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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3次,瘫痪38年,他是不是“废人”?

(2022-05-09 08:16:34) 下一个
 叉少 往事叉烧 2022-05-09 00:33

         1979年,瘫痪8年的史铁生认识了小自己10岁的陈希米。

陈希米是《希望》杂志编辑,腿有残疾,在看到史铁生的《爱情的命运》后,跟作者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没有见面。

 

直到1989年,史铁生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陈希米赶来北京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出院之后,史铁生向对方求婚:“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

 

这年夏天两人结婚,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结婚之后,两人日子过得甜蜜,陈希米照顾史铁生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史铁生给对方写情诗:“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

 

他把陈希米形容成“顺水漂来的孩子”。

 

但他解释: “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如果史铁生没在21岁那年截去双腿,他或许会成为一名田径运动员。

 

1951年1月,史铁生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大学里工作。

 

史铁生出生之后,一位会算命的亲戚说他们这辈都缺“铁”,爸妈给他取了个“铁”字,因为希望孩子生龙活虎,另一个字取了“生”。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叫史岚。

 

小时候史铁生活泼好动,爸妈在外地工作,史铁生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他跟奶奶住在乡下的平房,一有空就爬到门口的老海棠树上,在上面看小人书或者打弹弓。

 

他还在上面写作业,把书包挂在房檐上。到了吃饭的点,奶奶左叫右叫都叫不下来,只能把饭菜举过头顶,史铁生伸手“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

 

到了上学年纪,妈妈把史铁生接回学校。他勤奋好学,会足球,还会画画,才十岁就获得了写作第一名。中学史铁生考进清华附中,在班里成绩拔尖。

 

他还擅长体育,尤其是80米跨栏。每次跑步比赛,史铁生都用外八字跑,上身像是钟摆一样摆动,冲起来像一头野牛,每次能拿第一名。

 

那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运动员。

 

1968年,国家全面停课,鼓励城市子弟下乡建设祖国。这年史铁生18岁,他告诉母亲,自己愿意到陕西延川县清平湾插队。

 

母亲反对。史铁生患有先天椎管不全症,不能过度劳累,但史铁生不服气,他把行李像整理财产一样一件件码好,逢人就说“我要去插队了,八成近不了”。

 

妈妈总是叹气,他也学着叹气,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自我价值就要实现了”:

 

“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离开北京时看到送站的人泪流满面,他还幸灾乐祸,恨不得哭的人再多一点,好显示自己的特别。

 

到了陕西,史铁生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乡下没得吃没得穿,每天劳作非常辛苦。

 

在乡下,他常常是干一天活不吃饭,到晚上喝碗稀粥。有时实在太饿了,他就学着老乡往碗里捏一撮盐,然后盛满水喝下,趁着饱腹感抓紧睡觉。

 

不仅挨饿,还受冻。史铁生住在阴冷的窑洞里,碰到下雨下雪,就钻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盹的地方也没有。他的脊柱因为长期受寒发生病变,疼得直不起身。

 

领导照顾他,安排他去干喂猪喂牛的轻活。但史铁生从不偷懒,大冬天半夜也坚持起床给牛添草料,时间一久,寒风把腰吹透了。

 

 

1971年,行走困难的史铁生不得不离开陕西,回到北京接受治疗。离开清平湾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太好了,下肢麻木无力,用手掐也没什么感觉。

 

多年后他在《遥远的清平湾》里总结那段时光,他淡淡地说:

 

“插队期间努力劳作,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才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三年后小疾衍成大患,双腿瘫痪,遂转回北京。”

 

史铁生回到北京,因为耽搁太久,双腿瘫痪了。

 

史铁生一时适应不来,身边的人都劝他要乐观,但他在心里轻笑:“开玩笑,你们说的简便,病又没长在你身上。”

 

他的性子越来越暴躁,对爸妈、奶奶发火,吓得妹妹不敢进他的房间。有次因为躺了太久,史铁生突然从病床上腾起上身,冲医生怒吼:“你治不好我,我一菜刀劈了你。”

