里来找我，说请我帮助她去打扫卫生。第二天我便去了她家，其实只有一间屋子，并没有多少可干的活。另外的屋子是别家在住，门是锁着的。我一看就明白了。因为文革前我家有四居室，文革开始后，搬进来两家人，把两间大房子住了。过了不久，又把我们家6口人赶到了一个工棚里。史称西院附1号附2号，一共不足二十平米。这就是当年“走资派”的待遇。看来，小闵家只会比我差，不会好。

由于我和小闵在谈论时经常提到史铁生，小闵的母亲也来帮我们参谋，说：可以给铁生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解决一下胡思乱想的问题。而史铁生字写得好，所以可以为别人誊写稿子，她们中科院生物所就有这种需求，只是不知道铁生的数理外的基础如何？后来，小闵把这个意向和铁生说了，换来一首诗：“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最后一句是“无非是蛋白质换了方式！”——这句话的出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71年的冬季，我和小闵收获了初恋，并告诉了铁生。而铁生的初恋也许正在发芽（铁生后来在文中称之为绝对不可成功的爱情）……虽然我们那时都是些“未癌直男”，也不知道爱情和婚姻分别由两个器官管辖。但还是幸福得一塌糊涂。

冬去春来，我又回到了关家庄，而铁生则在友谊医院‘每况愈下’。回村以后，书记高凤刘找我的谈一件事，就是让我去村里的小学任教。我自认学问不够，推辞再三，但是高书记说，因为开学在即，小闵没回来，急切间找不到人，让我先顶替一下，等小闵回来了就交班。于是我就答应了。

学校已经有两位外村来的老师，一位姓王，初中毕业，是负责人，一位叫做张扬，高中肄业。王老师进行了分工，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把人最少的班级给我。而他承担人数最多的班级。张扬居中。我觉得这也合理，于是就接了下来。谁知接手后发现，我任教的班级，。是四五年级（复式班）。到了年底，有一半人面临升学考试。（当时陕西是五、二、二的学制）而王老师所谓的人数最多的班，则是一年级，教好教坏只有天知道。

开学之初，时间比较富裕，我就开始了“两地书”，一是给铁生，二是给小闵，三是给家里。给家里的主要是提要求，比如要钱、要书、要教辅材料。给小闵的信不再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开始向文学作品探讨；给铁生的信，保持了“论战”风格，终极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因为什么发生争论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种“大批判”的风格却跟了我们很久，原因也很简单，文革中大字报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就是戴“帽子”，挑毛病，好话偏不好好说。现在看来，这种’风格’用于谈婚论嫁，失败是必然的。

到了4月份，小闵回庄了。我想把学校的事“还”给她，她却不接。此时大队书记才跟我说了实话：公社教育专干对小闵的印象很差，认为小闵瞧不起他，所以放下狠话，没人教也不用她！后来我问小闵是何缘故，她说是公社民办教师暑期培训班，小闵一看水平太低，就不辞而别了，不知后果竟如此严重。有了小闵的教训，我参加培训班就比较老实了，程序全部走到，但考试总是第一，结果那位‘教育专干’对我印象极好。在公社的民办老师统一评工分的时候，我是知青里面的第一名（2700工分），只比学校负责人王老师低100工分。和张扬处于同一档位。

1972年对于我来说，是‘意外’频发的一年。5月份，我入团了，同月，我又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科教文卫，实际上一切照旧，还是在学校当老师。到了12月20日，我又应征入伍了。入伍前和公社教育专干结算，才知道民办老师每月还有8块钱津贴。比当兵的津贴还高。

我当时答应支书“愿意当兵”只是敷衍，谁知北京干部以把知青送出去为己任，将我列为‘一号’种子。当公社通过以后，老傅心里没底，就过来找我，说：你是“一号”，别一不高兴就跑了。我借此和他谈判，要他把小闵也送出去。后来到县里报到时他见到我，告诉说：放心吧，信箱厂！

