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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先知书店
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就像一座丰碑,这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伤痛的记忆与最顽强的意志,更是因为其本身的教育思想与遗产,至今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顶峰。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保存文化火种,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开启了艰难的南迁,他们先到长沙,不久因战火再次被迫迁往昆明。
三所大学兵分三路,水陆并进,第一路经海路过越南,第二路由广西过越南,第三路则有剩下的男同学组成步行团,翻山越岭,徒步三千二百公里,横穿湘黔滇三省。
为了躲避空袭,他们忍饥挨饿,每天步行几十公里,即使生病,即使脚上磨出的水泡相继破裂渗血也不敢有半点停留。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终于,历经两个多月的跋涉,师生们尽数抵达昆明。
全面抗战八年,西南联大也屹立了八年。但就是这短短的八载办学,弦歌不辍,为中国乃至世界所输送的人才超过迄今任何一所大学几十年的成果: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数百位人文学科领域大师。杨振宁、邓稼先、朱光亚、李政道、何兆武、邹承鲁、汪曾祺、许渊冲,等等……
与教育史上所取得的丰饶成就相对照的,是当时学校物质的极端匮乏。用瓦片和茅草遮挡雨水的教室,晚上到处都是虫子的宿舍,还有日军不分昼夜发起的空袭......
然而,就是在这简陋污秽的校舍,大师们的身影随处可见: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朱光潜、朱自清、周培源、傅斯年、吴晗、冯友兰、费孝通、陈省身、赵忠尧、吴有训、赵九章、汤用彤……
这些西南联大的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中越发显示出刚毅坚卓、不受拘束的文人风骨。并且,他们做学术有着极大的自由,上课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决定:
学生和老师之间互相争论是家常便饭的事,老师和老师之间,也常各开同一门课,凭学识抢夺学生,如钱穆和吴晗同台讲授《中国通史》,闻一多和罗庸同台讲《楚辞》;陈寅恪既教历史又教文学;华罗庚住在牛棚里批改作业到深夜,顺手攻克了10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费孝通上课教授社会学,没课的时候上街卖大碗茶赚钱建设学校......
这些大师们的风骨与学识,给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翻译大师许渊冲,70多年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经历,他说:“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著名作家马识途,在百岁高龄时仍不忘恩师唐兰上课时的情景,更以107岁的高龄,在2021年撰写出版了纪念唐兰先生古文字课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一书,他说:“这或许可算是对七十多年前,西南联大诸位大师谆谆教诲的厚爱吧!”
如今,随着历史的远去,这些大师们都已不在,他们的学生、新一代的大师也在近些年慢慢离去。然而,一个时代的远去,不只是人的离去,更是一代思想与精神的远去。
如今,我们拥有了更好的校舍,更便利的教育资源,但却再难复刻西南联大的辉煌。我们今天的大学与教育,又该如何反思?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大师,更在于独特且自由的学术环境。今天,大师不在,历史环境也早已变迁,西南联大留给今天的遗产,只有那些蕴藏在课堂记忆中的思想和精神,而我们今人,只能通过这些课程的讲义与后人追述的笔记,走进历史,走进“西南联大的课堂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