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

作者：止庵

 

一九五八年十月，周作人重又从事翻译工作。“不过那所译的是日本古典作品，并不是说日本的东西比希腊为容易，只因直行的文字较为习惯些，于病后或者要比异样的横行文字稍为好看一点也未可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首先译介的是安万侣的《古事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氏已经翻译了该书的部分章节，一九三四年访问日本时又说：“想着把日本的《古事记》，直接的译为中国当今的文字。”（《闲话日本文学》）直至“解放以后，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发生，日本部分有《古事记》一书在内，这才又提了起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于一九五九年二月译完。尽管他说，“把《古事记》当做日本古典文学来看时，换句话说，就是不当它作历史看，却当做一部日本古代的传说集去看的时候，那是很有兴趣的”（《古事记.引言》），然而“在那时候我对于日本神话的兴趣却渐渐衰退，又因为参考书缺少，所以有点敷衍塞责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发其注释癖，做出叫人家头痛的繁琐工作来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是以“这部书老实说不是很满意的译品”。一九六三年二月，《古事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是周作人生前面世的最后一本译著。

一九五九年三月，周作人起手翻译式亭三马所著《浮世理发馆》，旋得出版社函，要求先译石川啄木的歌选。周氏说：“其实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译过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长诗五首，后来收在《陀螺》里边。” 一九五六年，又曾向出版社提出相关翻译计划。然而现在却“译得很不恰意”：“他的短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与他的那风暴的生活和暗黑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几乎每一首歌里都有它的故事，不是关于时事也是属于个人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当初翻译几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译出来的时候，有些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觉得不好译，所以搁下了，现在一古脑儿译了出来，反似乎没有什么可喜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所译包括石川一九一〇年出版的歌集《一握砂》、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歌集《可悲的玩具》，组诗《叫子与口哨》和论文《可以吃的诗》，于当年五月完成。以后出版社又“嘱加译数首，皆俄文所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周氏“后审性质不同，因诗歌集并非诗选”，未予应允。题为“诗选”的部分遂改由卞立强翻译，篇幅不及全书十分之一。一九六二年一月，《石川啄木诗歌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氏称：“是集编辑不良，故无可取。”（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日记）

译完石川歌集后，周氏继续翻译《浮世理发馆》，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完成。“凡两编五卷，乃是全书”，属于“在翻译中间也有比较觉得自己满意的”之列。八月至九月，再次补译《狂言选》。“此次增补系应出版社的嘱托，命将苏联译本的‘狂言’悉收容在里边，经查对俄译本三十九篇中有五篇已经有译文，乃将余下的三十四篇一一按照篇目译出补齐，又将额外的指定的一篇《左京右京》也翻译了，这才交了卷。”（《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对于所译几种日本古典作品，周氏尝自我总结说：“不过我有一种偏好，喜欢搞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有些正经的大作反而没有兴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记》虽有名，我觉得《狂言选》和那《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更有精采。”（《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然而《浮世理发馆》以后诸种译作，在他生前均未获出版－－最初当是困难时期纸张缺乏之故，继而大约如周氏自己所说“古典文学是冷货，所以不大印行”（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狂言选》新增补的三十五篇，计十一万五千字，更已下落不明。

出版社一度安排周作人翻译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随即通知暂停；周氏谓：“知该社无此勇气也。”（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日记）一九五九年十月自行翻译该书，成第一章而止；改译出版社所约清少纳言著《枕草子》，于十一月十一日开笔，“试译耳”。早在一九二三年周氏即曾摘译《枕草子》片断，并说：“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大约在中国宋太宗末年，共分一百六十余段，列举胜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略似李义山《杂纂》，但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自己的园地.歌咏儿童的文学》）然而这回却颇显迟疑：“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的力量的工作。”（《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完成，日记有云：“即便溘然，亦已满足矣。”次日寄出稿件，又云：“任务完成，觉身体轻松，却又怃然如有所失，亦可笑也。”