和铁生的通信在部队仍然延续着，和小闵的通信也延续着。和铁生的通信延续到1975年，和小闵的通信延续到1976年。写了些什么不记得了，但只记得当年自己写的诗只是口号的堆砌，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于是写信请铁生代笔写了一篇诗歌，是信天游体的，发给《解放军文艺》，想投一机，但无果。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自己后来“码字”的兴趣，和铁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到部队以后，和村里的老乡的通信，和老插们的通信，和我在村里教过学生的通信，坚持了数月到两年不等，即停止了。一来是部队上时间紧，二来是处境不同，逐渐变得无话可说。

1976年四月底，我当兵四年第一次回京。下火车就被曹博铁生铁良等人迎到天坛公园里“宰”了一刀，让我掏钱请客，因为那时我已提干，月工资530大毛，是同学中最高。“当仁”该我掏钱。

这时铁生已经坐上了手摇轮椅，是清华的孩子集资买的，共计367元。其实那时同学插友病退在京，哪里有钱？‘善款’都是问家里老太太要的。当年牵头的张铁良回忆说：“那时节我见人就要钱，结果到了330元就打住了。后来文津江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问我还差多少钱？我说还差40元。文津江爽快地说，这钱我出了！随即我和文津江到医药商店，买了车，给铁生送去。”之所以买完了才给铁生送去。是怕伤了铁生的自尊。铁生一直记得此事，念念不忘。所以当他成了作家以后，聚会吃饭，一定是他做东。铁生在《扶轮问路》里专门有一段写了这个轮椅，称这轮椅“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

我的探亲假是一个月，去铁生那里前后大概有十次。这时候，铁生正在街道厂的彩蛋上画侍女，或把箱子做旧后卖给老外。我发现到铁生家里看望铁生的人已经起了变化。一个是同厂的工人李“长跑”，他体格强健，当时负责背着铁生在上班时活动活动。一个是由同学刘瑞虎引荐的电影学院毕业的柳青（女，名门之后，61届电影学院毕业生。）在长影当导演，是她鼓动铁生写电影剧本并自告奋勇找老作家来看。

还有一位就是H。那篇对《信》提出质疑的女作者。记得那时她那时已经不在京郊插队，到某药店当了售货员。长得漂亮不说，而且谈吐不凡，可以看出家教很好。就我们而言，那年头“铁姑娘”遍地，从没有见过如此装扮得体又很有文艺范的“知心姐姐”。后来才知道，H的父亲是侨联的副主席，而她的姐夫是个音乐家。铁生的此种“艳遇”，使我们这些秃小子很是羡慕。

总的说来，阴阳调和是人间至理。女性（包括所有比铁生年龄大的女性）给铁生的关心和帮助，比男生要细致得体得多，因此也更有效。在那个时代，知心姐姐式的恋爱不少，大约是困苦激发了母性吧。

这时候铁生在自学英语，也帮助人抄稿子。后来就因为帮人抄稿子（手抄本）出了事了，被公安局盯上了，而把稿子给他抄的那位女士，恰恰是我的同学五一，一个不甘寂寞的女生。当时她在北师大上学。后来这件事被铁生写了一篇文章，编入了《我们忏悔·文革记愧》，成为那个集子里最“无可挑剔”的一篇。

再见到铁生是1978年的暑假了。很多同学插友，此时大都通过那次77年的高考，正在大学里攻读呢，我也以连级干部的身份上了南京炮兵学院。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这个时段，正是铁生和立哲的‘黑暗’期。立哲被一位高级领导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可以说从天上摔到地上。而铁生被柳青请叶楠看后认为基本达到发表水平的剧本，也因风向改变引来的‘问题’而告吹。