 

他一天连三句话都说不了,每天做的就是躺在床上等诊断。医生告诉他,他腿上的病可能是肿瘤,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做好截肢的准备。

 

那段时间,史铁生躺在病床上天天盯着天花板用眼睛余光写字,一个是“肿”,一个是“死”。他在心里暗下决定:“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活了。”

 

最终他的病被证实不是肿瘤,史铁生的两条腿被截掉了。

 

1973年,史铁生在友谊医院待了一年之后出院,回到自己不足六平米的小屋里。

 

那段时间史铁生情绪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他把鸡蛋羹扬到屋顶,还发疯一样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他对朋友说:“我情愿用一只眼睛换一条腿,再加一只胳膊也可以。”

 

他尝试了三次自杀,触电或者割腕,都被母亲阻拦了下来。母亲拿他没办法,只能抱着儿子的头痛哭。

 

看到史铁生那副样子,母亲心如刀绞,她长时间向单位请假,从云南回北京照顾儿子,时间一久,单位把工资都给她停了。

 

为了治病,妈妈卖掉了家里值钱的家具,四处打听治病偏方,欠下了不小债务。

 

她给史铁生又是洗,又是敷,又是熏,又是灸。史铁生一开始还配合治疗,时间久了不见疗效,他自我放弃了。

 

史铁生把怨气都撒在母亲身上,成日跟她斗嘴,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也是阴阳怪气。

 

母亲年轻的时候擅长写作,老师经常夸奖她,还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是不是有家人帮忙?”

 

她小心翼翼跟儿子分享自己的往事,希望鼓励儿子进行创作。她说:“那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我记得你十岁也获得第一名的,是吗?”

 

结果史铁生听后呛她道:“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史铁生整日闷在家里,心情日渐忧郁。

 

这时一位老大夫开导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

 

史铁生听后心里活动了,开始系统地读书,还让妹妹从学校给他借。看着儿子心情变好,妈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有天史铁生坐在床上,听见门外有小孩子的跑步声,他低头看着两条空荡荡的裤腿,小声啜泣起来。母亲看到很是伤心,决心让儿子重新“行走”。

 

70年代轮椅还比较稀罕,货源少,价格高。为了满足儿子四处走走的愿望,父亲请邻居设计了图纸,然后带着图纸满城跑。但师傅基本都是摇头,直到跑遍了北京才找到了一家加工部愿意接活。

 

加工部为史铁生打了一架轮椅。这架轮椅用两个自行车轮,几个万向轮和铁贴窗框制成,为了儿子坐的舒服,母亲还自己缝制了坐垫和靠背,装上了面板充当“书桌”。

 

日子好的时候,她就推着儿子出门晒太阳,或者去北海看花。但史铁生受不了外人的眼光和邻居的关心,一段时间后又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在家里写作。

 

直到他看到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史铁生才真正走了出来。

 

图源:《城市之光》

 

那天母亲推他去看电影,影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但是被卓别林救了。女主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史铁生心中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他日后在《我与地坛》里写道:“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之后,他接受了母亲找工作的建议,跟着母亲在街道四处奔波。

 

妈妈每天推着史铁生奔波在劳动局和知青办,去的日子多了,劳动局的人一看见他们就朝他们摆手。妈妈对着工作人员卑微地说:“孩子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胜任很多工作的。”

 

结果有一个人直接说:“你回去再等等吧,我们这全须全尾的还分配不过来呢!”

