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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沙飞的女儿王雁来到北京,第一次敲开了聂力的家门,请她下个月参加沙飞塑像揭幕式。随后,二人随意地聊起了往事,聂力问王雁:“你父亲最后是谁签的字?”
“是你爸爸签的。”王雁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聂力闻言,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1949年12月15日,华北军区政治部接到了一通电话,石家庄和平医院称,画报社社长沙飞打伤了一个日本医生, 要求军区立刻派飞机,将受伤的医生送到北京救治。
随后,军区立刻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刚走到半路,就听说被打伤的日本医生不行了,一同前往抢救的专家便返回了北京。而打伤医生的沙飞则被保护性的关了禁闭,不能随便行动,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当聂荣臻听说此事之后,立即提出了“沙飞精神是否正常”的疑问。对于沙飞这位同志,聂荣臻再熟悉不过,他不相信沙飞会做出这种事情。
1937年,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兴奋不已的沙飞立刻请求上前线采访。在五台县的两个星期中,沙飞采访了时任一一五师的聂荣臻,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八路军的照片。
沙飞的战地记者生涯,由此拉开了帷幕。
随后,聂荣臻率领部队以五台山为中心,筹建抗日根据地,沙飞闻讯再次来到五台山,受到聂荣臻的亲切接见,并同意他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河北采访杨成武支队。
沙飞的摄影才华和革命热情,得到了聂荣臻的高度赏识,经聂荣臻批准,沙飞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并由本名“司徒传”改名“沙飞”。随后聂荣臻任命沙飞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科长,兼任抗敌报社副主任。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沙飞坚持用新闻摄影宣传军民抗日,并在晋察冀根据地举办了第一次摄影展览,吸引了八路军官兵、周围的百姓竞相观看,其中还包括正在当地抢救伤员的白求恩。
在展览现场,聂荣臻兴奋地对沙飞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为了完成聂荣臻的指示,沙飞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搭建了暗室。聂荣臻鼓励他多放大一些,让人带回到延安去,有外宾来就送照片,什么都不如这些照片珍贵。
当沙飞添印的照片送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交口称赞。
1939年2月,新闻摄影科在晋察冀军区成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沙飞也成为革命史上第一位摄影科科长。按照聂荣臻的部署,沙飞带领摄影科成员忘我工作,将照片等宣传材料寄往各地,在宣传抗战的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次年,百团大战打响之后,战士们从战火中救出了两名日本小女孩,在确定小女孩的父母不幸殒命之后,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当即前去探望,对两个小女孩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原本聂荣臻打算收养这两个小女孩,但考虑到战争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生活环境艰苦,最终决定将两个小女孩送还日方: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当时沙飞恰好来到司令部,看到聂荣臻在照顾两个小女孩,凭借着记者特有的敏锐,他向聂荣臻提议先拍几张照片再将孩子送回。聂荣臻欣然同意。这一天,沙飞拍摄了20多张照片,其中不少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作品。
自从投身摄影事业之后,沙飞一直渴望出版画报。在摄影展成功举办后,为了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沙飞大胆提出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鼎力支持。
1941年5月,朱良才向新闻摄影科宣布了军区决定,成立《晋察冀画报》筹备组,由沙飞全面负责。沙飞随即带领战友们投入筹备工作中,当时沙飞身患肺结核,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发展,依旧坚持外出采访,连续昼夜工作导致他不时咳血。
为了将画报办好,聂荣臻调来了印制设备和相关人才,沙飞则和同事们反复研究,不断改进印刷技术。
1948年,华北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被任命为主任之后,因肺结核严重住进了医院。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沙飞的肺结核已经基本痊愈,结果在出院当天,就发生了日本医生遇害的惨剧。
出事当天,沙飞和两名警卫员正要离开医院时,沙飞让其中一位警卫员叫来日本医生,询问路上需要带什么药,有什么注意事项。日本医生给他开了两种药,并叮嘱他要多注意休息。
当日本医生正要出门时,沙飞趁着两名警卫员不注意,朝着医生连开两枪,医生应声倒地。医院的其他人闻声赶来,对日本医生进行抢救,并将沙飞看押起来。当时沙飞开枪之后没有任何异常,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冷静地回答说:
“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尽管医生进行了紧张的抢救,但最终没有挽回日本医生的性命。
这件事在医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名日本医生不是战俘,是作为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服务。而且他对待下属和病人的态度都很好,在医院威信很高,有疑难病全都找他治疗。
在聂荣臻下达要医院证明沙飞有无精神病的指示后,保卫部立刻前往医院调查,医院根据主治医生的意见,在报告上写下了“沙飞精神正常”的证明。聂荣臻看到医院的报告后,无奈地说了一句:
“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聂荣臻对沙飞出事很是痛心,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聂荣臻在报告上签了字,下令将沙飞处决。
在执行沙飞死刑的前一天,张鼎中带人赶赴石家庄,再次提审了沙飞。沙飞坦言自己打死日本特务不是一时冲动,是早有准备的报仇行动:“这件事,聂司令员肯定会知道的,他会公正处理的。聂总的决定,我一定服从。”
1950年3月4日上午,张鼎中正式对沙飞宣读判决书。宣读完毕后,张鼎中问沙飞:“你服罪吗?”沙飞指了指判决书,问能不能让他看一下。沙飞仔细看完之后问:“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吗?”
