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伟 |《魏晋人物：上师大先生》－兼及李克强与他的古文老师

Original 李大伟2023 李大伟随笔

 

 

 

 

 

唐诗与宋词，中国古典文学殿堂最显赫的两扇门面，对襟环扣，中国人多缘此径登堂入室窥宝。马茂元的《唐诗选》，胡云翼的《宋词选》，解放后发行量最大，乡人献曝，“自以为”也是最好的选本。《宋词选》初版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九年再版，已经是11版了，至今这两部选本还一版再版。说来惭愧，等我进了上师大，才知道他们都执教于上海师院，才知道上海师院还有几位奠基石的人物。

 

 

胡云翼文革前就下世，留下橘黄封面的《宋词选》，好像也没有嫡传子弟，幸亏互联网，还能获知一二先生的传奇经历。

 

胡云翼先生

原来他与历史系的程应缪先生一样：血性书生奇男儿！抗战军兴，投笔从戎。抗战结束，回归书斋。程应缪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间关千里到洛阳，受聘为第一战区上校秘书，军旅倥偬，挥笔写下：“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不脱陆游的“落拓”、辛弃疾的豪迈。胡云翼则转战于浙东绍兴，有文人的智慧，还有军人的胆识，率领妇女营夜袭日军在沪杭线上的重要驻点王店，左右盘旋干敌人的夹缝间，举办浙西青年训练班，创办《浙西时报》 《浙西导报》；1941年，绍兴沦陷，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任命胡云翼为绍兴县县长。

这种敌占区县政府很难干，基层的保甲长白天应付日伪县政府，晚上应付国民县政府，派粮派工很难。他拉起一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武工队，开展游击战争。读了他的简历，才知道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也有武工队啊。抗日胜利后，胡云翼出任嘉兴县县长。内战爆发，他辞职以示不满，返回上海，做他的穷教师：混口粮，坐他的冷板凳：做学问，也许在险恶环境下从政从军的履历，终日一脸肃穆，有传奇，无逸闻，自然传之不远，付之阙如了。不过毛主席还不时想起他，文革期间，问道：“上海的胡云翼现在怎么样了”？毛记不住上海师院，但记住胡云翼，有大师才有大学。他与程先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精彩，以天下为己任，置得失于度外，令人肃然不语。属于辛弃疾一流的人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们当之无愧：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担当！不似当下知识分子，只有知识。 

 

 

 

 

 

 

 

 

我进大学的时候，马茂元先生还在，已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只能坐而论道，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他住在师院的红砖小楼里，两层，前后院，但师院远僻漕河泾，不通煤气，课后都是他的研究生给他搬煤饼、叠煤饼，还要给他去配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那时的研究生与导师，情同父子。

 

马茂元教授

桐城派的殿军马其昶，清史馆总纂，马茂元是他的长房长孙，6岁开蒙，马其昶亲自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清史馆纂修的姚永朴挑选蒙师，几经挑选，姚永朴推荐了李诚。李诚只有一个要求：请马其昶收他为入室弟子。

说起李诚，寂没无闻，说起他的高足，吓你一跳，他先后收了4个学生，马茂源表兄舒芜，文革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文革前，封建遗老遗少，能做到国家级的刊物编审，就因为专长出众。又收了马家的姻亲吴孟复，后来安徽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李诚先生

最后一位学生，缘起文革期间，李诚是省文史馆馆员，在一大杂院里看管供省文史馆馆员查资料的两间图书室，常有大杂院里的孩子跑进来嬉闹，唯一孩子进来后，不吵不闹，在书柜前徜徉，文革开始后，一位父亲拉着一个十岁出头的小朋友，来到李诚的家，希望教点什么，李诚一看就是那个书柜前孩子，欣然收为弟子，规定每天晚上9点，学生翻开书，先生边烫脚、搓脚（一种养生方法），口授开始，前后如此者五年。期间先生很关注该学生所读的书，他反对开卷有益：“以他的观点，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的总理李克强。

 

时年13岁的李克强（前排右）

与李诚之子李皋兰合影（后排左）

 

1997年，李诚去世20年，身为中央大员的李克强深情地写下《追忆李诚先生》），发表在《安徽日报》，其中写下以上这一段读书之道，高屋建瓴，高人之识！李克强当上总理后第一次的施政报告，就有“自酿”名言：“为官经商，自古两道”，文字干净，一语中的，一听就知道旧学底子深厚。

