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

何仁勇 夜读名人往事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谁最风骚？显然就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他们红极一时，在全国都极有影响。但是很快，他们就在1967年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迅速而彻底地终结了政治生命。他们的昙花一现，折射出那个时代，“红色风暴”的无情和吊诡。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各自的命运又是如何呢？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王力：闭门写作回忆录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943年，他在写作小说《晴天》时，始用笔名“王力”。从此“王力”两字便跟随他一生。

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为止。王力的发迹是从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开始的。此间，王力曾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王力是成员之一。从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王力被打倒，是因为在1967年发生的著名的武汉“七二○事件”。该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王力被认为是鼓动者。

当年8月25日，在上海的毛泽东让杨成武（他与周恩来的联络员）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不久，周恩来布置召开了一个中央小型碰头会，将王力和关锋带走“请假检讨”，同时，让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从此，王力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之后，王力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秦城，王力没有被提审过，只是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王力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县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他写下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已经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关锋：避谈文化大革命

关锋生于1919年7月，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山东省庆云县人。20岁时，因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关锋。

关锋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时结识了康生，并逐渐得到康生的赏识。1956年，经康生等人推荐，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关锋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成为其中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发表谈话，鼓动造反。

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关锋红极一时的时刻，他的厄运已悄然降临。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然而，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很快毛泽东就“王、关、戚”的问题做出批示，由周恩来执行，关锋与王力一道被抓了起来。

关锋与王力的命运相仿。先是“请假检讨”，接着是软禁，继而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被开除党籍。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较为可贵的成就。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关锋不愿意再回首。他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

2005年春，关锋逝世。

 

戚本禹：三大笔杆子中唯一被判刑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

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文章的作者便是毛泽东赞为“现在的权威”“接班人”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1931年出生，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那时候，他还是一位高中生。

1966年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在文革中，戚本禹表现积极，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冲击朱德住宅。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不过也应该指出，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狂热的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不过，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将戚抓起来，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看来，还是小伙伴最懂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