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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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瘫痪8年的史铁生认识了小自己10岁的陈希米。
陈希米是《希望》杂志编辑，腿有残疾，在看到史铁生的《爱情的命运》后，跟作者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没有见面。
直到1989年，史铁生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陈希米赶来北京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出院之后，史铁生向对方求婚：“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
这年夏天两人结婚，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结婚之后，两人日子过得甜蜜，陈希米照顾史铁生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史铁生给对方写情诗：“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
他把陈希米形容成“顺水漂来的孩子”。
但他解释: “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如果史铁生没在21岁那年截去双腿，他或许会成为一名田径运动员。
1951年1月，史铁生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大学里工作。
史铁生出生之后，一位会算命的亲戚说他们这辈都缺“铁”，爸妈给他取了个“铁”字，因为希望孩子生龙活虎，另一个字取了“生”。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叫史岚。
小时候史铁生活泼好动，爸妈在外地工作，史铁生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他跟奶奶住在乡下的平房，一有空就爬到门口的老海棠树上，在上面看小人书或者打弹弓。
他还在上面写作业，把书包挂在房檐上。到了吃饭的点，奶奶左叫右叫都叫不下来，只能把饭菜举过头顶，史铁生伸手“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
到了上学年纪，妈妈把史铁生接回学校。他勤奋好学，会足球，还会画画，才十岁就获得了写作第一名。中学史铁生考进清华附中，在班里成绩拔尖。
他还擅长体育，尤其是80米跨栏。每次跑步比赛，史铁生都用外八字跑，上身像是钟摆一样摆动，冲起来像一头野牛，每次能拿第一名。
那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运动员。
1968年，国家全面停课，鼓励城市子弟下乡建设祖国。这年史铁生18岁，他告诉母亲，自己愿意到陕西延川县清平湾插队。
母亲反对。史铁生患有先天椎管不全症，不能过度劳累，但史铁生不服气，他把行李像整理财产一样一件件码好，逢人就说“我要去插队了，八成近不了”。
妈妈总是叹气，他也学着叹气，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自我价值就要实现了”：
“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离开北京时看到送站的人泪流满面，他还幸灾乐祸，恨不得哭的人再多一点，好显示自己的特别。
到了陕西，史铁生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乡下没得吃没得穿，每天劳作非常辛苦。
在乡下，他常常是干一天活不吃饭，到晚上喝碗稀粥。有时实在太饿了，他就学着老乡往碗里捏一撮盐，然后盛满水喝下，趁着饱腹感抓紧睡觉。
不仅挨饿，还受冻。史铁生住在阴冷的窑洞里，碰到下雨下雪，就钻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盹的地方也没有。他的脊柱因为长期受寒发生病变，疼得直不起身。
领导照顾他，安排他去干喂猪喂牛的轻活。但史铁生从不偷懒，大冬天半夜也坚持起床给牛添草料，时间一久，寒风把腰吹透了。
1971年，行走困难的史铁生不得不离开陕西，回到北京接受治疗。离开清平湾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太好了，下肢麻木无力，用手掐也没什么感觉。
多年后他在《遥远的清平湾》里总结那段时光，他淡淡地说：
“插队期间努力劳作，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才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三年后小疾衍成大患，双腿瘫痪，遂转回北京。”
史铁生回到北京，因为耽搁太久，双腿瘫痪了。
史铁生一时适应不来，身边的人都劝他要乐观，但他在心里轻笑：“开玩笑，你们说的简便，病又没长在你身上。”
他的性子越来越暴躁，对爸妈、奶奶发火，吓得妹妹不敢进他的房间。有次因为躺了太久，史铁生突然从病床上腾起上身，冲医生怒吼：“你治不好我，我一菜刀劈了你。”
他一天连三句话都说不了，每天做的就是躺在床上等诊断。医生告诉他，他腿上的病可能是肿瘤，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做好截肢的准备。
那段时间，史铁生躺在病床上天天盯着天花板用眼睛余光写字，一个是“肿”，一个是“死”。他在心里暗下决定：“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活了。”
最终他的病被证实不是肿瘤，史铁生的两条腿被截掉了。
1973年，史铁生在友谊医院待了一年之后出院，回到自己不足六平米的小屋里。
那段时间史铁生情绪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他把鸡蛋羹扬到屋顶，还发疯一样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他对朋友说：“我情愿用一只眼睛换一条腿，再加一只胳膊也可以。”
他尝试了三次自杀，触电或者割腕，都被母亲阻拦了下来。母亲拿他没办法，只能抱着儿子的头痛哭。
看到史铁生那副样子，母亲心如刀绞，她长时间向单位请假，从云南回北京照顾儿子，时间一久，单位把工资都给她停了。