 

听到这话之后,史铁生再没出门找过工作。

 

(史铁生和妈妈)

 

1974年,母亲终于为史铁生找到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到北新桥街道生产组当临时工画画。这份工作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劳保,干的活就是在仿古家具上画花鸟,琐碎而无趣。

 

但史铁生很重视,他每天早早起床,洗脸、穿衣,打扮干净出门,晚上再推着轮椅回来,一干就是七年。

 

工作间隙,史铁生常常望着窗外的行人发呆,他看着街上骑车上班的男男女女,一边吹口哨一边按铃铛,心里非常羡慕。

 

工作满勤可以领30元,但史铁生为了读书写作,一天只干半天,每月领十五块。他用这十五块给妈妈买油盐酱醋,给妹妹买书和各种小玩意,还招待朋友在家吃饭。

 

每到周末,史铁生的房间里都充斥着欢声笑语,一群文艺青年讨论文学、艺术,这是史铁生最快乐的时刻。

  

日子久了,史铁生适应了轮椅生活,也接受了瘫痪的事实:“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他早年住在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里,出门是坑洼的土路,走路十分不便。史铁生不再要母亲推了,自己滚动轮椅出门,但常常翻车。

 

轮椅翻了,史铁生也不喜欢喊人,他总是先坐在地上扶起轮椅,然后再用双臂把自己硬撑上去,他说:“我是残疾人,但不是废人。”

 

母亲看到他这样倔强,既心疼又不敢上去扶他。

 

 

史铁生写作步入正轨,时常有文学界朋友去看他,每次都能被他的乐观所打动。史铁生从文学聊到体育,从体育聊到旅游,还特喜欢聊吃的:

 

“羊肉还是牛街的好!酱牛肉还在白纸坊的地道!”甚至连常营回民乡的李小老烧饼,他都一清二楚。

 

有次赶上饭点,史铁生拉着朋友要他们别走,说:“都别走,我给大家伙儿做饭,做好吃的。”他坐在轮椅上,撸起袖子开始炒菜,一面炒一面跟朋友说笑,把几个朋友感动得流泪。

 

王安忆感慨:“史铁生的乐观和率真,让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都自愧不如。”

 

日子开始好转,可妈妈却病了。

 

因为常年担忧儿子,母亲睡眠严重缺乏,时常头晕,低血糖,后来慢慢患上了肝病。

 

一开始她只是肚子痛,后来发展到疼得整晚都睡不着觉,每晚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掉。

 

女儿史岚知道了妈妈的病,心疼要她去医院瞧瞧。妈妈要她不要告诉史铁生,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硬化晚期。

 

一个晴朗的秋天下午,母亲告诉儿子:“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看。”史铁生兴致很好,答应了第二天去看花。

 

母亲很高兴,掩不住兴奋地絮叨着:“看完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喜欢吃那里的豌豆黄儿,你还记得那会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

 

说到“跑”这个字,妈妈一下子停住了,对于“跑”“踩”之类的字眼,妈妈比史铁生还要谨慎。怕儿子伤心,妈妈说完就悄悄出去了。

 

可一出去,母亲就再没回来。

 

母亲出门摔到在台阶上,大口大口吐着血,邻居见状吓坏了,忙着把她抬上三轮车送去医院。

 

史铁生闻讯出来,只看到三轮车快速行驶的背影。那时他不知道母亲已经病得那么严重,还在等着她推自己去北海赏菊花。

 

史岚去医院看妈妈,抱着母亲在病房里大哭。母亲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说:“我没事,做个手术就好了,你要照顾好哥哥。”

 

手术做完了,母亲却陷入了昏迷,但却在昏迷中痛苦得大叫。史岚和爸爸轮流值班,不敢让史铁生知道,每次妈妈喊叫,她就跑到洗手间里拧开水龙头流泪。

 

母亲在医院躺了一周,最后不行了。邻居背着史铁生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昏迷不醒,只有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呼吸,邻居告诉他,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和爸爸、妹妹搬离了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的两间平房。

 

一家三口表面上跟往常一样,爸爸上班,史铁生去街道工作,妹妹上学,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憋屈着痛苦,三人只在饭桌上讲话。

 

