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是鲁迅作品中别具艺术光泽的一篇，也是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写于1924年2月7日。作品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祝福》虽然只有9000字的篇幅，但密度足够大，深具戏剧性和命运冲突感。九十多年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文章极多，几乎穷尽了各种角度。我希望在前人基础上重读，重新理解这部作品和祥林嫂这个人物。说到底，一部作品的经典性，是在后人的反复阅读和阐释中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祥林嫂这个人物，是什么触发了小说家写她，或者，什么是《祝福》的情感发动机？这是缠绕《祝福》研究的著名问题。不同研究者给过不同的答案。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人物来源于现实生活。周作人有一篇文字叫《彷徨衍义》，里面指出过祥林嫂的“真实原型”。在他看来，人物原型来自鲁迅本家远房的伯母，一个因为“失去”儿子变得精神有些失常的女人。“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但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所吃，也即是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这篇文字里讲到关于再嫁女人死后的际遇，以及孩子被狼吃掉的传说等等，可以被理解为鲁迅写作《祝福》的一个背景。很可能，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引发了小说家的思考。
最近十年来，研究界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祥林嫂这一形象的诞生与佛教故事有关。因为读者发现这篇小说有些地方使用了佛教用语，也有地狱与魂灵的说法，而鲁迅本人，包括周作人，都喜欢读佛教故事。目前看来，第一篇关于这个说法的论文是甘智钢《〈祝福〉故事源考》。这篇论文发现《祝福》的故事与佛经《贤愚因缘经》中的《微妙比丘尼品》的故事有一定联系。“《贤愚因缘经》又称《贤愚经》，是一个影响甚大的通俗佛经，它与鲁迅钟爱的《百喻经》一样，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宣传佛法，达到传教目的。这部书与鲁迅关系密切。” 甘智钢注意到，《鲁迅日记》1914年7月4日记载，他午后赴琉璃厂买书，其中有《贤愚因缘经》四册，后来他还将它寄给了周作人。《贤愚经》的微妙比丘尼的佛教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从敦煌莫高窟296号洞里可以看到。故事的主人公是微妙比丘尼。作为女人，微妙的一生不断遭遇不幸，后来佛祖出现，将这个集无数苦难为一身的女人收为了弟子，她后来反复宣讲自己受苦受难的故事，以此为众人说法。
北周·莫高窟第296窟关于微妙比丘尼的壁画。图为微妙求解脱。
刘禾在《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里认为，《祝福》这篇作品的出现，与鲁迅想回应当时的一些问题有关。因为鲁迅在当时对人类的灵魂问题有自己的困惑。他把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同时也包括阅读佛教作品的经历糅合在了一起，所以才有了这部作品，这一观点深具启发生。以上是关于为什么会有祥林嫂人物形象研究成果的梳理。其实，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为何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原因肯定很复杂。很可能是许多原因许多感慨共同促成。
小说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2月7日，是那一年阴历的大年初三。在家家户户的爆竹声中，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想象了一个女佣的发问与死去。这一年离他读《贤愚经》过去了大概有十年，而他也离家很久。小说里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来自一个小说家的创造性想象。他用这9000字的篇幅，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创造了一个女人的鲁镇生存，也写出了她最后的走向毁灭。换句话说，无论脱胎于哪儿，祥林嫂这个人物都是被鲁迅创造出来的，他以不长的篇幅“无中生有”，给予这个女人生命和血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九十多年来，这个女人从被创造之初就活着，活到今天。创作者的肉身已然离去，但是祥林嫂活了下来，她有人间气，有生命力，也活过了时间。