为了治病，妈妈卖掉了家里值钱的家具，四处打听治病偏方，欠下了不小债务。
她给史铁生又是洗，又是敷，又是熏，又是灸。史铁生一开始还配合治疗，时间久了不见疗效，他自我放弃了。
史铁生把怨气都撒在母亲身上，成日跟她斗嘴，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也是阴阳怪气。
母亲年轻的时候擅长写作，老师经常夸奖她，还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是不是有家人帮忙？”
她小心翼翼跟儿子分享自己的往事，希望鼓励儿子进行创作。她说：“那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我记得你十岁也获得第一名的，是吗？”
结果史铁生听后呛她道：“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史铁生整日闷在家里，心情日渐忧郁。
这时一位老大夫开导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
史铁生听后心里活动了，开始系统地读书，还让妹妹从学校给他借。看着儿子心情变好，妈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有天史铁生坐在床上，听见门外有小孩子的跑步声，他低头看着两条空荡荡的裤腿，小声啜泣起来。母亲看到很是伤心，决心让儿子重新“行走”。
70年代轮椅还比较稀罕，货源少，价格高。为了满足儿子四处走走的愿望，父亲请邻居设计了图纸，然后带着图纸满城跑。但师傅基本都是摇头，直到跑遍了北京才找到了一家加工部愿意接活。
加工部为史铁生打了一架轮椅。这架轮椅用两个自行车轮，几个万向轮和铁贴窗框制成，为了儿子坐的舒服，母亲还自己缝制了坐垫和靠背，装上了面板充当“书桌”。
日子好的时候，她就推着儿子出门晒太阳，或者去北海看花。但史铁生受不了外人的眼光和邻居的关心，一段时间后又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在家里写作。
直到他看到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史铁生才真正走了出来。
图源：《城市之光》
那天母亲推他去看电影，影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但是被卓别林救了。女主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史铁生心中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他日后在《我与地坛》里写道：“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之后，他接受了母亲找工作的建议，跟着母亲在街道四处奔波。
妈妈每天推着史铁生奔波在劳动局和知青办，去的日子多了，劳动局的人一看见他们就朝他们摆手。妈妈对着工作人员卑微地说：“孩子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胜任很多工作的。”
结果有一个人直接说：“你回去再等等吧，我们这全须全尾的还分配不过来呢！”
听到这话之后，史铁生再没出门找过工作。
（史铁生和妈妈）
1974年，母亲终于为史铁生找到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到北新桥街道生产组当临时工画画。这份工作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劳保，干的活就是在仿古家具上画花鸟，琐碎而无趣。
但史铁生很重视，他每天早早起床，洗脸、穿衣，打扮干净出门，晚上再推着轮椅回来，一干就是七年。
工作间隙，史铁生常常望着窗外的行人发呆，他看着街上骑车上班的男男女女，一边吹口哨一边按铃铛，心里非常羡慕。
工作满勤可以领30元，但史铁生为了读书写作，一天只干半天，每月领十五块。他用这十五块给妈妈买油盐酱醋，给妹妹买书和各种小玩意，还招待朋友在家吃饭。
每到周末，史铁生的房间里都充斥着欢声笑语，一群文艺青年讨论文学、艺术，这是史铁生最快乐的时刻。
日子久了，史铁生适应了轮椅生活，也接受了瘫痪的事实：“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他早年住在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里，出门是坑洼的土路，走路十分不便。史铁生不再要母亲推了，自己滚动轮椅出门，但常常翻车。
轮椅翻了，史铁生也不喜欢喊人，他总是先坐在地上扶起轮椅，然后再用双臂把自己硬撑上去，他说：“我是残疾人，但不是废人。”
母亲看到他这样倔强，既心疼又不敢上去扶他。
史铁生写作步入正轨，时常有文学界朋友去看他，每次都能被他的乐观所打动。史铁生从文学聊到体育，从体育聊到旅游，还特喜欢聊吃的：
“羊肉还是牛街的好！酱牛肉还在白纸坊的地道！”甚至连常营回民乡的李小老烧饼，他都一清二楚。
有次赶上饭点，史铁生拉着朋友要他们别走，说：“都别走，我给大家伙儿做饭，做好吃的。”他坐在轮椅上，撸起袖子开始炒菜，一面炒一面跟朋友说笑，把几个朋友感动得流泪。
王安忆感慨：“史铁生的乐观和率真，让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都自愧不如。”
日子开始好转，可妈妈却病了。
因为常年担忧儿子，母亲睡眠严重缺乏，时常头晕，低血糖，后来慢慢患上了肝病。
一开始她只是肚子痛，后来发展到疼得整晚都睡不着觉，每晚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掉。
女儿史岚知道了妈妈的病，心疼要她去医院瞧瞧。妈妈要她不要告诉史铁生，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硬化晚期。
一个晴朗的秋天下午，母亲告诉儿子：“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看。”史铁生兴致很好，答应了第二天去看花。
母亲很高兴，掩不住兴奋地絮叨着：“看完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喜欢吃那里的豌豆黄儿，你还记得那会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
说到“跑”这个字，妈妈一下子停住了，对于“跑”“踩”之类的字眼，妈妈比史铁生还要谨慎。怕儿子伤心，妈妈说完就悄悄出去了。
可一出去，母亲就再没回来。
母亲出门摔到在台阶上，大口大口吐着血，邻居见状吓坏了，忙着把她抬上三轮车送去医院。
