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傅雷二三事

傅雷二三事

刘海粟／文

 

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

　　从欧洲返沪，傅雷便住在我家，职务是上海美专校长办公室主任兼西洋美术史教授。他对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学生纪律以至人事安排，都一一过问，教职员对他都很器重。
　　我和他都属猴，他比我小十二岁，感情却不亚于手足。他的审美能力，钻研精神都使我佩服。初到巴黎不久，我跟他学习法语。他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底子好，又用功，到法国后，巴黎话说得更加流畅，他教了我两个月，便指出“我们见面老讲上海话，这样学不好，你应当找一个不懂中国语的太太去学，才有希望。”接着他为我介绍了一位女教师，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认真和严肃。
　　为了翻译《贝多芬传》，他曾经与罗曼·罗兰通过信。这些信就印在卷首，为了弄清巴尔扎克名著《贝姨》《邦斯舅舅》等书中一二处用语，他和法国友人反复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定稿，必要时还加上注释。
　　今天，安徽省出版局印行他的译文集，是一件极有意义极有见地的工作。几十年来，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在我国读书界享有很高的信誉，对后学有很多启示。译罗曼·罗兰写的几本传记，质朴流畅，信、达、雅三条都具备。《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散文诗，但译者没有造一个生僻的怪词，文笔之美，足以醉人。伏尔泰的小说以哲理见长，又是十八世纪的名人，写过很多诗和哲学著作，文字纯净机智，很有回味。他把梅里美译得优美生动，风格性很强。虽然只有两种，也使人百读不厌。傅雷译得最多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浑厚、俏皮、准确，对话更见性格，我拿译文和部分原作对照过，也算得旗鼓相当，铢两悉称。很难相信四个人的作品出于一支译笔。
　　傅雷的老家在浦东，父亲只活了十八岁，留下小片土地，出租勉强可供衣食。他虽是遗腹子，母亲管教甚严，对他性格的形成颇有影响。他在学校念书成绩始终很出色。四十年代初，祖传的几亩地便卖掉了，多少年都是靠译书维持其清贫的生活。
　　我与傅雷在一九二九年相识，那时他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也常去梭旁恩听艺术讲座，到罗佛宫美术史研究院学习艺术史。异国订交，立刻成为知己，常常一起到罗佛宫去观摩世界名画。罗佛宫的美术作品，按时间地区分别陈列，看画的过程，很容易了解各种流派的变化、时代的特征、作家的风格，从古希腊、埃及、中世纪欧洲、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十六世纪的法兰德斯、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法国，都比较全面。他的分析能力很强，不仅看画，而且读了大量的美学、美术史、音乐理论论著。他在作画、作曲、弹钢琴方面都作过努力，无奈他的审美水平比他的创作能力高出很多，所以对自己的绘画和曲子以至弹奏技术都很不满意。
　　看到他很为这件事苦恼，我就说：“怒安！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方面，还是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吧。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天天来讨论学问的还有诗人梁宗岱，三个人不是娓娓清谈，便是争论不休，往往把我的妻从睡梦中吵醒，使她不得不下令逐客，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第二天晚上又是那样。友情给人的安慰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生活在异邦的穷苦青年们。如写法文诗的何如来、画家王济远、庞薰琹、张弦、陈人浩、汪亚尘、女画家张荔英，还有研究历史的黎东方，一坐咖啡馆里辩论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非常热烈。今天荔英已去新加坡，健在的只有薰琹、亚尘和宗岱了。
　　我们和另一位留学生，后来也到美专执教的刘抗一起，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裴那、教授阿芒、约翰、雕刻家龙杜斯基（孙中山像作者）、画家梵钝根等，并曾同去凭吊过米勒的故居、梵高的寓所、莫奈美术陈列馆。我作了一些速写，他则耐心看画，不停地写笔记。不久，傅雷和刘抗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家庭宿舍中去了，两个人更加亲密。他曾吟过苏子由的名句赠给刘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这种友情后来一直保持着，终生不衰。
　　一九二九年盛夏，傅雷去瑞士度假，住在莱梦湖边一间小别墅里。主人是他的朋友，他便写了信约我和刘抗、人浩也去作画，下榻在一起。记得碰头的第一夜，傅雷躺在床上，翻身打滚睡不着。
　　“你怎么失眠了？”我扭开了电灯。
　　“到了这个地方，想起雅各、卢骚与罗曼·罗兰，这些写过杰出艺术作品而不见容于本国官方舆论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个人是否应当像卢骚、罗兰那样正直呢？”
　　“应当正直，死而无悔！”我们披衣走到房顶阳台上，一直谈到曙色照着莱梦湖。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海粟！在中国，上亿的人终生未到过县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劳累了一辈子。我们既然有幸来到欧洲，就应当学些真本事回去为祖国服务。国内学者，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谈，像是在和遥远而又贴在心头的祖国絮语。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