《祝福》结构工整，开头和结尾呼应。开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场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是我们常见到的春节景象。这是理解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背景。春节的气氛中，小说写到三次下雪，而这三次下雪，与叙述人回忆祥林嫂的一生是相互映衬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会忽略“我”与祥林嫂的对话。这是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也是非常经典的片断，那应该视作“我”与祥林嫂的劈面相逢。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是小说中的第一个小高潮。一个“纯乎乞丐”的女人问出了一个非常有精神高度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没有得到回答。而就在叙述人也觉得迷惑的时候，更大的震惊感马上到来，祥林嫂死了，并且被鲁四老爷指斥为谬种。至于怎么死的，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提起，“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句无情的、充满鄙夷的回答，立刻让人觉出祥林嫂命运的卑微。就在这样的回答之后，仿佛在回应穷死的这个说法，小说有一段抒情、伤怀但又很美的段落。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莱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在悲哀、寂寥又不无反讽的语句里，我们看到了祥林嫂的前史。最初，她是健壮的、有活力的女人。“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但是，她很快被拐，被逼着远嫁。命运发生逆转，第二次见时，“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第三次呢，“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生命的活力从祥林嫂身上消失，她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失神，直至变成“行尸走肉”。诸多研究者都论述过祥林嫂的受害和她命运的被动性。但是，她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承受者吗？
进入文本内部，站在祥林嫂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她不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的自主权。《祝福》中固然可以看到鲁镇环境对祥林嫂的种种压迫，但也要看到一个女人的拼命挣扎，而正是压迫与挣扎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和碰撞，小说才有了一种内在的紧张感。
事实上，小说中给出了她第一次出门来做佣人是逃出来的信息，这样的“瞒”与“逃”，便是这个女人的反抗。所以，也就是说，小说给出的第一次反抗便是逃离婆家，到鲁四老爷家来打工。这并非想当然，小说中有明确的信息：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逃”到鲁四老爷家是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而顺着这个路径，我们可以爬梳出小说内部祥林嫂反抗的整个时间线。第一次逃出来，被人捉回去再嫁，于是有了她第二次反抗。
丰子恺为《祝福》所作插画。图为祥林嫂被抢回山里被迫成婚的场景。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样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第二次反抗，哭喊过，后来被拖进船里，“捆了躺在船板上。”此时，她被当作一种交换物，直接卖到了山里。第三次反抗，从卫婆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
她的反抗激烈，一路嚎，一路骂，而且“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即使来自卫婆子的转述，读者依然感受到这个女人的挣扎，这种挣扎固然可以说她受到了贞洁观念的束缚，但也应该理解为这是一个女人的不服从、不认同——面对强迫，祥林嫂发出了嚎叫，甚至以死相逼，但是，她有别的办法吗，只能再一次向命运低头，低头承认自己作为物的命运。
丰子恺为《祝福》所作插画。图为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叼走前后的情形。
当然，《祝福》也写到了祥林嫂命运的峰回路转，“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墺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14] 可是，不多久厄运再一次降临。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被大伯赶出家。像轮回一样，一无所有的祥林嫂又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这是应该是她第四次自救了，她渴望用劳动换取报酬，然后活下去，获得正大光明地劳动、参与祭祀的权力，获得作为一个人的权力。然而，正如后来读者所知道的，这个权力又被无情地剥夺了。
祥林嫂最重要的自救手段当然是捐门槛。那是第五次自救，她希望获得赎罪的机会，希望获得某种劳动权。又一次失败了，于是便是第六次，她与叙述人劈面相逢的发问，“人是有魂灵的吗？”此时，这个女人多么渴望获得终极意义上的精神救赎，但是，最终她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答案。没有人能给她答案。事实上，捐门槛后她依然没有得到祭祀权。一次次压迫，一次次反抗，某种意义上，《祝福》讲述的是一个女人不认命的故事，讲的是她不断反抗、不断挣扎、不断被掠夺直至一无所有的故事。
