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国馆
萧红和张爱玲，同列“民国四大才女”之二，号称民国最有才华的两大女作家。
一
萧红一生，命运坎坷，逃婚、被家族开除族籍、被男人遗弃、两次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了后一个男人，两个孩子，一个送了人，一个夭折，在战乱年代颠沛流离，一身才学还没尽数施展，就因庸医误诊而凄凉死去。
“40年前我觉得萧红经历很惨，那么早就死了，男人对她都不好，有很多故事可讲。现在再细细读她的生平，却能感觉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在短短31年的生命中，她忍受着生活中所有的苦难，却也留下了近百万字力透纸背的作品。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乱世中芸芸众生，都在悲凉中麻木沉沦，而只有这个弱女子，活出了自己的倔强。
二
“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旧时代的秩序正在崩溃，但张家大院内，依然死气沉沉。
小时候的萧红，有点调皮捣蛋，为了惩治她，祖母曾用大针狠扎萧红的手指，痛得她哇哇大叫。
她把家中好吃的偷出去给穷人孩子吃，被母亲发现，拿着大铁叉追打她的腿，吓得她爬到树上不敢下来。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九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的性情更是大变，“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父亲新娶进门的后妈，倒是对萧红很客气，不打她，只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她。她们的关系冷淡疏远，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唯有祖父，“眼睛永远是笑盈盈的”，给予了萧红仅有的爱和温暖。
他们一起在后花园中玩耍，栽花、拔草、摘黄瓜。祖父蹲在地上拔草，萧红就给他头上戴花。
祖父脾气好，从来不生气，还经常讲笑话逗小萧红开心，常让萧红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是说小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到了胡子白了再回来，小孩子见了都不认识了。”
“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还安慰她说：“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离家……”
祖父入殓那天，萧红在灵前大声号哭起来，喝了很多酒，跑到常和祖父一起玩耍的后花园，回忆起很多欢愉往事，突然明白：“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她想起每当父亲打了她，她就躲到祖父房里，祖父总会把多纹的双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放在她的头上，柔声安慰她：
20岁那年，长大了的萧红，终于逃离了让她再无留恋的家，此生再也没有回去过，永远在苍凉的异乡大地上漂泊流浪。
萧红从来不甘心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即便遭受父亲的打骂、后妈的冷眼，也从没磨掉她内心的倔强与叛逆。
可家里人却都极力反对。连思想还算开通的大伯父也说：
“不用上学，家里请个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学生们太荒唐。”
“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
家里人真怕萧红出家去当修女，给张家丢脸，只好勉强同意她外出求学。
来到哈尔滨，一下子迈入了充满进步思想的新环境，萧红贪婪地吸取着新知识，她学习画画、在校刊上发表诗作、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才女，逐渐成长为独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
但此时，父亲却自作主张，给她订了门亲事，对方是当地小军阀的公子汪恩甲。父亲希望萧红毕业之后，能立即回来和汪公子成亲。
可是，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萧红，不愿当“洗手作羹汤”伺候人的小媳妇，满脑子想的都是追求自由和进步，向往着更为辽阔的新天地。
汪家人大感愤怒，觉得萧红的逃婚，让他们家蒙受了羞辱，一怒之下告到法庭解除婚约。
而萧红则被拉回乡下老家软禁毒打，伯父甚至扬言要把她勒死埋掉。
还是在好心小婶的帮助下，她躲在一辆卖白菜马车上，才逃出这牢笼般的家庭。
父亲气得直跳脚，召集家人宣布开除萧红族籍，勒令大家不得再与她来往。
贫饿交加的萧红，被亲姑姑拒于门外，投靠亲人无门，只得在天寒地冻的哈尔滨街头流浪。
然而命运总是如此荒悖弄人，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哈尔滨的街头，她再次与汪恩甲相遇。
她“只穿着一件夹袍，一条绒裤，一双透孔的凉鞋，蓬乱着头发，面带饥色，好像好几天没有洗脸，样子非常狼狈”。
“我以为你逃婚后，过着安心日子，可是你现在怎么……”
汪恩甲动了恻隐心，带她去了旅馆，给了她一份热水、一顿饱饭。
娜拉醒了，娜拉走了，但耗不过这混乱的世道，她回来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沈阳陷落。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时局动荡不安，东北人心惶惶。
此时的萧红和汪恩甲，正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萧红怀上了汪恩甲的孩子。
可临近产期，汪恩甲竟抛下萧红，不辞而别，从此再没有音讯。