从一九五九年起，周氏发表文章数量突然减少。最初或系忙于翻译，无暇写作；但也与国内政治气氛渐趋紧张有关。有关周作人的政策未必有所变化，然而他的文章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据佟韦说：“一九六一年八月，周作人写给周扬同志一封信，托贾芝、李星华转交。贾、李把信首先转给了我，同时贾、李两人写有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周作人做了不少好事，如保存李大钊遗稿、遗书，并掩护李星华同志去延安等，他们可以证明。周作人的信有个标题：《本人从不反对共产主义》。贾、李两人给我写一个条子，希望将两件转周扬同志。我于是便将两封信先给阳翰笙、阿英同志看，而后，同样照转请周扬同志阅。我不记得周扬同志有什么文字批复，只记得让我转告周作人，他的信‘已经看到’，‘希望安心写作’。”（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光明日报》编辑黎丁亦说：“阿英极力怂恿我找周写稿。他说，国家出版社都可以出他的书（即《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什么报刊上不好登？周作人，要是让他写点启蒙时期文艺界情况，还是有用的，‘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非常缺乏。‘五四’则牵涉人太多，有些不便发表。但也不是不可以审慎地研究它后刊载的。”（黎丁：《编辑手记》）其间仍有国内报刊约稿，周氏也主动投寄，但公开发表的只有一九五九年两篇，一九六二年两篇，一九六三年一篇。一九六四年《世界文学》第五期所载译作《宙斯被盘问》，乃是他最后一次在国内报刊露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允出版“杂文小品”，周作人选取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所作四十九篇，取名《草叶集》与之。继而签订协议，“计千字以六十计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在当时是超出标准很高的稿酬。次年春，他曾预告“大约在三四月里也可以和读者见面了”（《知堂乙酉文编.题记》），然而未能如愿。一九六二年，周氏方谋在广州另寻出路，百花文艺出版社却于七月寄来校样，准备付梓。他改题《木片集》，自谓：“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简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罢了。”（《木片集.小引》）双方重签协议，出版社并预付部分稿费。一九六三年四月，该社再次取消出版计划，周氏当月十日日记有云：“得百花社寄还校稿，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版，亦奇缘也。”他将书名改作《枯叶小集》，复又托人在广州设法，“亦姑试之耳”（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日记），终无结果。由“草叶”而“木片”而“枯叶”，适为周氏当时境遇之写照也。

周氏夫妇年老多病，儿子划为右派，工资降低，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均倚重此一没有正式工作、只靠翻译收入的古稀老翁。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物价上涨，食品匮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周作人“寄康生信”；次年一月十三日，“人文社江秉祥君来谈稿费事，三数日再作回复云。因与康生信故生效用，亦未知结果为何耳”。十六日，“得人文社信，允每月支四百元。虽不足亦不好要求加多，寄信答应”。－－周氏曾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说：“因为负担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百余元以上，这是我拮据的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曹聚仁）只得变卖东西，以补亏空。一九六一年末至一九六二年初，先后将旧日记二十六册售与鲁迅博物馆，共得一千八百元。