　　一九三〇年，我们又同去比利时参观该国独立一百年的博览会，看到了鲁木斯、伦布朗的名画。出会场的时候，他说：“比利时这样小，办了这样大的博览会，为小国扬眉吐气，可是，我们中国却办不起来，……”他是多么渴望祖国富强起来啊！
　　我们一起到了梵蒂冈大教堂，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盖朗琪罗的作品。壁画很高，还有绘制在屋顶上的。我们仰头看累了，就躺下来看；眼花了，就用镜子反照下来低着头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艺术的境界中。
　　我画二千年前古罗马独裁者故宫和角斗场的遗址、画翡冷翠、画但丁与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桥、画水乡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讨论着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的作品；谈论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杰作，一直到罗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也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区沙蓬街十八号，罗林旅馆四楼上一间小屋里，每天都要到罗佛宫去临画我。认真研究大家代表作，从画布大小、色泽深浅、构图特点、美术史家的评论，做到一丝不苟，是和傅雷的鼓励分不开的。有一次，我画伦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线乍看只集中在几小点片，但临摹起来，发现用色极为复杂。我们讨论着，啃着面包，穷得连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却很愉快。我在巴黎三年期间，临了意大利威尼斯派大师提香的《基督下葬》、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巨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和《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局部）、法国现实主义巨匠米勒的《拾穗》、柯洛的《真珠少女》、后期印象派创始人塞尚的《缢死者之屋》等等。这些画一九七九年在北京被香港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看到，誉为“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在钻研古典油画方面下过这样大的工夫，这样认真地吸收营养”。听到朋友的赞誉，使我更加怀念傅雷了。
　　傅雷在法国很爱买书，对接济穷苦的海外同胞，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向我要去一笔钱，三天便花光了。我知道他不会有不正当的开支，并不过问，他也无酸腐忸怩之态。
　　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他俩的感情逐渐深厚。
　　早在傅雷出国之前，老母便给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这位值得尊敬的未婚妻，具备东方人传统的美德，不过当时还没有表现这些美德的机会。傅雷平生尊重母亲，对老人家的决定一向没有异言，现在遇到有共同爱好的玛德琳，觉得比表妹可爱得多了。
　　现在读到一些学者、名人传记，很少涉及爱情，我并不主张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去描写私生活，但是如实叙说他们的思想感情活动，也包括纯洁向上的爱情，并不损害传主。完人不多，既有事实，何必为死者、贤者讳？
　　傅雷是个内向的人，他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来促使自己狂热地爱她。这一点，我是旁观者，稍为清醒一点，提倡或反对找异国配偶，都无必要。只是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穷书生。热恋中的判断并不理智，我对他们的恋爱持保留态度。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辞婚的长信，并向老太太介绍了金发女郎的各种长处。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
　　几个月之后，玛德琳同傅雷终于闹翻了。傅雷的脾气也的确很怪，有些地方不近人情。玛德琳和他决裂是性格上的冲突所导致。不见得都怪这位巴黎小姐。
　　一天，旅馆老板很惊慌地告诉我：“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
　　一会儿，傅雷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将手枪放在桌上，面色苍灰，两颊下陷。我不敢去夺枪，只温和地和他讲话，一面给妻使眼色，让她把枪拿到手中。
　　“你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太痛苦了！”
　　我叫刘抗把巴黎少女叫来了，对她说：“即使爱情破裂，友谊仍应当存在！”
　　两个人吵了一阵，姑娘哭着，傅雷流着泪，我们又一起去吃了饭，用了咖啡，他们仍有感情，也还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手枪交给了旅馆老板锁入了保险箱中。一出戏的高潮过去了，但并未结束。
　　我拉着他到塞纳河边去漫步，百般安慰他，并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此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坏事，何必自找许多无代价的痛苦来妨害事业呢？”
　　“谢谢老兄美意，我还不死心，要试一试，玛德琳会爱我的！”说完便分手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么？”