史铁生从小要强又优秀,妈妈总是偏向儿子,数落史岚:“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去地坛公园发呆,一待就是一天。妹妹放学后去找他,有时喊好几遍他也听不见。史岚看着沉默的史铁生,心里很慌张。

 

往年母亲在世时,就常常推史铁生来地坛走动。几年下来,史铁生走遍了地坛的每个角落。

 

那天他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望着夕阳静静照在地坛公园的墙上,心里忽然想到:

 

“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史铁生写下了怀念母亲的《秋天的怀念》,在文中,他写下了自己对母亲的不理解和悔恨,末尾他说: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这一年,史铁生30岁,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但母亲已经离世。

 

几年后他的另一篇小说获奖,“可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成名之后,登门拜访的人多了起来,大家心怀好意,觉得史铁生过得很不容易。但史铁生不会讲场面话,次数多了,他总会摇着轮椅躲出去。

 

他在地坛的树荫底下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他听到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史铁生像是得到安慰一般睁开双眼,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1979年,因为下肢麻痹,史铁生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不得不插导尿管。

 

也是在这一年,史铁生认识了自己日后的妻子,陈希米。

 

读到史铁生那年,陈希米只有18岁,腿有残疾,是《希望》杂志的一名编辑。有天她看到了一篇名为《爱情的命运》的文章,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这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北,通了10年信没见过面。

 

1989年,史铁生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陈希米第一次赶到北京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出院之后,史铁生向对方求婚,说:“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陈希米留下了,1989年夏两人结婚,这年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结婚之后,两人日子过得甜蜜,陈希米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去找胡同里他爱吃的小馆子,史铁生会给她念叶芝的《当你老了》。

 

有时两人共读一本书,史铁生读得快,陈希米就要他讲给自己听,史铁生卖关子说:“那你给我做碗炸酱面,我就告诉你。”

 

他给对方写诗,说:“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还把陈希米形容成“顺水漂来的孩子”。

 

但他说: “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作家铁凝在书中回忆自己作客的情景,说两人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一个不足70平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自和面团、烤面包,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

  

1998年,因为久坐,史铁生由慢性肾伤害演化成了尿毒症,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一个礼拜三次。

 

每次透析,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陈希米日夜陪在身边,紧紧握着他的手。

 

史铁生做了9年透析,遭受了1000多次针刺,动脉和静脉被扎成了蚯蚓状。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看着血液在透析器里汩汩流动,从身体里出来流进透析器过滤,再回到身体里去,他说:

 

“我恍如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透析费用昂贵,史铁生每年25万的透析费由作协拨款资助,除去透析费,巨额医药费只能由他写作填补。

 

他跟朋友开玩笑:“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

 

对此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中国作协即使只养着一个人,也该是史铁生。”

 

尽管痛苦,史铁生仍旧保持乐观,他跟每个来探望的朋友谈笑,调侃自己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还说着出院后要吃羊头、饺子。他还在书里写:

 

“我透析已经五年。迄今透了十年、二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快乐并且有所作为地再活上几十年,而非自暴自弃地去等那最后一刻。”

 

医生被他的毅力震撼到了,说:“他叫铁生,真是叫对了!”

 

北京友谊医院的主治医生也对他非常敬佩,称赞他:“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2010年年初,史铁生病情加重住院,抢救过后只能卧床养病,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

 

史铁生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他立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只要我身上有一样东西,能留下就留下。”

 

12月,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住院,他在病床上为20万字的《病隙碎笔》写下句号,然后要妻子联系了红十字会。

 

捐献器官并不容易,器官捐献必须从活体取下来才有用,超过15分钟就废弃了。

 

为了等医生前来,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满脸憋得通红,支撑了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肝脏、大脑和脊髓捐献手术。他说:“希望器官新的主人能帮我继续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9小时之后,他的肝脏成功移植在了天津一名肝病患者身上。

 

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这天距离他六十岁生日只有五天。史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命若琴弦》,被陈凯歌改成电影,黄磊、许晴主演。那个晚上,朋友们称之为“弦断之夜”。