读《祝福》，年少的读者们会非常憎恨鲁四老爷。但是，如果进入小说内部，鲁四老爷与祥林嫂几乎是没有对过话的，他嫌恶她。我们固然可以把她的悲剧直接指认为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那些势力，但是，这不是小说唯一的读法。一旦进入小说家建造的真实世界，我们将发现，每一个与祥林嫂发生过交往的人都不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
把祥林嫂推向死亡的是什么人？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直接的催化剂是“善女人”柳妈。柳妈是这个鲁四老爷家突然到来的人，并不是先前鲁四老爷家一直有的女工。其实这也是小说技法，因为一个外来的新元素，故事的走向将发生改变。祥林嫂的故事里，也是这个外来的女雇工点醒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15]
祥林嫂为什么会和柳妈诉说呢？因为其它人已经听厌了，而柳妈是新来的。更重要的是，柳妈和她同等地位，都是做帮工。很显然，祥林嫂想从她这里寻得一种安慰，她以为她能从柳妈那里获得同情。下面这段话，发生在柳妈和祥林嫂之间。
丰子恺为《祝福》所作插画。图为祥林嫂与柳妈聊天的场景。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唔唔。”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一种权力关系潜藏在这样的对话里。那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审问，是所谓“善女人”，所谓“清白女人”对一个身上或者命运里“有污点”的女人的审问。柳妈咄咄逼人，表达很有威压感。她用了两个“我问你”，第一个，“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祥林嫂的回答“含胡的”。以往在卫婆子那里被视为贞烈表现的额角伤痕，在柳妈这里却变了味道。柳妈紧跟着又问了第一个“我问你”：“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这是反问句，答案就在问句里，是“你后来也不能依啊”的意思。祥林嫂听懂了，她解释，因为他力气大。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她笑了。
这场谈话下来，柳妈便占据了道德至高点，似乎她天然拥有了一种权力。而柳妈之所以能占领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可以站在审判他人的角度，在于祥林嫂和她都相信女人节烈这一话语体系。因此，当问答结束，柳妈再看祥林嫂的额角和眼睛时，便带有了深深的审判之意。额角已经不是勋章而变成耻辱的印记。“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这段话是小说的情感发动机，也是隐形的故事推动力。祥林嫂显然没有想到人死后还要依存阳间这个道德逻辑。那么，祥林嫂的反应是呢？“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这个恐怖的神色，是压倒那个一直拼死自救的女人的最后一棵草。她想到人间有苦，没想到阴间也有，所以，她得自救。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此刻这个女人所想要的，只是一个死后落个全身的命运；又或者，她想要的，是能参与祭祀的可能。因此，小说中说，她用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了门槛。捐门槛之后，祥林嫂“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捐门槛不过是个谎言，祥林嫂的地位和处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捐门槛之后，她再次认出了自己的处境，甚至包括死后的境遇，她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走投无路，这才是大绝望，走到哪里，她都逃不过那个逻辑、那个枷锁，逃不过她被买卖、被歧视、被当作不详之物的命运。至此，死后有无魂灵的一问也是顺理成章了。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经过这段对话，祥林嫂认出了自己的命，她认了命。这个女人，在那个语境之下，无论是穷死还是饿死，其实都是绝望而死。
读《祝福》，我想到小说中鲁迅的性别视角以及作家本人的性别观问题。那是1924年的中国。对祥林嫂的命运关注，是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如果鲁迅只把她当成“人”而不当成“女人”写，这部小说不会成功。鲁迅站在一位穷苦的女性视角上看世界。我的意思是，《祝福》的魅力在于，小说家将祥林嫂还原成一个女人、还原成一个下层的女佣、还原成一个受困于各种话语及伦理的女人。作为读者，我们只有和祥林嫂一起看世界，才会看到一个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看到一个女性被婆家当作物一次次被转卖、被侮辱的命运，而她所渴望的，只是想当一个人，一个可以正当工作的下人而已。但即使这样微末的愿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当柳妈告诉她那个去了地狱都要分割成两半的谎言后，当她告诉她只有捐一条千人踩万人踏的门槛赎罪时，我们才会深刻认识到舆论的吃人本质。
作为作家，鲁迅对女性处境有犀利的认识，他有他坚定的性别观。1918年7月他发表过著名的文章：《我之节烈观》。
《我之节烈观》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
