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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诗书画都应当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它应当是没有一条预定的路线，而恰恰又是按照必然的路线流过去。正像溪流一样，而非人工的水渠。我非常喜欢拜读孩子的画，他们没有要讨人喜欢或怕人耻笑的种种顾虑，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它真挚，就必然可爱，尽管拖鼻涕、开裆裤也可爱，而我自己的画上则各种雕琢的痕迹太多，条条框框太多，使我不能自由地抒发。
毕加索看了吗？不能理解，我也一样。从纯形式感要求，有些色彩也并不美。听到别人讲，油画家们似乎也说不出所以然。
我喜欢展览前言旁边那张照片。具体说是照片中那些挂满墙壁、摆满地上的各种彩陶，那是非洲黑人的艺术，很美。毕氏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黑人艺术。他如果生前到过中国，也一定会将中国艺术融入其中。此人特长就是极善吸收、善变化，从不重复昨天的足迹。这大概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伟大处了。
我所走过的路造就了我这样的人，对我来说紧跟青年的潮流也不可能，我缺少那种因素、素质。我们这一代人是经过那样的教育过来的，禁锢这么多年，象裹过脚的人一旦放开脚，也走不出“天足”那样的步伐。我们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年轻人所不能具备的，应该说大家各有千秋。
我觉得从学院出来的人都有一个弊病，那就是每走一步都有许多规范，这里利弊不一：如李可染先生说画画要慢，只有慢你的线的味道才留得住，我就牢牢记住一点。但实际上这也不应该是个死的东西，有的先生则说需要快，快才出旋律。
我看过郭味蕖先生画画，他点花骨朵极快，没那个速度活泼劲就出不来。我是认准李先生的，这种认准也常给我启示，但这之中也会有束缚；没有受过学院训练的人就比较自由，但也容易走弯路。说实话，从学院中走出来也真难，首先你要做一个叛逆，我就被人指责过。
我搞过一些变形，其实还只是夸张，算不上变形，这与我受珂勒惠支的影响有关。我说过要否定过去，不然出不来。有人认为我说这话否定传统，认为我是糊涂虫，说你周思聪有那么好的基础还要否定，这家伙是“从人到猿”，大倒退，本来很有美化的能力却把人画得那么丑，不知什么意思。说那话时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搞这些的确不是什么时髦，是要顶着压力。
我的画中，经常有人说能看出一种压抑感、忧郁，直到现在仍然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这种东西并不是我有意要表现的，这和个人经历有关，我后来生病的几年中很想回避一些烦躁的东西，画面上自然也就有了超脱的感觉。
我上中学时就有人说我老爱看阴暗面，这话是我从别人对我的批判中得知。我画画也是这样，大概这是读书的缘故，我喜欢悲剧，喜欢揭示人生苦难的作品，也许这就是一种“特质”。
光变形还不够，在画面组合上也不能用过去那种一瞬间的关系处理，当时的这一切完全出自内心的需要。好多人都说我失败了，我说就是失败也不能按原来的办法画。
当时也很怪，支持我的大都是画油画的，后来作品展出后两年人们也习惯了，现在看真觉得没什么。所以我的感觉是，有时也不能怪学院，有的人在美院呆了很多年，技巧不错，但对什么都不动情，他本身就不适合画画。象李先生那样对大自然的热爱，那才是艺术家的气质，这种东西不是靠美术学院能学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