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作者：桑宜川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代表，参会时年方19岁，同时也是“一大”代表中活得最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他的一生经历丰富，但多劫难。他曾是北大学生，热血青年，向往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与许多同辈党人一道，远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由于个人观点倾向与斯大林相左的托洛斯基，并与之有师生之谊，回国后因言获罪，被开除中共党籍；抗战胜利后，他赋闲在家，不问政事，靠编书卖文为生；1949年后与留在北京城里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1890-1966)，包惠僧(1894-1979)，红色中国早期领袖王明，张国焘麾下红四方面军政委，后来的西路军将领陈昌浩等一大批元老皆成为新政边缘人，备受各种运动的羞辱。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上过路时，不幸被一辆公交车撞翻，另一说是撞车自杀，喋血倒地，结束了他85年的坎坷人生。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每个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刘仁静由于历史原因，历次运动屡受批判，此次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到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胡同，清洁厕所等“待遇”自不在话下。最后更因他在胡同口墙上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文革传单，因为眼睛视力差，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发现后殴打，批斗收审，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随即被关入秦城监狱，后移送到劳改农场，1978年岁末方得以平反，无罪释放。那年月，刘仁静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好景不长。次子在南京的一家工厂任职，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文革”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黑五类”家庭出身为由揪了出来，惨遭殴打，还一度关在水牢里。这时刘仁静夫人陆慎之的处境亦十分困难。老伴被捕，次子杳无音信，女儿刘文澜远在上海。陆慎之没有生活来源，孤零零一个人，还要每天面对邻居的异样目光。她向户籍警要求到上海与女儿团聚，回答是“组织上不同意”。于是长子只好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接济母亲，逢年过节另加5元。如此苦苦挨了几年。1971年“有关方面”终于同意让刘仁静夫人到上海，于是她就把抄家剩余的衣物一股脑儿都带上，举家从京城南下，到上海与子女团聚。孰料世事多变，1972年4月刘仁静在上海的子女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要求母亲回北京照顾他的生活。这一来母亲想不通了，她说：“没听说有老头子坐牢，还叫老太婆作陪的，我不去。”此后刘仁静的子女又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内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再后来，上海的户籍警都上门来催了，刘仁静夫人陆慎之气得生病。最后无奈中只好由长子陪母亲一起返回北京。
早年的刘仁静与陆慎之夫妇
那一年，刘仁静的家眷被送到地处北京城外延庆的一处劳改农场，在那里他们见到丈夫和父亲。据长子回忆，那是一座所谓的“独院”，地处劳改农场的一个角落，内有两间平房，另加一间小厨房，一间厕所。看守人员住在对面，约有两三间房屋，他们另有出入通道。而刘仁静没有“陪伴”是不能出院门的。当然外面还有劳改农场高高的围墙、哨兵和电网。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犹如一道天壤之别的屏障，无法洞悉外面世界的动荡与喧嚣。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终于迎来了1978年，时代变迁开始了。当年夏末，公安部的干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刘仁静夫妇，席间正式宣布，刘仁静从此自由了，回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特约翻译。至此长达12年的“监护”生活终于结束。又过了8年，1986年，中央统战部找刘仁静夫妇谈话，通知他将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0月任命正式下达。对于时年84岁的刘仁静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毕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也是一种安慰。只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因车祸不幸逝世，中共一大代表，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刘仁静于1902年3月出生在湖北应城。他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陈独秀的大声疾呼中，刘仁静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读者。
他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他曾于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共历史上，刘仁静曾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人生航船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艰辛而又曲折。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部分与会者在上海合影，后排左1刘仁静
早在1917年，刘仁静就曾与中共领导人恽代英有过密切的交往。恽代英成立了“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引起了思想活跃的学生青睐。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当时，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对刘仁静关切之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给“互助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人们不忘国耻。刘仁静在“互助社”的实践活动，为其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互助社”，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他在那里结识了学生会主席张国焘，每逢陈独秀授课之时，他每次都要去听课。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前身。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一大”会议。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刘仁静激情高涨，一下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回到北京，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出版问世。由于当时《先驱》刊物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北大传达室就成了《先驱》对外联系和发行的接待点。之后，《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鼓励青年积极向上，与世俱进的文章。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愿剖腹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家国情怀，拳拳之心，可圈可点。后来，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影响了中共“一大”老人刘仁静一生命运的三位前苏联领袖人物：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了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已的是，结识了当年的二位苏联革命领袖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
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前排右2刘仁静