史铁生闻讯出来，只看到三轮车快速行驶的背影。那时他不知道母亲已经病得那么严重，还在等着她推自己去北海赏菊花。
史岚去医院看妈妈，抱着母亲在病房里大哭。母亲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说：“我没事，做个手术就好了，你要照顾好哥哥。”
手术做完了，母亲却陷入了昏迷，但却在昏迷中痛苦得大叫。史岚和爸爸轮流值班，不敢让史铁生知道，每次妈妈喊叫，她就跑到洗手间里拧开水龙头流泪。
母亲在医院躺了一周，最后不行了。邻居背着史铁生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昏迷不醒，只有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呼吸，邻居告诉他，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和爸爸、妹妹搬离了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的两间平房。
一家三口表面上跟往常一样，爸爸上班，史铁生去街道工作，妹妹上学，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憋屈着痛苦，三人只在饭桌上讲话。
史铁生从小要强又优秀，妈妈总是偏向儿子，数落史岚：“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去地坛公园发呆，一待就是一天。妹妹放学后去找他，有时喊好几遍他也听不见。史岚看着沉默的史铁生，心里很慌张。
往年母亲在世时，就常常推史铁生来地坛走动。几年下来，史铁生走遍了地坛的每个角落。
那天他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望着夕阳静静照在地坛公园的墙上，心里忽然想到：
“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史铁生写下了怀念母亲的《秋天的怀念》，在文中，他写下了自己对母亲的不理解和悔恨，末尾他说：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这一年，史铁生30岁，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但母亲已经离世。
几年后他的另一篇小说获奖，“可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成名之后，登门拜访的人多了起来，大家心怀好意，觉得史铁生过得很不容易。但史铁生不会讲场面话，次数多了，他总会摇着轮椅躲出去。
他在地坛的树荫底下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他听到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史铁生像是得到安慰一般睁开双眼，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1979年，因为下肢麻痹，史铁生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不得不插导尿管。
也是在这一年，史铁生认识了自己日后的妻子，陈希米。
读到史铁生那年，陈希米只有18岁，腿有残疾，是《希望》杂志的一名编辑。有天她看到了一篇名为《爱情的命运》的文章，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这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北，通了10年信没见过面。
1989年，史铁生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陈希米第一次赶到北京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出院之后，史铁生向对方求婚，说：“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陈希米留下了，1989年夏两人结婚，这年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结婚之后，两人日子过得甜蜜，陈希米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去找胡同里他爱吃的小馆子，史铁生会给她念叶芝的《当你老了》。
有时两人共读一本书，史铁生读得快，陈希米就要他讲给自己听，史铁生卖关子说：“那你给我做碗炸酱面，我就告诉你。”
他给对方写诗，说：“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还把陈希米形容成“顺水漂来的孩子”。
但他说: “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作家铁凝在书中回忆自己作客的情景，说两人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一个不足70平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自和面团、烤面包，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
1998年，因为久坐，史铁生由慢性肾伤害演化成了尿毒症，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一个礼拜三次。
每次透析，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陈希米日夜陪在身边，紧紧握着他的手。
史铁生做了9年透析，遭受了1000多次针刺，动脉和静脉被扎成了蚯蚓状。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看着血液在透析器里汩汩流动，从身体里出来流进透析器过滤，再回到身体里去，他说：
“我恍如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透析费用昂贵，史铁生每年25万的透析费由作协拨款资助，除去透析费，巨额医药费只能由他写作填补。
他跟朋友开玩笑：“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
对此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中国作协即使只养着一个人，也该是史铁生。”