 

史铁生躺在病床上之时,亲人、朋友、邻居都来了。有个朋友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油葫芦,放在家里忘了带。陈希米要他快回家去取,取来发现上面刻着“祝铁哥耳顺之寿。”

 

朋友把礼物塞进史铁生手里,他紧紧攥住了它。

  

1月4日,史铁生的葬礼在北京798时代空间画廊举行,当天是他60岁“生日”。

 

那天来了很多人,大家围着史铁生的遗照静静站着,60根点燃的蜡烛围成一圈,一朵朵玫瑰上别着卡片,上面写着“铁生,生日快乐”“铁生,一路走好”。

 

葬礼上,没有哭泣,也没有哀乐,因为史铁生不喜欢。陈希米还按照丈夫生前要求,给他盖上了“巨能量”的大花被。

 

她对朋友们鞠躬:“来自你们的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留恋。”朋友们说:“是你的爱,他才存活那么久。”

 

史铁生去世之后,陈希米把他的骨灰装在王安忆送的木匣子里,总是随身携带。

 

史铁生曾对她说,自己很怀念坐火车的感觉,陈希米带着史铁生的骨灰,一路坐火车去了南方,还去了他向往的欧洲。

 

90年代,史铁生曾有一次北欧之行,阿来、余华、格非等人陪同。

 

那时他们住在瑞典一个湖边,每到傍晚就去足球场踢球。朋友们把史铁生背过去,看着他们踢。临走史铁生说:“如果上帝让我在这个球场上踢几分钟,就是几分钟,我愿意舍弃所有东西,包括生命。”

 

但他又说:“如果健康和爱情只能二选一,我选择爱情。”

 

2012年,陈希米前往德国,来到德国罗腾堡小镇住了下来。

 

在德国,陈希米写下了怀念丈夫的《让死活下去》,她时常望着史铁生的照片发呆,最常说的话就是:“别忘了你说过的下辈子还要娶我。”

 

 

去世前几年,史铁生把写给妻子的情诗《希米,希米》拿出来发表了。

 

陈希米有些不解,觉得这种作风不像他。后来她明白了:“他是在为死做准备,他要感激我,要彰显我,要给我荣耀,现在我才懂得他的良苦用心。”

 

史铁生曾给自己想好墓志铭,取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丈夫去世之后,陈希米也为自己想好了百年之后的墓志铭:

 

下一世我还将顺水漂来。

  

史铁生刚截肢那两年,母亲去劳动局给他找工作,在路边挖了一株刚出土的“含羞草”,回家才发现是一棵合欢树。

 

母亲一直喜欢花花草草,但那时候没有心思,也就没有细心照料。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但没舍得丢掉,仍旧长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长高了,母亲很高兴,觉得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隔了一年她把合欢移到地上,时常念叨着不知几年才开花。

 

就是在这一年,母亲去世了。史铁生和妹妹搬了家,谁都忘记了那棵合欢树。

 

搬家之后,史铁生很少回到之前的小院,每次快走近了就停下,推说手摇车不方便。

 

院儿里的老太太都把史铁生当儿孙看,见面跟他闲扯时光。史铁生坐在他们院里,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大家都不谈到母亲。

 

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史铁生心里一抖,但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方便。大家转开话题,说起之前他们家住的房子现在住了小两口,刚生了儿子,孩子不哭不闹,每天瞪着窗户上的合欢树影儿看。

 

互相感慨一番,史铁生就回去了。

 

两年后,史铁生推着轮椅在街上闲逛,他想:“与其闲逛,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他推着车朝小院驶去,却发现家家门前都改造了,连推自行车行进都要侧身。他只得问大伙儿,大伙告诉他:“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

 

史铁生后悔两年前没去看看,他静静呆着,想到那个孩子长大了,或许会想起童年的事,想起那晃动的树影,但他不知道那是谁种的,也不知道是怎么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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