　　“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那时，巴黎是世界美术中心，在蒙博那斯，有许多专供艺术家休息谈心就餐的咖啡馆，其中波尔咖啡馆很有名，我们一道在那里见过很多的画家。傅雷的法语非常流利，引起法国艺术家们的惊奇。
　　我和傅雷回国一周后，蔡元培先生在威海卫路一家不大的菜馆中为我们洗尘，作陪的有周子勤，还有后来附逆的褚民谊。当天就爆发“九一八”事变，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十一月底在功德林酒家，我和蔡先生正商议把中国现代画赴德展览一事推迟到一九三五年进行。忽然一位工友将我请到邻室说：“傅先生被学生围起来了。
　　“为什么事？”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诧。
　　“他和学生会发生了冲突！”
　　原来学生会提出：要准许同学们上午开会，上街游行、宣传，把绘画课改到下午上。
　　傅雷坚持：改动课程可以，但是，原定在下午讲授的美学、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不能荒废学业。
　　学生会的骨干们也同意了。
　　这天下午一点半钟，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西方美术史》。他用彩色幻灯把名画的复制品投射在粉墙上，使学生身历其境，如对原作，加上他的分析富于创见，把画中的人物关系及背景介绍得如同一幕戏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当学生会通知集合的时候，这班学生听得入了迷，完全被傅雷的生动讲课所吸引，纹丝不动。几位热情洋溢的学生会骨干便闯进课堂，要求停讲；傅雷一定要讲完这一节，推迟二十分钟开会，否则校规便会等于废纸。
　　这样，他被学生们围住了。
　　我很理解群众的心情，更能体会傅雷也是个坚定的抗日派，他对学生是善意的。经过一番思考，便叫工友回去，因为我确信师生之间是可以达到谅解的。在这样的时刻，不但我回去左右为难，就是惊动蔡老到学校去，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以静待动，静观应变。回到家中，我心中依然很不安。
　　晚上十二时，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还有活跃分子赵丹、徐韬、王为一等十位学生把傅雷送回家来。
　　阿丹说：“我们年轻人很卤莽，说做就做，希望傅先生不要生气。”
　　傅雷在屋里徘徊了片刻，手扶着桌角叹了一口无声的气说：“这书也没法教，学生也没法学，从此我不再进课堂了。”
　　我对阿丹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同学们作些解释，明天开个欢迎会，我负责让傅先生出席，并且把课教完。”
　　阿丹说：“傅先生不要扔下我们！我们真爱听您讲学！”
　　成家和说：“欢迎会我们负责开得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一定要请他出席！”
　　直到一点多种，学生们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傅雷笑盈盈地回到家中，兴致很浓地说：“今天会开得很热烈。学生们单纯、坦率、可爱极了。对于抗日，我一向坚决拥护，也有勇气为祖国献身，可是办学校总不能没有一点纪律，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属于多余，他们完全懂得我的心意。为了这样有为的一批青年，我把课讲完，累死也高兴！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到国际水准让大家满意，做到抗日、功课两不误！哈哈，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我也分享了怒安的喜悦。傅雷本人和阿丹他们一样单纯、坦率、可爱。但是在本期课上完之后，傅雷便宣布辞去教授职务，不再上课，并将办公室内所有表册文件，图书一清点回到家中，便以译书为乐。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说过的话不能改，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勉强了。后来外国语学校出高薪请他去当法文系主任，他果然坚决谢绝。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头。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志荣解放前参加过进步运动，曾经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关押，出狱后，去巴黎留学。一九三五年我路过巴黎参观马蒂斯画展，遇见过他和梁宗岱。解放后他与我在华东艺专同事，后来因病调离，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当年的这种认错精神还是好的。傅雷后来也认识了杨志荣，对挨打一事从未提及，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一九三五年，怒安去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查，工作项目有测量、摄影、绘画、记述、考据，十多个石窟，其中雕像少的十多尊，多的达八九十尊，他费时四个月，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可惜这本书没有出版，现在怕连稿子也不会有了。但这项工作却很有意义，使他有机会对古代雕刻，深入研究，和西方的古典作品做了个比较，后来和孩子们谈雕刻就更全面了。他说过一段很透辟的话：“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逗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这种精神后来也贯串在他和儿子讨论音乐、绘画的全部著作中。