立哲那时经常“躲”在铁生家里，据史岚说，那时两人天天在骂人，骂天骂地，情绪极不好。立哲因“得罪人”而被带回延安“关禁闭受审查”。这时铁生不再进行创作，而转为给立哲代笔写申诉信了。众人都来帮忙，最后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年长的柳青通过关系把信转到中央领导处，才把立哲“放出来”了，让他回京看病。立哲“日暮途穷”，凭初中二年级的学历报考了首医大的研究生，并以总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可见，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是打不倒的，有真本事的人是压不住的。这在过去树立的“知青典型”中，立喆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1978年铁生的家已经从前永康搬到了雍和宫，而铁生的母亲则已经离世。铁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当代》）上发表的作品是《法学教授和他的夫人》，这其实是一个标志，史铁生开始以身边的人为对象来演绎他的“心结”了。那位夫人的形象就源自孙立哲的母亲。但其中的“思想主题”却来自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1980年，铁生毅然辞去街道工厂的工作，走上了靠稿费维持生计的道路。（根据文坛历史来看，此路根本不通。中国作家中仅有巴金一人，而作家赵树理在曾“大跃进”时试了一下，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作罢了。）这也和铁生当年扯碎病退证明如出一辙，叫做“人到绝处须放胆”。

自此以后，到铁生家来的人，就增加了“准作家”“真编辑”那批人了。不少是77、78两届有过插队经历的在校生，这些人不少后来都成了“大家”，铁生应接不暇，只得在门上贴条，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而我们这些同学老友，就知趣地“退居二线”了。

在这前后，H考上了暨南大学，对于“恋人”来说，异地实在是发生变化的“根据”，远比海誓山盟要厉害得多。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但又不好说破。有一天，铁生跟我说起了这件事，讲的是前文提到的五一，来和铁生谈“如何处理好和H的关系”。五一和H的父母都是侨委的。从小就熟，自认为有权管“这事儿”。铁生很愤怒，对她说：“我会处理，不用你来教我！”实际上言外之意是：你懂什么！因为铁生早就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了。

后来，五一和H先后都去了澳大利亚，并且都和澳大利亚人结了婚。而两人有一点是重合的，就是毕业论文写的都是关于史铁生的作品，凡是那个年代在”雍和宫”逗留过的，不论走到哪里，谈论的话题总少不了”铁生”。

这期间在铁生家的访客很杂，三教九流都有。值得写一笔的是见到了《丑小鸭》的主编胡石英，西装革履，很正式的样子，和其他的访客不大一样。还送了铁生一辆新轮椅。这使我很意外。后来铁生和我说，这位主编的父亲很有名，叫胡乔木。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胡石英和铁生相识，也是柳青引荐的。关于轮椅的具体细节，铁生在《扶轮问路》中有一段就是专门描写这件事的，别有一番味道。

1982年我在京结了婚，对方当然不是小闵。那时我还在廊坊炮兵导弹学院任教，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和铁生的接触少了。此时铁生的客人又换了一批，文艺青年为主。也有一些约稿的，比如在宜川插队的王子冀，1992年就曾向铁生约稿，想编一本《回首黄土地》，记述延安插队。铁生动员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一篇《关家庄琐事》，被采用了，并成为那本书里最啰嗦的一篇。铁生却大加称赞，说“就是应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还说这叫“文散神聚”，是散文的本义。

1984年我有了儿子，名字是和铁生翻着辞海共同起的。最后一致同意叫做“梦泽”，取自孟浩然的诗句“天寒梦泽生”，因为我儿子出生那天正好是“三九”第一天。这个名字，后来被许多人称之为很有“文化范”。

新朋友纷至沓来，但“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能让铁生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友。，因为铁生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知青情节，一个是母校情节。此情况在《插队的故事》中还专门提及，大意是大家天南海北，各就各位，各有各事，共同的话题少了，但是只要一提到关家庄，就像回到了当年。可以为了一个具体的细节而争论不已。