来自时居香港的曹聚仁的帮助，对于晚年周作人至关重要。曹氏与周作人交往已久，尝以周的“信从者”（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致周作人）自称；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上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特来拜访。“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我们也谈到写稿的事。”（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热风》第七十七期所载《苦茶庵杂诗抄》，是周作人首次在香港报刊发表作品。周氏还以《乙酉文编》书稿相托。－－一九四五年所写文章“当时预备结集，以一篇《过去的工作》的题目为名”（《〈乙酉文编〉附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编订旧稿为一部二册，曰《乙酉文编》。”经曹氏安排介绍，香港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过去的工作》，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出版《知堂乙酉文编》。前者署名“知堂”，后者署名“周作人”，乃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书唯一一次使用这个名字。“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解放后译著书目》），编排难称精细，后一本名“乙酉文编”，却包括几篇并非该年的作品。香港《乡土》、《文艺世纪》等刊物所载周氏诗文，亦系曹聚仁代转。对于所得稿费，周作人有云：“旧作自寿诗中有‘未妨拍桌拾芝麻’之句，不期至今日而验也。”（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曹聚仁）周氏还曾删去《老虎桥杂诗》若干敏感篇目，改名《知堂杂诗抄》，谋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未能成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得曹聚仁信，“介绍为《新晚报》作文，每万字百港元，价虽廉，其意可感也。”次日，“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并于十二月十日动笔。－－据周氏说：“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社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知堂回想录.后序》）此后计划不断变更，“能有几多长目下尚未能定，‘五四’是一段落或延长至北伐，－－或者一直写到解放时亦未可知，敌伪时期虽较难写，但亦可试为之，如能说老实话而不说类似辩解的话，则庶几其可，然而难矣。将来再说吧。”（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致曹聚仁）待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写毕全书，自己一生经历尽皆赅括其中。共三十八万字。以原定书名“稍嫌陈旧”，易名《知堂回想录》，“似较通俗”（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致鲍耀明）。周氏有云：“以前常虑溘然不及竣事，今兹亦大幸也。”（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知堂回想录》陆续写出，陆续寄往香港，在周作人仍然属于业余写作，－－动笔时，《枕草子》尚未译竣；其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阅北京编译社所译《今昔物语》，自谓“事甚繁冗，且译似非出一人之手，厘正为难”（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日记）、“殊觉费事”（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记）；《回想录》还没完成，又起手翻译《路吉亚诺斯对话集》。撰写此书在他显然还是“为稻粱谋”。而曹聚仁早有要求：“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新晚报》经济情况好，稿费一定有把握。……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积少倒可以成多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了。”此外正如曹氏所说：“右派报纸，你不能写，你交待不了的。所以只好写这几家了。”（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致周作人）《新晚报》属于香港左派报纸，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未必亚于国内。职是之故，就反思生平、揭示内心的深度而言，《知堂回想录》未能超出此前所作诗文。书中尽管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移用或抄引自家旧作究嫌过多。当然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曹聚仁）曹氏亦云：“只是阳春白雪，太高深了一点，尤其在香港。”（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知堂回想录.后序》）诸如与鲁迅失和、出任伪职等事，书中既无披露，亦不解释。这里“不写”比“写”可能更体现出他面对既往的态度，以及撰写此书的意义。周氏早有“不辩解说”，现在则是发挥到了极致。《知堂回想录》正如其所说：“……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这句话，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真实的记录在里边，想来找得一切疑难事件的说明，那未免是所愿太奢了，恐怕是要失望的。”

周作人虽然从《新晚报》收到稿费－－折合人民币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元，《知堂回想录》却迟迟不见刊载。据该报总编辑罗承勋（罗孚）说：“香港报纸习惯边写边登的做法，一般都不是等全篇写完才登。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待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认为他很‘聪明’，没有想到他是另有自己的看法这才‘予欲无言’。”（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知堂回想录》才在《新晚报》“人物志”登出，周作人说：“在宣统废帝之后，又得与大元帅同时揭载，何幸如之。”（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致鲍耀明）然而九月八日连载至第三十一节，即告中断。－－罗孚说：“我是奉命行事，‘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上命难违，除了中止连载，没有别的选择。”虽经曹聚仁多方努力，直到周氏逝世，《知堂回想录》未再发表，也没出版。

