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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伟 |《魏晋人物:上师大先生》-兼及李克强与他的古文老师

(2023-10-30 07:27:12) 下一个
 李大伟2023 李大伟随笔
 
 
 
 
 

诗与宋词,中国古典文学殿堂最显赫的两扇门面,对襟环扣,中国人多缘此径登堂入室窥宝。马茂元的《唐诗选》,胡云翼的《宋词选》,解放后发行量最大,乡人献曝,“自以为”也是最好的选本。《宋词选》初版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九年再版,已经是11版了,至今这两部选本还一版再版。说来惭愧,等我进了上师大,才知道他们都执教于上海师院,才知道上海师院还有几位奠基石的人物。

 

 

胡云翼文革前就下世,留下橘黄封面的《宋词选》,好像也没有嫡传子弟,幸亏互联网,还能获知一二先生的传奇经历。

 

胡云翼先生

原来他与历史系的程应缪先生一样:血性书生奇男儿!抗战军兴,投笔从戎。抗战结束,回归书斋。程应缪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间关千里到洛阳,受聘为第一战区上校秘书,军旅倥偬,挥笔写下:“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不脱陆游的“落拓”、辛弃疾的豪迈。胡云翼则转战于浙东绍兴,有文人的智慧,还有军人的胆识,率领妇女营夜袭日军在沪杭线上的重要驻点王店,左右盘旋干敌人的夹缝间,举办浙西青年训练班,创办《浙西时报》 《浙西导报》;1941年,绍兴沦陷,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任命胡云翼为绍兴县县长。

这种敌占区县政府很难干,基层的保甲长白天应付日伪县政府,晚上应付国民县政府,派粮派工很难。他拉起一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武工队,开展游击战争。读了他的简历,才知道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也有武工队啊。抗日胜利后,胡云翼出任嘉兴县县长。内战爆发,他辞职以示不满,返回上海,做他的穷教师:混口粮,坐他的冷板凳:做学问,也许在险恶环境下从政从军的履历,终日一脸肃穆,有传奇,无逸闻,自然传之不远,付之阙如了。不过毛主席还不时想起他,文革期间,问道:“上海的胡云翼现在怎么样了”?毛记不住上海师院,但记住胡云翼,有大师才有大学。他与程先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精彩,以天下为己任,置得失于度外,令人肃然不语。属于辛弃疾一流的人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们当之无愧: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担当!不似当下知识分子,只有知识。 

 

 
 
 
 
 
 

 

我进大学的时候,马茂元先生还在,已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只能坐而论道,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他住在师院的红砖小楼里,两层,前后院,但师院远僻漕河泾,不通煤气,课后都是他的研究生给他搬煤饼、叠煤饼,还要给他去配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那时的研究生与导师,情同父子。

 

马茂元教授

桐城派的殿军马其昶,清史馆总纂,马茂元是他的长房长孙,6岁开蒙,马其昶亲自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清史馆纂修的姚永朴挑选蒙师,几经挑选,姚永朴推荐了李诚。李诚只有一个要求:请马其昶收他为入室弟子。

说起李诚,寂没无闻,说起他的高足,吓你一跳,他先后收了4个学生,马茂源表兄舒芜,文革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文革前,封建遗老遗少,能做到国家级的刊物编审,就因为专长出众。又收了马家的姻亲吴孟复,后来安徽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李诚先生

最后一位学生,缘起文革期间,李诚是省文史馆馆员,在一大杂院里看管供省文史馆馆员查资料的两间图书室,常有大杂院里的孩子跑进来嬉闹,唯一孩子进来后,不吵不闹,在书柜前徜徉,文革开始后,一位父亲拉着一个十岁出头的小朋友,来到李诚的家,希望教点什么,李诚一看就是那个书柜前孩子,欣然收为弟子,规定每天晚上9点,学生翻开书,先生边烫脚、搓脚(一种养生方法),口授开始,前后如此者五年。期间先生很关注该学生所读的书,他反对开卷有益:“以他的观点,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的总理李克强。

 

时年13岁的李克强(前排右)

与李诚之子李皋兰合影(后排左)

 

1997年,李诚去世20年,身为中央大员的李克强深情地写下《追忆李诚先生》),发表在《安徽日报》,其中写下以上这一段读书之道,高屋建瓴,高人之识!李克强当上总理后第一次的施政报告,就有“自酿”名言:“为官经商,自古两道”,文字干净,一语中的,一听就知道旧学底子深厚。