　　这年，他和刘抗同登黄山。山上的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都使他为之狂喜。他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回来后无限感慨地说：“只有登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抗战胜利后，他搬到愚园路宋春舫家，和宋奇等友人一起编《新语》刊物。出不到九期，便被迫停刊。刊物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后来对我讲过：“中国的晋、魏六朝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些杀人很多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淡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语》半月刊，对文学风格比较讲究，还有不少东西可以重新翻翻的！”这段自我批评的话很客观。
　　不久我和他为一件事，整整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很小，傅雷不让他上学，自己教他文化，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的专家教指法，乐团指挥兼提琴家教乐理，每天要傅聪练习钢琴傅雷听觉灵敏，听出差错就打，这一点我很反感，劝他说：“小孩子应当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这样打太不好了。”
　　傅雷说：“我教训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么？”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个疤，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声调提高了。
　　“你这样做要后悔的！”
　　“永不后悔！”
　　他真的不后悔么？不。在认清了自己的过失之后，责己之严，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对儿子说过：“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但这已是后话了。
　　自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想到傅雷没有人谈心，一定会很寂寞。幸而黄宾虹、林风眠两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与之往来。
　　我的女儿英伦，儿子刘麟和傅雷的儿子傅聪、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说：“伯伯！爸爸想你啊！
　　一九五六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电话说：“我来看你。”
　　“来吧！我们全家欢迎你！”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真的来了，一切和好如初。从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两回，有时一起去广东路古董店走走，他爱买些小摆设，拿来和我一起评赏，只要我说好，他就笑颜顿开。
　　在反右派斗争这件事上，我对傅雷很负疚。他到政协参加大鸣大放会议，是我请他去的。那天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座谈会，发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苏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当我讲完之后，他又再次发言，对院系调整提了很多意见。后果真惨，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很激动地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听候处理。有些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词的攻击，我反对，决不接受！”从此杜门不出，连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见。市委在六一年要给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要反对，由梅馥写几句表态的话算了。他没有反应，变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书》出版了，海内外传诵，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虽已去世；打击傅雷最凶的张春桥也被人民关在监狱，可以说是历史无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对我说：“当年市委领导人当中，对定傅雷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对。我也奉命批判过傅雷，当时也是为了保自己。今天读到傅雷的家书和译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惭愧万分。傅雷是不朽的，批判他的几个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说毕，他痛苦地流下了老泪。我也泫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几十年间，对于朱梅馥同志，我是充满着敬意的。她是个无名英雄，从不抛头露面，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傅雷学术上的成就是和她的关心照顾分不开的。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她理解怒安身上特有的长处，尊敬他的学问、人品。对于这些枝节小事，在别人处于同样情况下认为难堪的，而梅馥并不计较。在对傅雷的理解上，我以为她是别具慧眼的。
　　傅雷很固执，认定为真理的，决不肯轻易改变观点。这里想谈一件小事：我到巴黎近郊去看望朱光潜时，画了一张油画《玫瑰村》。傅雷一看便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消化了塞尚的影响！”刚巧梁宗岱也在场，便和他唱反调：“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两位老友争执不休，最后发展到挥拳动武，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不在家，急得我的妻子放声大哭。两人又吵到警察局，局长问明吵架的原因后，哈哈大笑，他们也笑了，和解了事。当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宗岱已患重病，卧在床上，他很久不写诗、不研究文学，也不从事翻译，在做些科学研究工作。老友越来越少，我想起这些往事，希望激发他的怀旧之情，早日康复，写出动人的回忆录来！