完成《知堂回想录》后，周作人继续为香港报刊撰写文章。“唯香港报刊情形复杂，因无所知恐致误投，特请曹君为我指导，特选定《大公报》系统之报为主，寄稿至《新晚报》，由他们酌量分配给《文汇》，为安全计，此外不另寄稿。”（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致鲍耀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共在《新晚报》、《文汇报》、《文艺世纪》发表文章近五十篇，仍以回忆之作和闲适之作为主。寄出而未见刊出者亦不在少数，“香港方面杂文也无销路，还存着二十多篇，我去给报馆写信请求稿费，半年来不得一字答复，所以只得算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周氏尝云：“近日写文似已渐有随笔的意味，即加入滑稽趣味，然此道恐已无人能领矣。”（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日记）相比之下，晚期以此时所作水准最高。他曾谈及作文之道：“此类细工之秘诀，大概与写小文章相同，只是悭而已。这里不说是俭，因为俭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譬如说腹俭，虽然不至于凑不起四五百字，也总是储藏有限，只好量入为出，以免有匮乏之虞。悭则不然，他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说起悭或吝啬，大抵指的是守财奴，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富翁的悭是想多留住点钱，也不顾体裁难看，而我们所说细工与文字的悭，乃是想把他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悭之外，或者还可以说有一字曰宽，即紧张之反对，又可云慢慢的。”（《悭的手法》）用以形容此时文章可用以概括其一贯风格亦可。

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作者仍然隐晦但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譬如说：“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经有过一句口号，提倡伦理之自然化，因为封建道德有许多是歪曲的，不合于自然的正理。而且他们一半也因为观察不正确，反而竭力的把有些生物的自然现象拿去伦理化了。”（《向日葵的神话》）他又重提当年北京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婚姻法》做出的“名判决”，有云：“这件事虽然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可是记忆还是很新的。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往好的一方面转，那种看似异常而实出于常识的事情出现，这就是表示人世所自己造作的种种虚伪的渐就消灭了。”（《关于通奸》）《关于通奸》－－与在另一文中所引《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作者伊文思的话结合来看，或者更能体现他的真实想法：“世上没有比谬误更是强有力的东西了。一种论争决没有解决了，就消灭不见了的。即使看去是这样，也只是沉没在学识底下，实在是在人心暗处，不可测知的洞穴里面，很好的生存着。”（《亚当的肚脐》）

周作人晚年家庭生活不幸，其译书作文，即在此种情形下进行。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羽太信子病重住院。周氏当日日记有云：“灯下独坐，送往病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信子于四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周氏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年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及至信子周年忌辰，周氏复云：“忆戊申（一九○八）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四月八日也。”

有人拜访周作人，印象是：“看看相貌，很有点像相片中见到的鲁迅，个子矮矮的，穿着中式衣服，蓄的却是日本胡子。脸上没有笑容，有点冷冷的感觉。”（张能耿：《周作人印象记》）又有人形容周氏说：“初冬季节，穿一身绸质玄色薄棉袄裤，有些伛偻，神采则比十年前远胜。”－－当年的印象则是“颜色枯黄，身穿同我一样的灰衣裤。我是从市场买来的成衣，下水便缩，袖不及腕，裤不掩踝，他也仿佛如此”（谷林：《曾在我家》）。另有人记述说：“六十年代初及稍后，我于八道湾不止一次遇到的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徐耀辰（祖正），一位是钱稻孙。”（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周氏还与海外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大量通信，这些原本未拟公开的文字，真实而充分地记录了他晚年的生活与心境。

当初译完《枕草子》，周作人即云：“倘有余暇，则拟更译路吉亚诺斯耳，岂非贪哉。”（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日记）此乃出版社“属选译”（一九六○年五月七日日记），然未找到古希腊文原本，不能马上动手。其后校阅《今昔物语》，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上午校稿完了，计前后已阅二年矣。已后当译路吉亚诺斯散文，虽夙所喜爱，但未知有精力否耳。”羽太信子死后，周氏说：“内人去世，虽房中少了讲话的一个人，未免寂寞一点，但是习惯了也好，因为精神上少了一重负担，可以安心的工作。”（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致鲍耀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开始译路吉阿诺斯”。“拟定的对话选集目录共有对话十四篇，杂文四篇，一共十八篇。但是他的著作现在图书馆有的也只是六册，最重要的四种对话译本拟放在卷首的却是收在第七册里，还是无从去找。我没有办法，乃从第五篇译起，已经译到第十二《真实的故事》，乃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这时忽然想到这书中国没有，英国可能已出，随写信给一个在澳洲大学教书的友人，敲他一个竹杠，托他去买一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这书居然买到了，使我得以从头译起，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愉快的工作》）这位周氏特别“表示谢意”的“替我买书的朋友”（《关于路吉阿诺斯》），是柳存仁。此项译事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病人现已去世，物价已经低下”为由“减给”（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将预支稿费改为每月二百元，周氏虽然“因此稍为苦恼”（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致鲍耀明），翻译进程却未受影响。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计对话集全了，凡对话廿篇，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大功告成，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矣”。十八日《关于路吉阿诺斯》一文写毕，“已完全竣工矣，今日为三一八，亦大可纪念也”。