《祝福》中，与祥林嫂有交集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女人，卫婆子，祥林嫂的婆婆，四婶，以及柳妈等等，她们在祥林嫂的生活中都扮演着日常的角色。其实也是这些人，成为了一步一步将她直接推向死亡的催化剂，他们构成了恶的土壤，构成了平庸的人恶的一部分。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写过这样的人，并将之命名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当然，柳妈们并不知道自己便是这杀人团中的一员。
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之节烈观》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字，我以为，它和《祝福》形成了美妙的互文关系，可以相互对照阅读。发表《我之节烈观》六年之后，鲁迅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写出了他对女性命运的深切思考。由《祝福》始，祥林嫂永远镶刻在我们民族文学的长廊里，某种意义上，她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
1924年初《祝福》发表之后，鲁迅的同时代人发表了诸多读后感。徐开垒在谈到青年时代阅读鲁迅作品的感觉时说，“我家是大族，人多，保姆也多，我总感到在我的四周，有阿长，有祥林嫂，也许还有吴妈。家中有个保姆，人很勤劳，也很和气，但就是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我起初不懂，也不曾想到有什么原因，使她有这样的性格。读了《祝福》，便不免逐渐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这个保姆身上找到祥林嫂的影子。有时听她谈起身世，原来也是有孩子的寡妇，景况竟与书中人物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启发我举目看我们浙东山区的妇女，想到她们千百年来共同的命运。”
1928年，赵景深在《文学周报》发表过阅读感受：“不过这篇《祝福》确实有作意的。作者所要写的是那人世间同情心的淡薄，以及女仆无可诉苦的悲境。女仆被人强奸本非由她心愿，这完全是命运拨弄她的，她就好像一个有残疾的人受人嘲笑一样的痛苦……总之，像这些对于弱者加以侮辱，都不能应该是人类的行为，并且是人类的羞耻。”有人评论说这个感受是“脱离文本谈作品，属于较陈旧的印象式批评”，我并不赞同。在我看来，赵景深写出了一位读者第一次读到《祝福》时的那个印记。
时过境迁，今天的读者读《祝福》时，最难以忘记的片断是什么？恐怕是和赵景深相同的那个祥林嫂的诉说。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最初，诉说使祥林嫂获得了应该有的同情。“四婶起刻还踌躇，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祥林嫂由此有了工做，也有了收入。但是，诉说苦难得到的也不全是同情，还有疏远与厌弃。“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丰子恺为《祝福》所作插画。图为祥林嫂向众人自述悲惨身世。
苦难中人看到的全部是自己的苦难，她要从这个诉说中获得活下去的力量，又或者，他人的同情对她仿佛是一种救命的东西。
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是祥林嫂第二次诉苦，这一次与前面的那次有什么分别？几乎没有。故事本身没有变，但诉说者的表情却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后来，“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而人们的反应呢，也在发生变化，最初，“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小说家尤其是说了女人们的反应，“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不独宽恕”“换了鄙薄的神色”，这真是入骨三分的书写，这是人性的残忍。但这还不够，“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诉说和倾听变成了一场交互，尤其对于听者而言，她们的倾听不是为了同情他人，而是为了自我满足。
不幸的人以为向他人诉说会获得同情，而《祝福》中呈现的则是可怕的真相：不断诉苦只会让倾听的人越来越麻木，甚至很可能让人越来越无情，这便是我们所存在的人间。《祝福》是写实的，它写了彼时彼刻女性的悲惨命运，同时这部小说也有抽离具体语境的光泽，鲁迅写出了人间可怜人们亘古不变的处境。——这个可怜人，当她向这个世界诉说她的悲惨际遇，她以为她会得到善意的回馈，但她得到的是无情、是鉴赏、而非同情与理解。而更为惨烈的真相还在发生：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就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这一次，祥林嫂得到的是嘲笑。叙事人在小说中说：“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34]这便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之所在。他一眼看到事件本质。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图为围观“窃贼”被斩首的看客群像。