　　傅雷的爽直坦率也是很罕见的。有位美专老同事，治学勤勉，擅于著作。刚到学校，为了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一见，蹙着眉头说：“这些画不行，收掉！”弄得别人很尴尬。我又介绍他们相识，傅雷点点头，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弄得我更难堪。事后我问傅雷：“你怎么这样傲慢？”
　　“此公没有本领，只会抄书。”
　　“你太狂妄！”我生气地说。
　　“没有闲功夫！”傅雷扬长而去。
　　我只好向老同事道歉，他哈哈大笑：“傅先生学识高，我不计较。他对我这样的态度是鼓励。我的确只会抄书，以后要用功啊！”这种度量是惊人的。两位著名的学者后来果成了好友。
　　刘抗结婚，傅雷像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跑去闹房，趁着我们喝酒的机会，他一个人溜进洞房，把香粉倒进烟灰缸，把皮鞋挂到窗外，将唱片藏在枕头底下，衬衫吊在天花板上，使新郎、新娘又好笑又难堪。他那天真的笑容使你无法对他生气。他很爱刘抗的画，但在自己婚后第二天便把刘抗赠他的画全部退还，使刘抗大为惊愕，原来是刘抗的夫人未来参加傅雷的婚宴，他认为不给面子，虽然讲过有病，也照样大发怒火。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的纯洁真挚，一旦解释清楚便毫无芥蒂。他和刘抗通信最多，希望抗弟能将这些东西整理出版。
　　怒安笃于友情，见义勇为。一九三六年夏天，张弦返浙江老家过暑假，不想患肠炎脱水病去世，怒安和刘抗征集张弦遗作办了一次画展。一九四七年为庞薰琹办一次画展，奔走之勤，挑选作品之严，为当时罕见。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评论黄宾虹的画，见解也很独到：“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其余多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之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指旅行时勾稿）不用说是国画家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使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他知道楼适夷同志是位老党员，解放前来上海做地下工作，常常住在他家，感情很深。他反复叮咛孩子，不要询问这位叔叔什么事情。这些适夷自有动人的追悼文章在报上发表，不再多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开始烧了一些东西。当时的上海市委怕毁坏文物，但又不便阻止，只好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号召保存及爱护文物。
　　傅雷知道这件事，立即打电话给伊乔说：“烧东西简直是胡闹！太气人了，你要叫海老千万保重，不要为我操心，我的家里十分平安。”
　　八月廿七日，我们两家合请的花师李阿小师傅悄悄来到我家说：“傅先生不让我上门，怕我吃红卫兵的亏，送了我酒和饼干，我不怕受连累，就怕他要出事，这个人脾气太刚了！”
　　九月二日，我叫伊乔打电话问他的下落，电线被剪掉了，叫不通。尽管我已是泥菩萨下水，为了怒安仍不能入睡，他的性格是不会屈服于受蒙蔽的孩子们的。
　　徘徊到天明，李花师流着热泪冲到我家楼上说：“××带着红卫兵抄了傅先生的家，把他按着跪下，折腾了一天才走。先生写信到十点多钟，给内弟、孩子一一交代清楚，还要多付我一点工钱，……我能要么？今天早上才知道，他和傅敏妈妈也一道自尽了。屋子封了门，书烧光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伊乔也泪如泉涌。清人何瓦琴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叹他正在盛年，学术上日益成熟之期，就遭这样下场，太悲惨了！应当是他来哭我的，却让我来哀悼他，啊！这真是太颠倒了！
　　几十年中，他写了不少才气横溢的评论，以研究《摩那丽莎》的文章而言，我见过几十篇，都没有他写得简明深刻。据我所知，他还有不少稿件，没有发表，而今人亡稿失，抱恨终天。他说愿以五年时间为我作传，想不到我在为他描容了。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的一个学生拿来一张画：《长城八达岭》，这是我解放初期送给怒安的。封门之后，小偷从屋顶爬进去偷出画来，卖到旧货店。我的学生从旧货店买了回来，真是叫人感慨万千！
　　现在，我对着华灯，在黄山“散花精舍”叙述这些前尘影事时，忍不住热泪纵横。前夜，又梦见了怒安，他皱眉而笑，我猜度：“笑是为了自己平反昭雪而欣慰；但皱着眉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说：“还有一件大心事：那便是傅聪正在海外飘流，游子不归，难以瞑目。”我说：“怒安放心，聪儿在海外从来不说反党反祖国的话，也不到敌视祖国的国家去办音乐会，至于为台湾同胞演奏，那是应该的，台湾是中国的土地，你不要有负担，他会听你的话回来的！”怒安的眉毛舒开了，淡淡一笑，笑毕而逝。我猛然醒来，一身冷汗。作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并不迷信，梦只能是思想的反映，人死了不可能有灵，否则四人帮能横行十年么？傅聪从小很受到我的钟爱，听说他知道父亲去世噩耗时，正在剧场演奏贝多芬的曲子，后半阕弹得远离乐谱，哀痛莫名。观众们并不认为唐突乐圣，也在涕泣唏嘘，这是善良者编造的诗篇，还是确有其事呢？我无从知道。我只能替怒安再呼唤一次：回来吧，离开祖国这棵大树的鸟儿，是唱不出好歌的。回来吧，当你在祖国的沃土上面对广大听众吐出第一个和弦之前，我确信你会为人民的掌声流泪。到那时候，父老姐妹的深情，游子思亲的愁绪可以交流，我可以代表怒安欢迎你归来呀！我的孩子！

　　本文选自《刘海粟散文精选》，刘海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