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悲歌

来源：浙江省档案馆

漫漫66年前的1948年，陈仪再一次出任浙江省主席。此时的陈仪，已悄然迈入了66岁的门槛。国民政府的天空风雨飘摇，而陈仪卸去台湾行政长官赋闲沪上也快一年了。他没想到又一次被老蒋选中，回家乡浙江做“一把手”，可已是“光杆司令”一个。

浙江省档案馆的馆藏，有着丰富的民国档案，其中有汤恩伯在1948年9月写给恩师陈仪的亲笔信，以及陈仪的复函稿，一来一往，见证了两个人非同一般的关系。

拿枪能武，拿笔能文

如果不改名字，那么在国共两军的历史上，双方都有一个名将叫“陈毅”。陈仪，原名陈毅，字公侠，后改为公洽，自号退素，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东浦镇。东浦是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徐锡麟的故乡。陈仪早年接受私塾四书五经教育，曾入读浙江求是书院。陈仪在20岁和35岁上，曾两次去日本留学，学的都是军事。

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他先是参加光复会，后又参加了浙江光复运动。他曾一度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浙江第一师师长、浙江省省长——尽管这省长只做了区区3个月。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北伐军那是“一炮轰走了孙传芳”。之后陈仪深得蒋氏器重，先是委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随后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陆军上将；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陈仪从武出身，中年之后，多以光头示人，他粗头粗脸，眉毛粗胡子粗；但陈仪拿枪能武，拿笔能文。陈仪懂金融、重经济、惠民生，他在1920年曾办过商业银行与钱庄，与当时的金融界有密切的联系。陈仪与杭州的银行家金润泉是世交，他俩都生长于萧绍平原——金润泉是杭州萧山人。陈仪的父亲陈静斋，商人出身，曾是大清银行的考官，正是经过陈静斋的力荐，考得不错的金润泉，当上了新成立的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的经理。大清银行后来变成了中国银行，金润泉成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家之一。直至解放，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金润泉始终掌控着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成为银行界著名的“不倒翁”。

金润泉的朋友遍天下，陈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35年3月4日，这是早春刚刚来临的日子，陈仪手执毛笔，在福建省政府用笺上，给杭州的“润泉老哥”写信。两页信纸，主要是叙旧问候，告知自己“顽躯粗安”，并托返杭的朋友捎带上“鱼翅二十只、福橙一包”。在南方沿海的福建，那时送鱼翅和福橙，大概算是土特产吧。千里送橙子，情谊黄灿灿。陈仪的这两页信札，笔锋潇洒、书法甚佳。

台湾的一把手

陈仪重视经济与金融，跟他之后到台湾当“一把手”的作为有密切的关联。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这一年8月，受蒋介石之命，陈仪赴台就任第一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蒋介石派陈仪去台湾，自有道理。

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大败后，台湾自1895年起被日本侵占，日据时代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其中的8年，陈仪在海峡的这边——福建省当主席。陈仪的眼光是开放的，他看到台湾经过日本殖民者几十年的经营，已将福建远远地抛在后边；要想使福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最直接的镜子就是台湾。陈仪渴望取鉴日本治台的经验，所以上任不久，他在1934年11月促成“考察台湾实业团”赴台进行大规模的考察；第二年他又亲自率团赴台进行了9天考察……让海峡这边曾经的“一把手”到海峡那边去做“一把手”，再合适不过了。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陈仪担任受降代表，接受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后被列为战犯的安藤利吉签署的投降书。这一天，台湾人的心情“如醉如狂”。63岁的陈仪正式接收了台湾的管治权。

之后，他从金融入手，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力拒当时国民党内掌握财经大权的孔宋家族，而在台湾发行台币，阻挡大陆流通的法币进入台湾。众所周知，法币和后来的金圆券疯狂贬值，台币如果跟着它的话也要崩溃了。

官方设立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家银行——台湾银行，那4个字就是陈仪题写的。对于陈仪的金融眼光，台湾作家李敖后来赞赏有加，称“使台湾的钱跟大陆的钱分开，这就是陈仪的德政”。

二二八，滑铁卢

陈仪在台湾接收了日产，成立了许多公营企业，同时成立专卖局和贸易局控制经济。不承想，正是“专卖局”的体制，为后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笔。

陈仪当政台湾一年半之后，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街头发生了一起私烟查缉血案。这天傍晚，40岁的寡妇林江迈在贩卖私烟，“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6名缉查员查到了她，没收她的香烟及身上所有钱财。林江迈育有一子一女，生活比较困难，她跪地苦苦哀求，希望能够放她一马。结果却被粗暴执法的缉查员用枪托击伤头部，血流满面，昏迷倒地。围观民众群情激奋，包围了缉查员，慌乱中缉查员开枪示警，不幸打死了一个旁观的市民。由此触发2月28日台湾民众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他们占领了台北市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报道事件始末；随后抗议席卷全岛，并引发国府派兵来台，实行军警镇压，双方死伤众多，从而变成了惨痛的血案。