当听说要立即对自己执行死刑后,沙飞提出回监房换换衣服。整个过程沙飞非常镇定,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沙飞收拾妥当,就被押赴刑场。
在前往石家庄北郊刑场的路途中,根本没有人押解沙飞,大家就像平时散步一样,由沙飞带路,其他人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一副棺木出现在大家眼前,张鼎中的心顿时揪了起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为了避免给沙飞刺激,棺木被放在了隐蔽处,没想到却被摆在了路中央。但沙飞似乎没什么意外,坦然地走到棺木旁,张鼎中问沙飞还需要什么,沙飞看了看棺内铺好的被褥,指了指前面的部位。
张鼎中立刻会意,低声告诉沙飞:“枕头马上就有。”
很快战士跑步取回了一个枕头,正是沙飞平时所用的。枕头摆放好之后,张鼎中仍然不发话,一向急性子的他,这一天却愿意为沙飞多做些什么。
沙飞见一切收拾妥当,没有什么问题之后,问张鼎中:“还要我跪下吗?”
沙飞留在这个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包含了他的冷静、安详以及高傲。当张鼎中告诉沙飞不需要跪下时,沙飞却突然茫然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站,是迎着枪口还是背对着枪口。
张鼎中告诉沙飞就站着朝北看,沙飞闻言伫立北望。“砰”的一声枪响,沙飞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按照聂荣臻的指示,沙飞被处决之后,立刻被放入了棺材之中,战士们还拿纱布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净,将他的帽子扶正。就地掩埋之后,沙飞的坟上立起了一块白色的木牌子,上面写着“沙飞之墓”。
时隔近30年之后,摄影家协会的陈淑芬给沙飞的女儿打去电话,称想从她那里搜集一些有关沙飞的材料。沙飞的女儿王笑利有些惊讶,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和她说起父亲。
在得到组织上的批准后,王笑利和妹妹王雁一起接待了陈淑芬,临别时,陈淑芬问王笑利姐妹,组织上有没有重新考虑解决你父亲的问题?
聂荣臻听说此事之后,亲自批示:“沙飞已经处刑。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请总政办。”
经过六年多的走访调查,寻找证人证据,并经过有关部门鉴定,最终确定当年沙飞杀害日本医生时,精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其实沙飞在入院治疗肺结核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的表现。初到医院的时候,沙飞说话非常随和,而且有礼貌,和一些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很大的区别,但很快沙飞就出现了一些异常表现,经常会集中精神在某一件事情上,小声自言自语,行为也反复无常。
在得知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是日本人的时候,沙飞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心理。为了更好的给他治疗,日本医生经常需要给他做胸透,但沙飞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让自己脱掉衣服,让自己感冒病情加重。
甚至医生给他开的药品,他都担心会有问题,而藏到了床铺下。
北平解放之后,每个人都着急快点去,但沙飞对于北京态度冷淡,既不向往也不感兴趣,甚至连开国大典的情况都不问。在出事前,沙飞不时拿出自己的枪擦拭,还对隔壁的病友说: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沙飞在医院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只有个别人反映他精神不正常。而且当时没有精神病院,无法证实沙飞所患的是间歇性精神病,最终酿成了一桩惨剧。
当聂荣臻得知沙飞的问题解决了,心中也甚感安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后来杨成武曾亲自询问有关沙飞的问题,聂荣臻说了“四个事实”:
“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1986年,经多个部门同意后,总政批示同意纠正这一错案,沙飞问题不属于冤案、假案,只因当时历史条件,未诊断出精神病。随后,沙飞的棺木被移葬至河北阜平烈士陵园。
2004年,石家庄沙飞塑像揭幕式前夕,沙飞的女儿王雁来到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家,请她参加揭幕式,在聊起往事的时候,聂力问王雁,关于她父亲的判决,最后是谁签的字?王雁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是你爸爸签的。”
聂力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王雁也察觉到自己失言,赶忙说她们全家都明白,无论当时谁签字,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后来沙飞塑像揭幕式上,最大的花篮是“聂荣臻及夫人张瑞华携后代聂力敬献”。
2008年,沙飞抗战摄影作品展览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等地巡展。在日本,沙飞所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引起很大的反响,短短五天的时间,有200多人在展览上留言。
美日摄影界、学术界开始对沙飞摄影作品、摄影理论等进行研究,他们关注到聂荣臻对沙飞摄影事业的支持。日本学者提出:“1980年聂荣臻与美穗子见面是一大新闻,组照成为中日交流的机会;因为有聂荣臻的支持,才能成就沙飞,沙飞与聂荣臻有缘分。”
沙飞为后人留下的二战时期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影像资料,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