九十多年前，鲁迅在《祝福》里写下了典型的“围观苦难”的场景，这一场景让人直视世间之薄凉。即使是在新媒体时代，此类围观苦难的场景依然存在，那种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围观、鉴赏他人悲惨以获得自我满足的场景也处处可见。今天，喜欢诉苦的“祥林嫂”和喜欢听她诉苦的人其实都还在，不过是换了衣饰而已。当然，这样的“围观并鉴赏苦难的场景”并不只属于中国，这样的场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既具体、又有广泛性和普适性，有强大的穿越时间的魅力，这是属于小说《祝福》的魅力。因此，我要说，《祝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教科书级的小说，鲁迅在这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高级的小说世界。
很多年前，郑克鲁在《外国文学史》中提到福楼拜由《包法利夫人》衍生的一个名词，“包法利主义”。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崇尚金钱，“它与爱玛这个形象结成一体，成为文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什么是“包法利主义”？它指的“是平庸卑污的现实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相冲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享乐主义生活盛行的恶浊风气孕育而成的。福楼拜对此持谴责态度。小说在写到爱玛在同赖昂的通奸中感到腻味，却仍然把他当理想伴侣，给他写情书，情愫十分低下，就是明显的一例。”
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不仅因为人物形象独特，也在于人物身上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会超越时间时时来到我们中间。爱玛的典型意义在于她最终成为人物系列谱系的结晶体，成为了跨越时空无处不在的人。——祥林嫂何尝不是如此？难道这个人不是时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人吗？我们通常在聊天中脱口而出，哎，那个人啊，快变成祥林嫂了，或者，当我们忍不住想诉说时，我们的朋友会劝告我们，不要变成祥林嫂。
事实上，祥林嫂一度在网上已经构成了一个词条，一个专有名词。“形容一个人如同祥林嫂一样：悲剧接连着来，神情木讷，精神不振，逢人就诉说不幸，又或者形容结局极度悲惨。” [37]这是深具意味的词条解释。尽管这一解释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却也直接表明，从《祝福》里走出来，祥林嫂已经变成了我们文化领域非常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词语了。2019年我在查阅这个词条时还看到了进一步的解释。
已知最早出现这个词来形容他人的电视剧是1992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傅明老爷子形容丢失了装楼道灯钱的时候的状态"整个一祥林嫂"。而2000年《闲人马大姐》183集中刘勇也用这个词来形容王艾嘉"失恋"的情况。之后，许多电视剧都出现过这个词，如电视剧《男人帮》23集9分8秒，《爱情公寓4》第8集6分34秒,《天生要完美》第12集5分23秒有提及，《罗辑思维》38集39分15秒，《爷们儿》第30集26秒，《爱情保卫战》20151216期26分06秒，《欢乐颂》第11集20分48秒，《绝命毒师第四季》第13集13分53秒。
电视剧是大众的艺术，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么多电视剧不约而同地提到祥林嫂一样的人，证明她的确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点滴里。这个词条表明，祥林嫂是身负历史沉积的文学人物，是现代社会某类人的代表，她一直在我们生活中，成为无所不在的人。
诸多学者关于鲁迅为何写《祝福》的研究深具启发性。在同行研究的基础上，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否有原型，无论是否受过佛教故事的启发，《祝福》这个故事都深具原创性。祥林嫂的故事和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并不能真正构成对话，微妙的故事是不断用自己的苦难感化他人，那是属于宗教的布道；而鲁迅创造的祥林嫂，则是一个被当作物不断被贩卖的女人，是一个因不断诉苦而被世人厌弃的人，这是属于艺术家的发现，是艺术创造，它书写的是女性的悲苦命运，书写的是人的生存困境。
艺术创作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行为，小说家所想写、所想表达的和他真的能表达的、小说最后呈现的并不一致。事实上，作品的意义在被后人阅读、接受时也会发生扭曲、变形、裂变。也许，最初鲁迅可能只是想写一个被重重枷锁束缚的女人，但最终进入大众话语体系的则是这个不幸女人的诉苦和他人对诉苦的无视。这恰好也证明了小说本身历久弥新的魅力。
据周作人回忆说，在他们的家乡，新年祭祀的仪式在方言里其实是“作福”，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祝福”了。鲁迅自然也知道“作福”的意思，他选择“祝福”作为标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正是因为对祝福这一词语的选用，使这部小说有了某种独特的独属于鲁迅的现代小说调性。——无论第几次读《祝福》，我们都能感受到小说中那种浓郁的新年祝福气息，但同时，越是祝福气息浓郁，想到祥林嫂命运时便越内心悲凉，于是，小说的内容与题目、形式与肌理之间便出现了重要的反讽之意，《祝福》就形成了既讽刺又祝福，既热闹又悲凉，既沉痛又矛盾，既具体又抽象的小说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