我的前辈校友马兆忠,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师院,马茂元高足,一次在去东一教室前的路上碰见马先生,问:“先生今天上什么课?”,马报出篇目,马兆忠不感兴趣,马茂元反问:“你喜欢听那一篇?”“《长恨歌》”,“格么就上《长恨歌》”,这是马兆忠的转述,安徽话就变成了上海话,“格么”就出来了。

马茂元上课没有教案,只有提纲,据说写在火柴盒上,于是收到批评,马私下里对弟子说:“实际上火柴盒上也没有提纲”,那一代先生,都是童子功,典籍烂熟于心,信口拈来,上课上着上着就有外插花,然后越走越远,一首诗可以讲一个学期,因为外插花太多,也是最活泼的,教材上没有的,就是名师的学问,如今考试的都忘了,外插花的却铭记在心。学问轨迹都在外插花的意识流里。

马兆忠也是奇人,过目不忘,唐诗据说可以背出一万首,十多年前拜访他,已经七十岁的人了,他说:随口背三千首没问题,温习一个月六千首,巅峰时期八千首,“一万首?瞎讲八讲”,他是马先生的活字典,有些资料查阅不到,派马兆忠去图书馆兜一圈,不一会儿就找到出处,这一点马茂元的研究生做不到。马先生将他视他为嫡传弟子,特许他本科的课程可以缺席,直接参与研究生的研究,同时接出版社的活儿,充当写手,为此介绍他去听同事姚篷子为研究生开设的写作课。

姚篷子:鲁迅的朋友、姚文元的父亲,解放前办过报纸、编过副刊、开过书店、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往来密切,徐恩曾第三任美女妻子费侠喜欢姚文元,认作干儿子,费侠是共产党早期潜伏在中统高层的机要员,美貌多才,爱好文学,顾顺章叛变后,徐恩曾获知费侠的身份,大喜,以此要挟,将费侠娶过来。

 

姚蓬子夫妇

 

解放后,姚篷子转入师院后,据说终日双臂套着袖套,宽大的走廊,沿着墙角,低着头走,目不斜视,谨小慎微。他在上海师院的身份也很奇特,编制不在上海师院,只在师院兼课,每月以车马费代月薪高达160元,讲师最高一级的薪水,十三级高干的级别,当年熟练工人工资才60元左右。如同周作人待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领稿酬三百元。

为了打好学术底子,马茂元还介绍他去文字学家罗君惕的家受教。罗君惕的字、画、剑无一不精,一部《说文解字探源》写了四十年,直到临终才付梓。淡迫名利,不求闻达。每次到他家,先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精美的蟋蟀盆,玩一会儿蟋蟀才开讲。

 

罗君惕教授和晚辈在一起

 

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胡山源,家住市中心,在上海师院任教,凡有学生去看他,不谈学问,只问:会下围棋吗?不会!皱眉;会养花莳草吗?不会!皱眉;会遛鸟吗?还是不会,就泄了气,长叹:嗨!没有爱好,活着有什么意思?

 

胡山源教授和晚辈在一起

 

还有一位研究元曲的章荑荪,我们进大学他还健在,带研究生。他喜欢就着油条咪白酒,写论文,无一本参考书、一张卡片,书桌上:一叠稿纸,一只酒杯,半杯白酒,搁着半截油条,写一段、哼一段、喝一口、啃一截,文字未过半,稿纸已油渍斑驳,浸润处半透明,如卤菜裹纸。啃完最后一口油条,圈上句号,微醺中,完成论文,出处难免有错,他也不在乎。解放前他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教授,刚解放,高校规定,解放前凡有教授聘书,直接评教授,他聘书找不到了,文革前甘心情愿做了十七年讲师。文革后,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凡可以证明解放前有过教授经历,就可以恢复教授职衔,他一跃而为正教授,没有副教授的履历,从六级直达三级,也是奇葩独秀。

 

 
 
 
 
 
 

 

余生也晚,还算有幸,读大学的时候,还能遇见这样有趣味的老先生,虽然易服换上中山装,但言谈举止,仍不脱旧文人的名士态度,双袂飘逸,魏晋人物,一部《世说新语》的未刊稿,我也耳闻目染,深受其害,至今不拘细节,偏爱陆放翁的零头布:“落拓江湖载酒行”。

古人有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呼下,无所得矣。”我是浮躁人,读书读个皮儿,文章看个题儿,自然仅得乎皮毛,酒水糊涂半辈子,没有浸染先生们的半滴墨渍,但永远很开心,一生东翻翻西翻翻,学问没有,专业也没有,职称也没有,但段子很多,酒桌上听众不少,不时嗨起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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