史铁生是我们庄插友里始终和村里保持着联系的人，而村里的老乡进京，第一个要看的是也是铁生。因为他最好找——他走不了多远，出门时间不长。最重要的是《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获了奖，是关家庄成了“清平湾”，是那年头唯一不见“伤痕“的”知青文学“。老乡到他家里就像串门。凡有老乡来，他的陕北话就会脱口而出，而老乡也口无遮拦，有甚说甚。在《插队的故事》里，每句老乡说的话都是原话，只不过把姓或名字改一下，比如书记姓樊，他改成了姓张。省得对号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铁生一如既往，始终在操心“清平湾”的未来。但是，有的时候，由于离庄太久，不免“鸡同鸭讲”。比如他写信给大队书记说，现在能吃饱饭了，还是要抓紧计划生育。该书记回信曰：“现在政策好了，生多少都养得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二代”的眼光也有了飞速的进步。走到金台路铁生的新家中，居然感叹道：你这么大的作家，怎么住那么小的房子？其实，铁生的新居是个“旧房”，是为了落实政策给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盖的（其中有一家住户，和我挂点亲戚关系，曾任水利部的总工程师）的住房，规格不低。当然，铁生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他是欣喜的，因为第二代的眼光和上一辈的观感已经大不相同了。

1984年，在作协的帮助下，铁生终于回到了关家庄，那真是百味杂陈，其感想在《相逢何必重相识》一文中作了叙述，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读后，知道文外之意很多，也很复杂。回京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村里多呆几天？他说，同行者身上发现了虱子，所以就“落荒而逃”了。他还说每天宴请，鸡鸭鱼肉，实在浪费。于是就提出是不是少几个人陪，少几个菜，结果被同行者劝阻了，说：“当地的陪吃，是上面有人来了才有得吃，你以为是招待你？君子不断人财路。”铁生感慨，世道真的变了。最能说明铁生这种“关家庄情结”的，是“来访不得超过二十分钟”这条禁令对关家庄的人无效。哪怕是“煲电话粥”，他也一直兴趣盎然，不知疲劳。

还有一个情结，就是“母校情结”，或者叫做“校友情结”。

对于老三届来说，母校（中学）情结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在这里经过了文革的全过程，然后就各奔东西了。进入社会以后，他们又深深感到了失学的痛苦和老师的不易。也后悔过当年的极端和荒唐。

在插队的时候，只要校友见面，不用多久就会谈到当年清华附中那蒸蒸日上日子，那一个接着一个的超越，感叹如果再有几年时间，清华附中肯定独占鳌头，万校长肯定大有作为。有次在谈论时，一位资深“老兵”好像突然明白了，说：“如果万校长壮志未酬，那岂不是说红卫兵罪该万死？”全场静默五秒，突然爆发出一场大笑。

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对万校长感情很深，因为在文革中他受的苦最多，但来外调时，从来不说学生的不是，只是说“他们还是孩子”就一语带过。更让人佩服的是，万校长是北京市唯一在历经磨难后还在本校任教的校长。当年教育局征求他意见时，他表示“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的学识人品和意志，一直是铁生和老三届的所有学生特别敬仰的。

铁生的母校情结我是深有体会的。每逢校庆，都要让我借车（岳父的甲A专车）接他去清华附中和同班校友聚会。都要问候万校长和班主任老师，以显得“正式”。铁生平常不是一个讲究的人，但是在校庆这件事上决不凑合。除校庆外，还有两次用我的车，一次是那场老三届组织的《共和国儿女》的演出，一次就是万校长的告别仪式。

老校友见面，清华附中的特点立刻显露出来，这就是“自负”，谁也不服谁。铁生很享受这种“校风”。作为作家的他，一般只是在看在听，只是对往事的真伪进行考证，只是从老友的争论中观察人性的变化，而绝不进入辩论。因为“事实有真假，观点无对错”是作家奉行的原则之一。

铁生的这两个“情结”，是铁生成长的“原点”（出发基地），在这两个地方，都既有“天天向上”，也不乏“走向深渊”。

不忘本心，“挖山不止”这也许是立哲和铁生的“最大公约数”。

铁生在精神上变化，很长时间是我们这些老友的一个疑问。他变得越来越“淡定和从容”，少了许多过去那种突如其来的“戾气”。后来我们这些“未癌直男”逐渐明白了，最重要的分界，是在1989年和陈希米结婚以后。铁生此时当上了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每月固定收入已超百元。在此之前，成就铁生的标志物是地坛，（因为只有在地坛，铁生才能不被“打断”）而之后，则是“金台路”那个铁生的新居。