我的前辈校友马兆忠，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师院，马茂元高足，一次在去东一教室前的路上碰见马先生，问：“先生今天上什么课？”，马报出篇目，马兆忠不感兴趣，马茂元反问：“你喜欢听那一篇？”“《长恨歌》”，“格么就上《长恨歌》”，这是马兆忠的转述，安徽话就变成了上海话，“格么”就出来了。

马茂元上课没有教案，只有提纲，据说写在火柴盒上，于是收到批评，马私下里对弟子说：“实际上火柴盒上也没有提纲”，那一代先生，都是童子功，典籍烂熟于心，信口拈来，上课上着上着就有外插花，然后越走越远，一首诗可以讲一个学期，因为外插花太多，也是最活泼的，教材上没有的，就是名师的学问，如今考试的都忘了，外插花的却铭记在心。学问轨迹都在外插花的意识流里。

马兆忠也是奇人，过目不忘，唐诗据说可以背出一万首，十多年前拜访他，已经七十岁的人了，他说：随口背三千首没问题，温习一个月六千首，巅峰时期八千首，“一万首？瞎讲八讲”，他是马先生的活字典，有些资料查阅不到，派马兆忠去图书馆兜一圈，不一会儿就找到出处，这一点马茂元的研究生做不到。马先生将他视他为嫡传弟子，特许他本科的课程可以缺席，直接参与研究生的研究，同时接出版社的活儿，充当写手，为此介绍他去听同事姚篷子为研究生开设的写作课。

姚篷子：鲁迅的朋友、姚文元的父亲，解放前办过报纸、编过副刊、开过书店、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往来密切，徐恩曾第三任美女妻子费侠喜欢姚文元，认作干儿子，费侠是共产党早期潜伏在中统高层的机要员，美貌多才，爱好文学，顾顺章叛变后，徐恩曾获知费侠的身份，大喜，以此要挟，将费侠娶过来。

 

姚蓬子夫妇

 

解放后，姚篷子转入师院后，据说终日双臂套着袖套，宽大的走廊，沿着墙角，低着头走，目不斜视，谨小慎微。他在上海师院的身份也很奇特，编制不在上海师院，只在师院兼课，每月以车马费代月薪高达160元，讲师最高一级的薪水，十三级高干的级别，当年熟练工人工资才60元左右。如同周作人待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领稿酬三百元。

为了打好学术底子，马茂元还介绍他去文字学家罗君惕的家受教。罗君惕的字、画、剑无一不精，一部《说文解字探源》写了四十年，直到临终才付梓。淡迫名利，不求闻达。每次到他家，先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精美的蟋蟀盆，玩一会儿蟋蟀才开讲。

 

罗君惕教授和晚辈在一起

 

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胡山源，家住市中心，在上海师院任教，凡有学生去看他，不谈学问，只问：会下围棋吗？不会！皱眉；会养花莳草吗？不会！皱眉；会遛鸟吗？还是不会，就泄了气，长叹：嗨！没有爱好，活着有什么意思？

 

胡山源教授和晚辈在一起

 

还有一位研究元曲的章荑荪，我们进大学他还健在，带研究生。他喜欢就着油条咪白酒，写论文，无一本参考书、一张卡片，书桌上：一叠稿纸，一只酒杯，半杯白酒，搁着半截油条，写一段、哼一段、喝一口、啃一截，文字未过半，稿纸已油渍斑驳，浸润处半透明，如卤菜裹纸。啃完最后一口油条，圈上句号，微醺中，完成论文，出处难免有错，他也不在乎。解放前他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教授，刚解放，高校规定，解放前凡有教授聘书，直接评教授，他聘书找不到了，文革前甘心情愿做了十七年讲师。文革后，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凡可以证明解放前有过教授经历，就可以恢复教授职衔，他一跃而为正教授，没有副教授的履历，从六级直达三级，也是奇葩独秀。

 

 

 

 

 

 

 

 

余生也晚，还算有幸，读大学的时候，还能遇见这样有趣味的老先生，虽然易服换上中山装，但言谈举止，仍不脱旧文人的名士态度，双袂飘逸，魏晋人物，一部《世说新语》的未刊稿，我也耳闻目染，深受其害，至今不拘细节，偏爱陆放翁的零头布：“落拓江湖载酒行”。

古人有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呼下，无所得矣。”我是浮躁人，读书读个皮儿，文章看个题儿，自然仅得乎皮毛，酒水糊涂半辈子，没有浸染先生们的半滴墨渍，但永远很开心，一生东翻翻西翻翻，学问没有，专业也没有，职称也没有，但段子很多，酒桌上听众不少，不时嗨起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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