周作人说：“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译出了十几种，可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后世的杂文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一直蛊惑了我四十多年，到去年才有机缘来着手选译他的作品，想趁炳烛之明，完成这多年的心愿，故乡有儿歌云：‘二十夜，连夜夜，点得红灯做绣鞋。’很能说出这种心情。”（《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被他列在自己“喜欢搞”的“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之列，然而其真实意义却不限于此；别种翻译具有文化价值或文学价值，此项翻译则另具思想价值。他曾介绍路吉阿诺斯说：“他是二世纪古罗马的叙里亚人而用希腊文写作者，用了学习得来的外国语，写出喜剧似的对话，而其精神则是‘疾虚妄’，正与他同时代的王仲任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因此他的对话脚色大都是那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为适宜，此所以他的著作至今犹有生命，正与王君的《论衡》即在今日还值得一读。”（《愉快的工作》）在《关于路吉阿诺斯》中也讲：“不过作者因为揭发伪先知的缘故，因此身后很受到诽谤，在十世纪时苏伊达斯（Souidas）所编的大辞典里，说路吉阿诺斯末年是被群犬咬死的，算是他一生非圣无法的报应。”路吉阿诺斯说得上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流氓鬼”或“叛徒”。即如《关于路吉阿诺斯》所概括的，集中《爱说诳的人》“讽刺迷信”，《墨尼波斯》、《拍卖学派》、《渔夫》“讽刺哲学”，《宙斯被盘问》、《宙斯唱悲剧》、《关于祭祀》“讽刺宗教”，《伊卡洛墨尼波斯》“讽刺哲学与宗教”，《过渡》“讽刺权力的空虚”，《提蒙》“讽刺财富的空虚”，《公鸡》“讽刺财富与权力的空虚”，《卡戎》“讽刺世事一切的空虚”，等等，既有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都被颠覆了。这在思想方向上与周氏所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完全一致。其所以“一直蛊惑了我四十多年”者，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有如一部“知堂晚年定论”。而最终归结于《爱说诳的人》一篇所说：“我们有那真理与常识这一服灵效的解毒药在这里，只要用了这个，我们便不怕那些虚妄的诳话会得扰乱我们了。”

周氏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未必有针对具体现实之意。－－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引录“野老生涯是种园”一诗后说：“这是一九四二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这又比作妇人的生产，说这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难，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不过这乃是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忧生悯乱，叫喊一起，但是古今情形不同，昔人的忧惧后来成为事实，的确成为一场灾难，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救，正如经过一次手术，反而病去身轻了。”（《〈小河〉与新村中》）可见此时对于现实的认识，大致仍与当初给周恩来写信时相同。然而该书却与现实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后者无可避免也是“非圣无法”的对象。《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堪称那一年代精神领域的异数。周氏曾说：“西洋中古时代的上帝，与中国的皇帝一个样子，向来是最不好对付的。在宗教审判时期，有多少人因为说话不小心，犯了‘非圣无法’的罪名，以致身败名裂，所以当时的人有一种巧妙的说法，话是说了，却留了一条活路。”（《一角兽之有无》）在《渔夫》中，路吉阿诺斯被称为“一切抢劫神庙里边的最不敬者”，周氏或亦以此自况；然而“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是“一种巧妙的说法”。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完成后，周作人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写定遗嘱，有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此前一年，他曾作《八十自寿诗》一首：“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老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照土堆。”现在则说：“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猒字本意从甘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写在日记“戊十三”册首页）其间心态变化，颇可留意。身体亦渐呈衰老之相。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往街买物，归到八道湾，足力不济，倾跌二次，经邻女郭扶掖而回”，乃致“卧病匝月”。五六月间，又以尿中有血，被检查出患前列腺肿瘤。