尽管痛苦，史铁生仍旧保持乐观，他跟每个来探望的朋友谈笑，调侃自己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还说着出院后要吃羊头、饺子。他还在书里写：
“我透析已经五年。迄今透了十年、二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快乐并且有所作为地再活上几十年，而非自暴自弃地去等那最后一刻。”
医生被他的毅力震撼到了，说：“他叫铁生，真是叫对了！”
北京友谊医院的主治医生也对他非常敬佩，称赞他：“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2010年年初，史铁生病情加重住院，抢救过后只能卧床养病，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
史铁生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他立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只要我身上有一样东西，能留下就留下。”
12月，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住院，他在病床上为20万字的《病隙碎笔》写下句号，然后要妻子联系了红十字会。
捐献器官并不容易，器官捐献必须从活体取下来才有用，超过15分钟就废弃了。
为了等医生前来，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满脸憋得通红，支撑了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肝脏、大脑和脊髓捐献手术。他说：“希望器官新的主人能帮我继续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9小时之后，他的肝脏成功移植在了天津一名肝病患者身上。
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这天距离他六十岁生日只有五天。史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命若琴弦》，被陈凯歌改成电影，黄磊、许晴主演。那个晚上，朋友们称之为“弦断之夜”。
史铁生躺在病床上之时，亲人、朋友、邻居都来了。有个朋友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油葫芦，放在家里忘了带。陈希米要他快回家去取，取来发现上面刻着“祝铁哥耳顺之寿。”
朋友把礼物塞进史铁生手里，他紧紧攥住了它。
1月4日，史铁生的葬礼在北京798时代空间画廊举行，当天是他60岁“生日”。
那天来了很多人，大家围着史铁生的遗照静静站着，60根点燃的蜡烛围成一圈，一朵朵玫瑰上别着卡片，上面写着“铁生，生日快乐”“铁生，一路走好”。
葬礼上，没有哭泣，也没有哀乐，因为史铁生不喜欢。陈希米还按照丈夫生前要求，给他盖上了“巨能量”的大花被。
她对朋友们鞠躬：“来自你们的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留恋。”朋友们说：“是你的爱，他才存活那么久。”
史铁生去世之后，陈希米把他的骨灰装在王安忆送的木匣子里，总是随身携带。
史铁生曾对她说，自己很怀念坐火车的感觉，陈希米带着史铁生的骨灰，一路坐火车去了南方，还去了他向往的欧洲。
90年代，史铁生曾有一次北欧之行，阿来、余华、格非等人陪同。
那时他们住在瑞典一个湖边，每到傍晚就去足球场踢球。朋友们把史铁生背过去，看着他们踢。临走史铁生说：“如果上帝让我在这个球场上踢几分钟，就是几分钟，我愿意舍弃所有东西，包括生命。”
但他又说：“如果健康和爱情只能二选一，我选择爱情。”
2012年，陈希米前往德国，来到德国罗腾堡小镇住了下来。
在德国，陈希米写下了怀念丈夫的《让死活下去》，她时常望着史铁生的照片发呆，最常说的话就是：“别忘了你说过的下辈子还要娶我。”
去世前几年，史铁生把写给妻子的情诗《希米，希米》拿出来发表了。
陈希米有些不解，觉得这种作风不像他。后来她明白了：“他是在为死做准备，他要感激我，要彰显我，要给我荣耀，现在我才懂得他的良苦用心。”
史铁生曾给自己想好墓志铭，取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丈夫去世之后，陈希米也为自己想好了百年之后的墓志铭：
下一世我还将顺水漂来。
史铁生刚截肢那两年，母亲去劳动局给他找工作，在路边挖了一株刚出土的“含羞草”，回家才发现是一棵合欢树。
母亲一直喜欢花花草草，但那时候没有心思，也就没有细心照料。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但没舍得丢掉，仍旧长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长高了，母亲很高兴，觉得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隔了一年她把合欢移到地上，时常念叨着不知几年才开花。
就是在这一年，母亲去世了。史铁生和妹妹搬了家，谁都忘记了那棵合欢树。
搬家之后，史铁生很少回到之前的小院，每次快走近了就停下，推说手摇车不方便。
院儿里的老太太都把史铁生当儿孙看，见面跟他闲扯时光。史铁生坐在他们院里，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大家都不谈到母亲。
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史铁生心里一抖，但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方便。大家转开话题，说起之前他们家住的房子现在住了小两口，刚生了儿子，孩子不哭不闹，每天瞪着窗户上的合欢树影儿看。
互相感慨一番，史铁生就回去了。
两年后，史铁生推着轮椅在街上闲逛，他想：“与其闲逛，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他推着车朝小院驶去，却发现家家门前都改造了，连推自行车行进都要侧身。他只得问大伙儿，大伙告诉他：“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
史铁生后悔两年前没去看看，他静静呆着，想到那个孩子长大了，或许会想起童年的事，想起那晃动的树影，但他不知道那是谁种的，也不知道是怎么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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