旅馆老板因二人还拖欠大笔房租，将萧红轰到一间储物室软禁起来，想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后，再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聪慧倔强如萧红，绝不可能坐等命运的摆布，她写信向《国际协报》副刊的裴主编求援，诉说了自己的苦难，文字寂寥哀怨，十分动人。
裴主编非常同情萧红，但一时半会筹不出那么多钱来救她。
只得委托手下的主笔萧军，带上回信和几本书，去旅馆探望萧红。
萧军敲开了门，闯进了萧红那充满霉味的房间，本来想送完东西立刻动身返回，却被萧红的才学所俘虏。
电光火石之间，这个参过军、习过武、念过军校、文武双全的东北硬汉，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自此以后，萧军常来探望萧红，然而萧军也是穷光蛋一个，找不出钱来替萧红还债，只得另觅营救的方法。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年八月，哈尔滨连日暴雨，松花江决堤，以致城区沦为一片泽国。
萧军趁夜里租了一条小船，划到萧红窗边，利用绳子把她偷偷救了出来。
萧红依偎在萧军的怀里，明白他俩的命运从此将纠缠在一起。
美人遭难，英雄救美，这是许多三流小说中的烂俗桥段。
但这一次营救，没有让萧红沦为萧军辉煌人生中的配角，反而使得萧红由逆境奋起，靠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成功让光芒盖过了萧军，成为民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后，萧红和萧军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医院，萧红产下一名女婴，但萧红知道自己生活窘迫，无力养活孩子，六天没看孩子一眼，六天没喂孩子一口奶，心底流着泪，心一横，把孩子送了人。
出院后，萧红和萧军暂住进了裴主编家，但萧军脾气暴躁，因小事和裴家闹了矛盾，不仅被裴家赶出了门，萧军还丢掉了《国际协报》的工作。
旅馆的铺盖要另收钱，因付不起钱，房东收走了铺盖，他们只得合着大衣紧紧抱着取暖入睡。
萧军经常挨着饿，冒着大风雪，外出找工作，想办法弄食物，但到了傍晚归家，除了满身雪花，还冻僵了身体，几乎一无所获。
尽管生活清贫，经常挨饿受冻，但他们从不绝望气馁，互相扶持，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萧军找到一份家教工作，教哈尔滨一位王姓处长的儿子武术，有了每个月20块钱的稳定收入。
此后，萧军每天外出工作，而萧红在家做饭、打扫、洗衣服。
可她心中也有一份倔强气，不情愿只当个平庸的家庭主妇。
通过萧军的关系，她也进入了当时哈尔滨的文学圈子，受了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决定以老家佃户的悲惨经历为素材，创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萧红大受鼓舞，灵感迸发，短短半年之内，又陆续创作了十几篇小说散文。
由于作品大受欢迎，萧红和萧军的小说被一同集结起来，收录进《跋涉》一书。
“自从他们的小说《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文坛，读者好评如潮。”
然而《跋涉》仅印了一千本，刚刚开始委托商场代售，就被伪满政权查禁。
萧红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就因这个结果而深受打击。
而同时，东北的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萧红萧军一些文艺界的朋友，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有的甚至被枪决。
萧红萧军也被日本宪兵跟踪监视。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东北他们是呆不下去的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逃出哈尔滨，逃往关内。
从此白山黑水，成为萧红魂牵梦萦、但永远回不去的故土。
1934年，萧红和萧军辗转来到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上海滩，看得两个乡巴佬目瞪口呆。
然而生活的窘迫，从哈尔滨千里迢迢，也跟着他们追来了上海。
两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想到了住在上海的青年导师鲁迅，只有厚着脸皮向鲁迅先生写信，提出借钱和帮忙找工作的要求。
“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这两个漂泊的灵魂。”
二人把鲁迅视为恩师，被鲁迅引进上海的文学圈子，从此走上了文学上的坦途。
鲁迅亲自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作序，称赞这部小说反映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评价她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二萧将家搬到离鲁迅家更近的永乐里，经常上门去拜访，聆听鲁迅先生教诲。
萧红生活上好转起来，人也变得开朗了许多，经常讲很多北方趣事，常逗得鲁迅先生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来，连卷烟都拿不住了。
这个从小缺乏父爱的女孩，在鲁迅先生这里，又再度体会到祖父般温暖的感觉。
后来她和萧军情感上出现了裂痕，一时间心情抑郁，无处可去，常常独自跑去找鲁迅先生聊天，甚至让鲁迅夫人许广平很不开心，向友人抱怨萧红来得太频繁，打扰了一家人的生活作息，还连累鲁迅病情加重。
然而晚年的鲁迅，却对他这位得意女弟子的到来感到高兴。
萧红走进他卧室，他会迅速从转椅上转过来，微微站起来，一边点头一边开玩笑说：
鲁迅去世以后，萧红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写下不少纪念先生的文字。
论者皆以为，在所有写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作品写得最好，她甚至比鲁迅的终生伴侣许广平，更懂得鲁迅，更了解鲁迅的内心。