但他仍须继续工作，俾可从出版社预支稿酬；尽管两三年来，并无一本译著印出。周氏在前引遗嘱之后，特加一笔：“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则亦是幻想罢了。”遵出版社之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起手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平家物语》，自称“颇可消遣岁月”（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给朋友写信则说：“近来常苦无书可看。几经研究，近始获得一妙法，即以工作为消闲。因近正翻译《平家物语》，此书成于中国南宋末，却比《三国志演义》要写得好。以是一边看一边译，亦是一妙事也。”（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致施蛰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周作人给有一面之雅的徐写信，回顾当年滞留北平之事，有云：“……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吉阿诺斯（英国人叫他Lucian）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所说正与遗嘱相为表里。这年一月二日，孙伏园逝世。周氏三月四日日记云：“伏园化去，拟以一文纪念之，而为目疾所苦，每日只能写得一点，至下午始得约略完成矣，只须誊正。”对于这位曾对自己人生起过重要作用的老朋友略尽送别之意。他称此文“所用皆是‘第一手’的资料，比道听途说者略有差别”（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致鲍耀明）、“似乎有点别致”（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致鲍耀明），然未获发表，原稿遗失。三月二十三日“观于人们之怕地震”，“偶作谐诗，用辘轳体”：“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是为现存最后的作品。当时政治气氛已趋紧张，周氏似乎暂未受到影响。

风暴随即降临。这年六月七日，“上午丰一为取人文社款来。”乃是他最后一次收到出版社预支稿酬。二十七日，“上午稻孙来访，云中（人）文社本月未送款，或是遗忘，因近日忙于搞运动也。”－－据文洁若说：“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间，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七月二日，周氏最后一次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出译稿。七月八日，“译书得二纸。”《平家物语》的翻译，也是周作人整个的翻译生涯，至此遂告结束。《平家物语》共十二卷，他翻译了七卷多，第六卷以后约五万字现已遗失。出版社不再付钱，又早无香港稿费，周氏只好求助于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章士钊。七月十日，“下午作致行严函，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十八日，“上午王益知君来，代行严致意，甚可感荷。”然而并未解决实际问题。三十一日，周氏日记有云：“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日思惟，亦不禁悯笑也。”八月四日，“下午刘满进来云，现因搞运动，故停止收购中外书籍，只可作破烂称斤卖矣。”

时已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对于周作人还仅限于断绝生活来源，继之便是灭顶之灾。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前来抄家，周作人遭到毒打。他坚持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就从这天停笔。之后九个多月，他先只被允许睡在洗澡间，后来才在厨房容身。“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有友人曾在岁暮来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在害着不轻的病；原先蓄着的长须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为‘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的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孙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这大概就是周氏最后留给世人的形象了。

有学者指出，周作人当年在“非基督教运动”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的今天，它才终于为人们所重新地认识”（尾崎文昭：《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而周氏从《小河》到《中国的思想问题》中所表示的对于“中国民族前途”的“忧惧”，至此已不幸彻底成为现实。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反应了。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递给儿媳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用的均是皱皱巴巴、每张四百字的红格子稿纸。……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此或系毕生绝笔，可惜今已无存。“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终年八十二岁。八道湾十一号后院东侧的小厨房，即其辞世之地。遗体径付火化，骨灰未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