关于铁生和陈希米结合的过程，现在传闻不少，多是“想当然”，不实。他们倆没有谁追谁的问题，只是由于机缘巧合，谈得比较投契，走到“在隔离中相互敞开”的境界，……然后发现对方正是自己“那一半”，于是就结婚相守。

陈希米进入铁生的生活，据铁生在《扶轮问路》里说，1988年他“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就再也没摇出来”。但是结婚头几年，我们这些老同学的确感到“不适”。希米比铁生小十岁，跟我们不是一代人，又没有插过队，“资格不够”，和铁生有多少共同语言？最直接的“不适”，就是希米结婚后立刻担负起铁生的“守护者”的角色。直来直去，毫不妥协。有时搞得我们很没面子。比如，铁生得了尿毒症后，铁生同班（初643）同学凑了一点钱，想捐给铁生，被希米严词拒绝，那些大姐们在背后说希米是“小辣椒”，（斗犬）很难对付。像我这种老交情，后来要见铁生也要先向她“请示”。得到批准才能造访。

不久，我明白了，“有恒产者有恒心”，陪伴者才最有发言权。史铁生的“主权”归属是陈希米的，只有她才真正地知道铁生最需要什么。并且默默地帮他“创造”。而我们这些老朋友，只能敲敲边鼓，合在一处，也不过是个“偏师”。

使我感悟的，是铁生的老妹史岚跟我说的一句话：“希米来了以后，我们家的气氛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以前是什么样的呢？史铁生在《秋天的记忆》里已经有详细的记述，在此不再赘述。大约是访客面前，强打精神，客人走后，喜怒无常。父母从不敢‘招惹’铁生，史岚就成了父母的“出气筒”，整个家庭处在一个紧张的气氛中。

由此我推论：铁生从作家到哲人的转变，有那么多对与生命、爱情、原罪等等人的本原问题的思考，大都源于这种“生态”之转变。因为，始终处在激情状态的人可能成为作家，但绝不会变身哲人。铁生从描写社会百态而变成自己在那里“悟道参禅”，向人的本原发出诘问，代表作就是《务虚笔记》，他是如何想的，在《给柳青的信》中已经进行了“答疑”：

这其实就是铁生走上形而上的宣言，也是和过去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的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结婚以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坛”铁生开始了他的思考，而在金台路的新家中，他把思考变成了文字，是又一次的“凤凰涅槃”。有了陈希米的“家”，就是铁生的第二个地坛。（也许相当于王阳明的龙场）

铁生在给李建鸣的信中也说过：“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互相敞开。”在默然相守的论述中，讲的就是他和陈希米从发现尿毒症到找到钱可以透析的那段日子。而和H的那一段（也许还包括我和小闵，）大概属于“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当然，这些困苦终结于2007年，铁生被北京作协确认为驻会作家。每月固定收入过了千。更重要的是，从此有了制度保证，透析所需的款项再不用由某公司赞助了。

铁生和希米既有“默然相守”，也有“相互敞开”。而铁生和H，则因为只有第二，没有第一，（铁生自己形容：是摇进去了，后来又摇出来了）所以，只能止于爱情，而不能成就婚姻。婚姻的和谐，是需要长期陪伴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隔离中的相互敞开，也就不大会有“大于性”的爱情的发生，而没有困苦中的默默相守，也就没有“大于性”的爱情的永恒。或者换一种说法，两个“大于”之和，才是人走了，爱情还活着，这就是陈希米所著的书名：《让死活下去》。

总之，作为作家，铁生只是把你带入一个特定的场景，他和你一起在观察和体验；而作为哲人，铁生则请你进入他的心魂。就像他在《病隙碎笔》一文中所写的：“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这，才是史铁生在作家圈里鹤立鸡群并受到普遍尊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