古来圣贤皆寂寞，能懂圣贤之心的人，虽非圣贤，但也绝非凡人。鲁迅的眼光没有错。
萧红此生用才学，和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证明了她就是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
萧军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注定了萧红和他只可共患难但不可同富贵。来到上海后，经济上宽裕许多，事业上两人都有大进步，但两人的关系却时好时坏，阴晴不定。
萧军脾气暴躁，喝了酒之后，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对萧红家暴。
“什么跌伤了，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更要命的是，萧军身边从不缺乏仰慕他的女人，而他对于这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也几乎从不拒绝。
甚至萧红的一位朋友，趁着萧红远赴日本期间，和萧军发生过一段热恋，还为萧军堕过胎。
而且同为作家，萧军很自负，觉得自己才华高于萧红，对萧红那种“碎碎叨叨女人写的东西”，不大看得上眼。
但鲁迅、胡风等文艺圈内的很多大咖，都特别欣赏萧红，萧军其实非常不服气，免不了逮着机会要讥嘲一番。
萧红受不了家暴、不忠、讥笑，但想起往日萧军对她的种种情义，一时半会又丢不开这份深厚的感情。
然而动荡的时局，没有容许萧红花太多的时间考虑情感问题。
在山西临汾，日军将要逼近的危难时刻，萧红和萧军两人的情感，终于要走到尽头。
“你这简直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一个作家去逞什么强打什么游击？”
萧红目睹过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景象，也曾愤怒地拿起笔来，以笔为武器，写文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但她觉得抗日要“各尽所能”，作家写好文章，就是对抗日大的贡献。
于是，临汾车站，萧军送梨告别，二萧就此分手，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葛浩文评价萧红说，在多年的艰苦生活中，萧红已经培养出了强烈的女权思想倾向。
萧红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会只是个永远站在男人身后，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端木蕻良也是东北作家，但与萧军不同，他出身富贵，性格温暖细腻，而且自从认识萧红之后，就一直很仰慕她的才学。
但苦于萧军是他的朋友，一直不敢越雷池半步，剖明心迹。而如今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却坚持要给萧红一个名分，这让萧红感动得热泪盈眶。
尽管端木的家人十分反对，二人的婚礼，仍照常在武昌举行。萧红虽然大着肚子，但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礼服，容光焕发，和文质彬彬的端木，看起来十分般配。
“我和端木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相互谅解、爱护、体贴。”
而也正如她所愿，和端木结婚后，再没有那么多无聊的争吵，萧红获得了一方清宁，也进入了她创作的第二春。
端木虽然性格温和，但有些公子哥的脾性，少了些担当，大小家务都不会做，因此全落在萧红身上。
日军向武汉进攻时，萧红和端木只买到一张逃去重庆的船票。
“要是我走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然后，端木真的就自个儿先走了，把大着肚子的萧红留在了兵荒马乱的武汉。
当她后来逃离武汉，来到重庆，产下男婴，孩子却也夭折了。
萧红因为早些年挨饿和生育，落下了不少病根，身体一直很差，家庭和事业还要两手挑，难免感觉到身心俱疲。
“她和D（指端木）同居的时候，怕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很疲乏了。”
然而，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坎坷，萧红从需要被男人拯救的弱质女流，摇身变成坚强勇敢的独立女性，她倔强地撑起了这片属于她自己的天空。
萧红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她的《马伯乐》却还没来得及写完。
1942年1月，萧红被庸医误诊为喉癌，开了刀，没见好转，但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在她生命最后的44天，她的丈夫端木蕻良经常不见踪影，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叫骆宾基的年轻人。
祖父、鲁迅先生都已经先她而去，汪恩甲、萧军、端木都不在她身边。
短短31年的人生，面临着我们当代人不敢去细想的可怕困难，却活出了很多人几辈子才有的精彩。
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但在那个给女人套上紧箍的旧时代，尽管她一路走来，遍体鳞伤，却用她自强的意志、顽强的精神，为后世新时代的女性，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一份开拓勇者式的精气神！
在能够吃饱喝足的今天，在能求安稳生活不用颠沛流离的今天，在女人能够自由外出工作的今天，在女人能够自由婚恋的今天，在女人能够撑起半边天的今天，当代的女性相比于，民国时期那么多死于贫穷、战乱、饥饿的女性，无疑要活得更为幸福快乐。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当年那么多像萧红一样，尝试走出家门，反抗套在身上枷锁的勇敢女性，用一生试误，才换来了今天这个对女性相对开明的世界。
今天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小磨难，比起曾经萧红她们所经历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