这“二二八事件”，成了陈仪从政生涯的一次“滑铁卢”。初始一周，他多妥协退让，军人出身的他，其实并不好“武”；后星火燎原，终致局面失控，作为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当然难辞其咎。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天就很生气地在日记中写下“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字为“公侠”的陈仪，估计那时很委屈的，他毕竟为“公”的呀，而且陈仪一生确实都很清廉，没有多少私心。不久老蒋又写：“陈仪平日既以虚矫自饰为能，事发，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祸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罔知所极，故上周多为台变忙碌也。”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刚刚晋升为二级上将的陈仪，在事件后不久的4月份，就被悉数免去了台湾行政长官等职务，回到上海赋闲了。离任前，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历史正是一部失败史。

后来，事件发生地——台北市新公园，在1996年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同时，将2月28日设为“和平纪念日”。说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因，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批评“调去增援部队”的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美国学者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揭示惨剧“凸显出国民党根本上的弱点——大批高级官员把官职当作自己乃至家人、部属发财的大好机会”。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后果，台湾历史学者王御风分析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出现了本省、外省的分野，造成了族群间的分裂。

汤恩伯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曾专门赴台慰问恩师陈仪。而陈仪后来决然没有想到，竟然是“两人如同一己”的学生汤恩伯跟他分裂，并因此将他送上了刑场。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

赋闲上海、成天埋头读书已一年有余的陈仪，在1948年6月66岁上，应老蒋之招，再一次出任浙江省主席。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一开始也是老大的不愿意，一再推辞。为了动员他，小蒋——蒋经国也对他旁敲侧击了一番；而同样也赋闲在家的汤恩伯，听闻消息则是力劝恩师陈仪赶快答应下来，再度出山、东山再起。

陈仪与汤恩伯两人的交情，历史渊源那不是一般的长。汤恩伯，浙江武义人，比陈仪小17岁。他原名克勤，改称恩伯，正是为了报答陈仪之恩。遥想当年，他留学日本，囊中羞涩，无以为继，是陈仪慷慨解囊，帮他修完学业，并介绍才貌双全的外甥女嫁给汤恩伯。汤恩伯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又是陈仪把他举荐给蒋介石，汤恩伯从此开始飞黄腾达。汤恩伯曾跪地拜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当拜陈老为师，生死与共！”两人形同父子，无话不谈。

抗战时期，汤恩伯成为抗日将领。1941年在豫南会战中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日本投降后，汤恩伯曾任首都卫戍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但他很快成了解放军手下的败将，所以一度赋闲在家。当陈仪要出任浙江省主席时，他这个“光杆司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汤恩伯，想携他一起出山。他向蒋介石举荐，委任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那时国民党政府把衢州作为战略要地，种种军事活动在此开展，种种谍报机构在此建立。衢州绥靖公署负责指挥浙、闽、皖、赣四省边区的绥靖工作。所谓绥靖，“慰抚”之意，是以安抚的手段来维护地区局势。在绥靖公署当“一把手”，军警权力就握在手中。汤恩伯很高兴能去担当这个“高级职务”，他向陈仪保证，军事上由他负责，政治上则悉听陈仪的主张，唯陈仪马首是瞻。

1948年8月，汤恩伯当上了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里，保存着汤恩伯在1948年9月10日写给陈仪的亲笔信，以及陈仪为此事的复函底稿。汤恩伯信中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接收海军总部调拨给浙江省的第五号、第十四号军舰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军舰损坏颇多，舰具仪器及武器亦待装备。在信后，他还附上有关军舰的详细调查报告，报请陈仪定夺。他在信的开头称呼陈仪是“吾师”，又在结尾自称“生”以示恭敬；从此信认认真真的书写中，可以看出汤恩伯对陈仪是真心尊敬。而陈仪给汤恩伯主任的复函，核心内容是：本省经济困难，无力培养，拟将两舰缴还给海军部使用。

馆藏的是复函底稿，字迹潦草涂改如斯，比对1935年3月陈仪给金润泉信函，已然不见早年的淡定文雅和大气从容，而恰如战乱之时的“作品”——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放弃抵抗，掉转枪头

形势比人强。时光很快进入了1949年，元旦过后，风声更紧。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回到老家奉化，但依然在遥控政局。