1926年9月，刘仁静再次受中共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以斯大林胜利为结局。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斗争异常残酷。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他没有直接回国，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的下落。于是，刘仁静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去欧洲的征途。当年托洛茨基浪迹欧洲，飘泊无定。为寻找托洛茨基，刘仁静从苏联启程，经波兰、捷克，1929年6月来到德国的柏林，在一个皮匠家中住下。寻访工作毫无进展。一天，刘仁静在街头买了一份小报《民意报》，边走边看。突然，他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张托派报纸。刘仁静如获至宝，经查明《民意报》的报址后，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刘仁静找到了办报人乌尔班斯（德国人），并向乌尔班斯说明来意。乌尔班斯热情地接待了刘仁静，并向刘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刘仁静兴奋不已，在乌尔班斯陪同下，参观了一些德国革命纪念地。大约半月余，刘仁静告别了乌尔班斯，离开了德国，经罗马尼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刘仁静顾不上旅途疲劳，随即赶到太子岛，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两人见面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中国朋友，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为了二人会面的方便，刘仁静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每天早餐后，刘仁静来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时间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饭。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忙于写自传，给报纸写文章，赚点稿费，除了用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还得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生活过得很艰苦。为了维持生计，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写作。工作室不大，陈设也非常简陋，桌上堆满了书稿，还在桌上摆放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其次，他们还讨论一些国际问题。
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务设想。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不久，中共喉舌《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从，甫久即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以后，刘仁静，一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退出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旋涡。如今，托洛茨基已是一个被淡忘的人物。每当人们提到前苏联国家领导人，地位仅次于列宁，后被斯大林排挤开的托洛茨基，就会想起以他为首的“托派”。在过去的大半个多世纪里，“托派”作为一个政治标签，是“反动派”或“反革命”的代名词。随着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如今中国共产党终于对托洛茨基已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央党校的教材里已开始出现正面的文字叙事。过去提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文字表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人们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曾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陆学界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至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1999年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其中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重新注释，对其作了正面的评价，肯定了他在苏联革命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托洛茨基及“托派”在中国的故事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著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有担当的史家秉直书写，让历史中被遗忘，被扭曲的人物逐渐还原，这是当代史应该弄清楚的事情。
作为观照，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背负一生的托派历史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尽管他几十年被笼罩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二字的阴影之下。笔者三年前应邀到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京伦会议，曾当面请教过俄罗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科洛琴娃教授，询问托洛茨基在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待遇，她坦言，“远胜过斯大林。”诚如斯言，应为信史。如今官修的前苏共和中共党史里，托洛茨基已经不再是一个“败走麦城”的负面人物，刘仁静的人生故事中与托洛茨基的过往交集，师生之谊是两国友好的见证，也将日益彰显出精彩的华章。1949年后，刘仁静从上海来到北京。刘少奇曾亲自找刘仁静谈话，希望他为新生政权做点事情。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女儿刘文澜继承父业，是英语翻译家。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1966年“文革”开始，刘仁静受到运动冲击，被抓捕关进秦城监狱。据说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发话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不久之后，刘仁静从秦城监狱被放出，移送劳改农场多年。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刘仁静被“平反”，这时他已是74岁的老人，历尽人生沧桑，终于得以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共成立六十周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当时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述及刘仁静的感想：“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如今读之闻之，一位读书人的内心忏悔，是矣非矣，难以言说，仍然令人欷歔不已。相信多年以后，严谨的史家亦将会疏理其中曲直，给刘仁静一生以一个客观的评价。史料记载，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之后，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前往，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每当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更多的是幸运。然而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刘仁静逝世后，8月12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198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甫久，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没有悼词，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一大”代表，北大同学刘仁静（上排左4）与张国焘（上排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