中共地下党在积极地做陈仪这边的策反工作。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杜伟，后来在《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幕：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李济深由香港派陈仪旧部郑文蔚持函来杭联系，“信是写在一张白绸片上，我亲自看见过的。大意是：北方傅作义维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动，及时响应大军渡江。陈仪其实早有此打算……”

“择善而固执之”，在陈仪看来，内战再打下去无意义，要避免江浙沪涂炭，他说“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但他自己是“光杆司令”，陈仪自然就想到了一直来深信不疑的汤恩伯。就在1月18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极为机密的军事会议，宣布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任总司令。汤恩伯奉命要固守京沪杭地区，凭借长江天堑滔滔，确保江南半壁河山。汤恩伯是陈仪多年培养、一手提拔的，亲如子侄、视为心腹，他想汤恩伯一定会听他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

1月27日，在西湖边宝石山下的“石塔儿头”——石函路1号的官邸里，做出重大决定的陈仪，委派在浙大工作的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赴沪，动员汤恩伯起义。

丁名楠当天即乘沪杭快车赶往上海。次日1月28日，正是农历除夕，按事先电话约定的时间，丁名楠叩响了汤公馆的大门。汤恩伯在大厅里单独接待了丁名楠，丁即把陈仪的亲笔信及另纸开列的条款面交汤恩伯。汤恩伯压低声音说：“我身边蒋的耳朵很多，陈主席来信所说之事，时机尚未成熟。你可先回去面复陈主席，近日内我将去杭州一行，一切待见面时再作商议。”

1月29日，正月初一，丁名楠回到杭州，向陈仪报告面见汤恩伯的经过，听说汤恩伯近日将来杭面洽一切，陈仪很高兴。可时过一周，汤恩伯却迟迟未至；陈仪再派丁名楠第二次到汤馆，送上亲笔信，“嘱由名楠奉告”。

忘“恩”负“仪”

长了翅膀的，不一定就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鸟人。这个名叫“汤恩伯”的人，此刻没有成为陈仪的天使，他忘“恩”而负“仪”，把陈仪给出卖了，尽管他非常纠结和无奈。

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陈仪军政生涯》（陈莲芬编著）一书记载，当时发生了一个重大意外：汤恩伯送走丁名楠后，即将陈仪的亲笔信锁入了抽屉里；可当他再次取阅信件时，却发现这封性命攸关的密信已被人窃看——是在汤恩伯的总部任秘书的特务头子毛森的妻子胡德珍，利用工作之便偷看了这封密信。这就促使汤恩伯做出决定：立即向蒋介石禀报这一大事！他将陈仪的亲笔信，连同陈仪亲笔开列的起义的几项条件，全部作了摄影，摄影件送给南京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原件由毛人凤在1月30日送呈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老蒋这天在日记里怒骂陈仪“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这汤恩伯也太不靠谱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面对汤恩伯，陈仪终究是想错了！当中共地下党焦急地告知他汤恩伯已将他出卖，要他设法避险以策安全之时，他亦坚决不信，认为是毛森之类的在造谣。

1949年2月17日，报上突然公布了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的消息，至此陈仪主浙7个多月。2月23日，陈仪被秘密扣押。2月27日，他被押解至衢州。4月28日，乘飞机辗转押解至台北，始囚于基隆——而基隆港正是1935年他在福建省主席任上第一次率团赴台考察上岸的地方。到了5月3日，杭州解放，令人欣慰的是，未发一枪，未流一滴血，未损一草一木。这一时期，在国民党政要中掀起了一个脱离蒋政权的运动；众叛亲离的蒋介石偕蒋经国等人，在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起飞，越海退居台湾。在台湾被囚的陈仪，态度倔强，死不悔改，拒不认错。1950年6月9日，在台湾的蒋介石秋后算账，组织特别法庭，以所谓“勾结共匪，阴谋叛变”的罪名进行审判，审判长是顾祝同，汤恩伯是证人。陈仪被判处死刑。6月18日清晨，陈仪被杀害于台北刑场，终年虚岁68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慷慨赴死之时边走边说的：“人死，精神不死！”

痴心爱国浑忘老

陈仪的一生是错综复杂的。作为军人，他军衔至上将；作为行政长官，他做过福建、浙江、台湾三个重要省份的“一把手”，这样的履历一般人没法比。他爱国爱民，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为人为政方正清廉，且无子嗣，过继兄长之女为女，更没留下什么财产。他有所追求，想做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一生都在辛劳奔波，却四处碰壁，起伏跌宕，褒贬有加，可谓“失败与成功齐飞，黯然共璀璨一色”。

慷慨悲歌歌一曲。“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陈仪在人生最后所做的抉择，使他赢得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的崇高赞誉。

 

1980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调查部追认陈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